一些学生以专门反对政府为荣，这其实恰恰是过去“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极端政治思维。而恰恰是这些学生，所依凭的知识，却都是从官方的教育得来，或者从英美最为高端的强势媒体得来，例如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对三年饥荒的推断，对伊拉克局势的分析等。

——《千夫所指-阅读札记》（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胡适说过一句话：“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五四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面对腐败专制、懦弱无能的北洋政府，干涉政治的责任就落在了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身上了，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面对社会变态、政治腐败，肩负起了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正是他们的奋起反抗，才激起了一波一波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使中国朝着伟大复兴的道路奋勇前进。

梁启超也在《少年中国说》里说出了铿锵有力的一句话：“少年强，则中国强。”所以中国社会的革新重担还是要靠中国的“少年”来挑的，那些朝气逢勃的青年学子，就是中国的“少年强”，他们才是革故鼎新，摧毁腐败专制的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所以每当中国社会走到腐败不堪、软弱无能的时候，总是他们放弃自己的学业，纷纷走上街头，发出抗拒的强音。虽然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他们的鲜血却给人们带来了前进的力量，因为“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二十多年前，也是同样的为了反对专制与独裁，五四的火种开始复燃，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发出了抗拒的声音，最终虽然是以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某些政客的顶子，但是五四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在如今的社会，腐败横行，官商勾结，官员鱼肉百姓。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现实，那些学生们虽然被剥夺了“上街”的权利，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对腐败分子的斥责，对官僚集团的揭露，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与讽刺，五四的精神在他们的骨子里生根发芽。

见到学生们的“嬉笑怒骂”，面对学生们的“匕首投枪”。一个人就坐不住了，他曾经也在二十多年前“走上了街头”，被撞得头破血流之后，五四的火种在他的心里就熄灭了，他“识时务者为俊杰”，毅然决然地“见风使舵”，走向了“五四”的反面，死心塌地地甘当一名“鹰犬”。他说那些批评政府的学生们是“以专门反对政府为荣”，意思就是说那些学生们是在作秀，以反对政府为时尚，他还说那些学生们是用一种极端的政治思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来反对政府的。

其实这位“狗腿子”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这句话是你极力崇拜的偶像的一句名言。在老毛的选集里有这么一篇文章《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这是1939年9月16日老毛和这三个媒体记者进行的一次访谈。在这篇“访谈”里，老毛就国民党“限制异党”政策的回击，老蒋虽然限制“异党”，但是对于汉奸汪精卫却不去“限制”，汪精卫提出了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老毛就对于汪精卫政权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老毛这里所指的“敌人”是指投靠日本破坏抗战的汪精卫政权。可是在这里我们的北大教授孔庆东却把它用在了那些批评政府的学生头上，他这里所指的“敌人”就是那些爱国学生所批评的“政府”。把学生批评政府上升到了“学生把政府当敌人”的高度，孔庆东真是居心不良，卑鄙无耻。

他还说那些反对政府的学生恰恰是受了政府的教育，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这些无知的学生真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你们所受的教育都是政府给的，你们不但不知道感恩，而且忘恩负义来批评政府这里不好，那里不对，你们还有良心吗？这就是一个专制集团的“乏走狗”的思维。他把那些批评政府的学生与政府划为“敌对势力”不说，他还意欲未尽，他把那些“少年强”们对文革的否定和三年饥荒的批判说成是他们受到了政府教育和外媒的蛊惑。其实每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人，都可以分析与判断，文革和三年大饥荒离开我们并不远，那些经历过的人们有很多还健在，他们的“现身说法”才是最可靠的“口述历史”，我们无需去想象与推断，我们的父辈们的“亲眼所见”，早已经“故乡相处流传”，也不需要被政府与外媒去灌输。只有那些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心想当奴才走狗的人，才会说出如此不经大脑的“弱智”的话来。孔庆东一面充当统治者的马前卒与吹鼓手，一面为那些暴力的文革招魂，同时还要为那“十年浩劫”涂脂抹粉，他的“脑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疯狂地步，不知是谁给他注射了一剂“脑残针”！

四大名捕

2013年6月20日

于汉水河畔　书林隐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