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和”天下（一）

——从“知行”与“行知”的有机统一来看“内修圣人之道”

（一）

《论语》第一章（学而）是全文的四总纲之一，讲的是如何做好“修身养性”的“学问”功夫。说白一点，就是一个人要想入世有所作为，就必须先修炼内功。内功如何才能修炼纯青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问题。于是《论语?学而》要求世人通过“知行”（即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学而时习之”）和“行知”（即先学会做人做事然后集中精力读好书——“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有机结合，以磨砺到圣人境界，而“志于仁矣”。如果一个人的内功真正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圣人境界，那么你就可以轻松自如胸有成竹地走入滚滚红尘，自强不息地去践行“仁者爱人”之道而建功立业，张扬个性而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了。

无庸讳言，中国儒学之最原始精髓，就是孔子及其弟子“一以贯之”的“仁”的民族精神。我这里强调了孔子的弟子，因为孔子儒学离不开他的弟子，而且有相当多的成分包涵着众多弟子的思想精华在内，就像我们今天讲“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chan*]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样。《论语?学而》高屋建瓴地从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两个层面提出了古代圣人对修养内功的总要求，我们可以用两句话作概括：一是如何学习圣人之道，二是如何践行圣人之道。主要内容是从五个方面进行阐释的：一是提出个人修养的总目标；二是提出如何进行个人修养的方式与方法；三是提出个人修养的总原则；四是提出个人修养的态度；五是提出个人修养的具体任务。

（二）

第一，个人修养的总目标。《论语?学而》要求世人以圣人的最高道德修养作为标准进行修炼，从而达到“仁”的最高境界。这个“仁”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合乎圣人标准的“仁爱”之人，然后由己及人而去教化世人感化世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尤其是要去感化去教化那些不符合基本道德标准的甚至是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使之“民德归厚矣”，然后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也就是《论语?宪问》中孔子所说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就是：爱己－爱人（爱一切人）－爱天下（天下大同），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仁者爱人”精神。其实这与佛学的修道功夫是一个道理：“佛”的智慧修养标准是：觉己－觉人－功德圆满。觉己就是通过修炼让自己悟道（成为罗汉），觉人就是指自己悟道后再去超度世人（超度世间一切好人坏人穷人富人）从而达到菩萨的境界，功德圆满就是指从菩萨境界再进一步修道而成佛。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儒道的“仁爱”精神与佛道的“慈悲”为怀原来是一个道理，这也是后来佛学家们解经时经常用儒家思想阐释佛教法门经义的原因（其实中国古代自唐宋始就有二程陆朱之学派门人也经常用佛教原理来解释儒学）。所以后来孔子的弟子曾子在《大学》一书中就从孔子“仁爱”的角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爱己），在亲民（爱人），止于至善（至于仁矣）”，实际上就是对孔子“仁”的修养理念的扩展和发挥。

（三）

第二，个人修养的方式与方法。这一章从两个层面来论述修养的方式与方法。第一个层面是前1-5节，提出“学而时习之”的基本方法，即注重先学传统知识和传统技能再适时地到实践中去运用充实；第二个层面从6-16小节，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学习总纲，即注重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并完善自我。我想从《论语?学而》的这两个层面中提炼出四个字来进行概括，即“知行”和“行知”（在先秦文学中，“学习”这个词语很少连用，因为古代的“学习”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词，即“学”与“习”，也就是读书与实践），来看孔门学派是如何要求世人正确处理读书与实践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先看“知行”二字，即“先知而后行”，也就是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之意。首先认真学习先祖们总结出来的传统文化、哲人智慧和传统的生活技艺，并及时地把这些传统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技巧扎扎实实地拿到实际生活中去践行去检验。说具体一点，就是孔子要求他的学生必须认真学习他整理编辑的传统文化典籍“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和传统技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然后运用到生活实际中去认真履行修炼，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救时治弊服务社会的有用人才。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第一个层面。这一原理，今天仍然被我国今天大中小学所继承和运用。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再到参加工作，完全是遵循“先知而后行”的程序进行的，只是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习传统国学精华的时间和份量的比重似乎太少了一点而已。当然，这里要注意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无论古代还是今天大中小学的这种“先知后行”的学习方式，只能领取走向社会生活的一块敲门砖而已，决不可作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标准。因为一个人的真正学问不在“学而时习之”，而在于将“学而时习之”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有机地结合起来。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鲁国孔子门下之三千弟子，还是齐国“稷下学宫”之百家名流，无论是两汉太学立“五经博士”而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还是自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取士，都是遵循“学而优则仕”的准则而入世的。即或是入仕了，也未必实授官职，如明清时期状元进士一旦被录用后，也一定要到翰林院当庶吉士（相当于今天到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再经过几年的磨砺后朝庭才因才录用或外放地方任官。

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有这样一条定律：大凡从学校直接走出来的学生，并非像我们所期盼甚至像古代戏剧中“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那等威赫和立竿见影，要知道，哪怕是头名状元，也不一定都是有用之材。如果我们粗略统计一下，从隋唐到明清638名状元中，除晚明时期的周延儒一个人侥幸进入内阁任内阁首辅外，基本上没有人能在宰相权位上工作的。周延儒虽然进入内阁，但最后还是被皇帝杀了。成千上万的进士中，解缙是第一个被大明天子朱棣选拔进入内阁的大才子，应该是无上荣耀了，可好日子不长，最后也是以“无人臣礼”下狱被杀而死不瞑目。周延儒因贪腐被皇帝所杀，解缙因失言为奸臣所害，究其原因，二人之死归于一宗，即虽熟读圣人之书经，然则内修与外用之道尚不娴熟故耳（即没有达到圣人所要求的“仁”的境界）。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古代状元进士中，鹤立鸡群者有之，而其中大多数并不见得有十分显赫的成就和功名。有的甚至还不如没有状元进士的朱卖臣杨士奇谭嗣同等仁人志士而流芳千古。古代如此，现今亦然。如今中国北大清华等全国高等院校之学子，理所当然都应该是中国当代之骄子，事实上他们中大多数的确为我中华之崛起而撑起了蓝天，建造了伟业。但其中亦有不如人意者，令人寒心。某县一清华核物理研究生q××，因其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成绩之优秀而令乡里乡亲侥首以待，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出类拔萃的高才生，而今却在某县一部门单位当电脑维修员，也算得上是因才就业了。何哉？学业虽优而修德处世欠厚故也。所以“学而时习之”只是孔门教育的第一步，只是做学问的开始，它永远不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价值与取向。而真正的学问则来自“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孔门教育思想的第二个层面，也是几千年来祖祖辈辈的哲人们在践行孔儒教育思想理论的漫长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历史常识。

孔门教育思想的第二个层面也可以用“行知”二字概括，即“先行而后知”，也就是本章第6节所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修炼“做学问”的真本事。那么什么叫做“做学问”呢？“学问”并不是像修佛道的居士比丘们参禅静坐空心空念以求悟道一样，学生在教室里“参禅”是悟不了道的，也不是书本知识学好了成绩优秀论文优秀，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学位证书拿到手了，就可以说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不是“学问”的全部含义。真正的“学问”包含三个方面：会做人（为人处世孝悌忠恕仁爱）－会做事（技能技巧精湛娴熟）－会读书（温故而知新——学习传统知识并能预知未来人和事物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要想“读万卷书”，那么就必须先“行万里路”，用我国现代教育家陶行知的话说：“生活即学习”，“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就叫“做学问”。通过这些修炼，这三个方面全部做好了，你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地道道的有“学问”的人了。古代封建教育有一个名词，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是要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叫“洒扫应对进退”之学，出自于《论语?子张》这一章，是孔子学生子夏的教育理念。意思是先从生活中最基本的的劳动教育入手，以养成清洁整齐的良好习惯，然后进行待人接物入世进退方面的礼仪教育，这就是对“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最好栓释。所以《论语?学而》篇中特别强调“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清代教育家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方法，就根据这句话写成了一本书《弟子规》，来作为青少年的启蒙读物，可想“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对于学生的品德培养和学生健康成长是何等的重要。无疑，这是孔子最耐人寻味的而且是万世不可改变的教育理念，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尤其重要。这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中枢。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有一个至高点，就是“五育（德智体美劳）并举，德育为先”，这实际上就是对《论语?学而》章的“孝弟信爱仁”品德修养的弘扬。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想把一个人培养成“内修圣人之道”（知书达礼德才兼备技艺精湛）的有用人才，就必须把“知行”与“行知”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即不可只取其一而云“知行合一”或者只云“行知合一”，这都叫走极端了，必须做到“知行”与“行知”两个修养程序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是针对青少年学习成长而言的，而且是针对每一个人一生的成长与社会实践而言的。为此，孔子学生子夏又从成人继续教育的角度在《论语?子张》篇中进行了十分直白地描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就是讲一个人的一生的终身教育必须有两个阶段：一是社会历练十分出色了（即为人处事都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赞誉，省长县长都当好了，公务员也当好了），但还必须要加紧时间（我们今天讲利用三余），严肃认真地去读书学习不断充电，进一步完善自我以求“至善”，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即学无止境。这一点我们今天要特别引起高度重视：2500多年前的《论语》就明确告诫我们“习”（社会实践）与“学”是终身相伴而不分离的；同时，“学而优”者（指“学问”修炼到了家的人），则一定能够胜任齐家治世的重任而且也会积极入世去建功立业造福于民，从而努力创建一个风调雨顺的大同世界。因为孔子儒学的核心就是教化世人必须以天下为己任，这正是内修圣人之道的真正目的之所在。所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就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双刃剑。这与佛教精神绝然相反。因为佛教的精神实质就是规劝世人出世修行脱离人间“苦海”而达到“涅槃”之境界（般若波罗蜜多）。当然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我们今天世人修身治世，则往往把儒释道三家结合在一起，以佛养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这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自唐朝开始融合起传承至今的巨大文化瑰宝和精神财富，也是社会进步的彰显。

我们过去往往只谈孔子的“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八字方针，也只谈“学而时习”的学习方法，却很少谈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样伟大高深万世不可更改的教育理念，这是我们有愧于老祖宗传统文化精髓的，尤其有愧于中国传统儒学的创始人孔老夫子。而这种取其一而传之世人的罪过，却“得益”于宋明两朝朱熹标榜其以“义理”解释儒道之“先知后行”的理学和王守仁宣扬其“知行合一”的心学理论，这是他们对孔孟儒学的一知半解或者说是故意歪曲而造成的。但要特别注意一点，我们今天虽然不赞成朱熹以“天命天理”唯上的理学思想，但他在“洒扫应对进退”之学上是极力推崇的。如朱熹《大学章句》序中写道：“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说得何其明白！如果我们别开朱熹用唯心主义的理学观点注解儒家经典的《四书集注》等而遗害中国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一千多年这件事不谈，专就“洒扫应对”教育这一层面上讲，朱熹对弘扬中国孔门儒学的教育思想还是有一定贡献的。清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根据《论语?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节文字，编纂成《训蒙文》，之后，清贾存仁重新整理并改名为《弟子规》，以为启蒙读本而教化世人，到这时“洒扫应对之学”进一步引起世人高度重视。但随着清帝退位，民国当道，列强割据，倭寇横行，连年战乱，中国传统儒学濒临失传之厄境，实乃民族之不幸。

细想起来，我们今天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之所以有许多不成功，或者严格意义上说有许多盲区，至少可以说是一种畸形教育，其原因就在于传统儒学（尤其是“洒扫应对”之学）在打倒“孔家店”的战火硝烟中、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中、乃至于在改革开放西学横流的时代潮流中“惨然退隐”历史舞台，中国国粹文化教育除在台湾香港等地尚有较大力度的传承外，在我们大陆的家庭里学校教室里高考试卷里大学校园里，尽管还能寻觅到些许为了保全国人面子的蛛丝马迹，但远不及外语教学所占据中国小学中学大学学生近三分之一时间的豪气与青睐。我时常扪心自问，国家省市制定的课时计划，为什么英语教学和国文教学的课时非要安排得一样多呢（基本上每周都开4-6节）？难道是担心外语课时安排少了会得罪“战略伙伴”么？难道作为一种语言交流阅读工具的外语，其学习任务竟然比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精华之内涵还要多还更重要！如果说把英语和中文两种语言作为语言文字教学安排相同课时，另外在中国国学方面再增加更多份量的国语阅读欣赏写作课时（包括自然社会科学等），似乎还有一点像是中国人在设计中国的课堂教学了。可令人遗憾的是，从小学初高中到大学就是找不出他们的差距来，尤其到了大学，不说文科类，理科类学生几乎把国学文化扔之墙角，整天捧着英语考出国，学习洋文化洋得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甚至有的人连祖宗的方块字都不会写了），试想在平常时日里，我们还能有多少时候能够听到2500年前那犹在耳际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我们老祖宗那用血汗和智慧凝成的熟悉而陌生的声音呢？从而导致今天的中小学生乃至大学生，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学生（包括有严重社会问题的留守学生），至少有60%以上的青少年，无礼无知不学不做，整天就在学校里耗时间，花父母的血汗钱而不知羞愧，基本不懂做人做事又根本不愿意学做人学做事，自然更不会读书，智能低下却沾沾自喜，心比天高却无视一切。一少部分考上大学的人流中，偶尔几个出类拔萃者上了北大清华，毕业后不是去了美国，就是去了英国，想要回来真的好难。最不会读书也不会做人的孩子，或许因为爹妈有钱，如是到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甚至新西兰去掏上两年三年金，买了一张外国凭证回国了，笑傲世人曰“我是洋学生归国”！地方政府部门还得像宝贝似的给以好的工作岗位。中国当今教育之弊日深矣，国人能无忧患乎？

我想，造成当今社会教育的这种畸形局面，原因应在于没有遵循属于教育自然本性的“洒扫应对进退”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教育方针而导致的，尤其是没有很好地继承与弘扬孔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忧乐”价值观。说句不应该说的话，也许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有必要切实加强对学生进行“忠君爱国”“义重如山”的国民思想教育。虽然我们反对董仲舒“君为臣纲”的愚忠，但一定要提倡岳飞文天祥之国家大义与民族气节，一定要培养青少年“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忠君爱国之雄心与霸气。然而让国人更为遗憾者，我国今天教育之最大隐患，莫过于幼儿教育的急功近利。无论城市乡村，家长的育儿理念虽然有教幼儿如何学会做人做事，如何快乐地生活学习知书达礼，但却急于求成地非得要两岁半学英语，三岁半学钢琴，四负半学拉丁，五岁半入校门等等，把真正让孩子快乐成长的“洒扫应对之学”丢之脑后，为的就是将来去美国英国拿那张光宗耀祖的学位证书，至于如何立人立身立世爱己爱家爱国，那就免谈了。如果做个细心人，把每一个家庭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大凡重视教育之家（特别是富有之家），家里面都有一那张排得满满的幼儿家教时间表和学校语数外课程表，十分霸气地彰显着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国新课程改革后那摧枯拉朽的时代教育大潮的澎湃汹涌。西方太阳红月亮圆的魔力激励着“亿”万学子前赴后继而“洋”焉，国人自然也就与时俱进而普世价值观了。其实，这是中国有些人爱走极端或者说根本不懂世界各国教育真实状况而盲目崇拜所造成的。我这里不妨引用美国当代世界著名历史学家对美国教育和文化影响下社会的健康指数的一段描写，来看看美国思想教育文化是一个什么概念。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全球通史》一书中写道：“福特罕姆大学的年报《社会健康指数》……这个报告以人口普查数据对青少年自杀、失业、吸毒、高中缀学率以及是否能够得到供得起的住房等统计数据为基础，检测了美国社会的健康程度。这个指数从1970年的75下降到1991年的36。该年报的主任用了‘糟糕可怕’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个结果。”这段话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社会的健康指数是“糟糕可怕”的，其教育在某些方面也理所当然是失败的（事实上美国近年来“青少年自杀、失业、吸毒、高中缀学率”远远高出中国乃至世界许多发达国家），这是目前美国教育不可回避的现状（当然应该肯定美国目前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方向是具有前瞻性的，是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

目前，农村留守学生的问题就更加突出：爸爸妈妈外出务工，爷爷奶奶在家带孙，只要孙子孙女不闹，如何管得四书五经！所以这一批青少年的成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堪为国人揪心。在他们身上，既看不到城里孩子身上的清高与傲气，也看不到农村孩子的质朴与憨厚。君不见：风声雨声打闹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无心。甚至有不少的学校，为了提升考取重点学校的比率，连音乐体育写字美术国防教育道德教育乃至自然学科常识（如《地域文化常识》等）都少开或者不开，以语数外物理化取而代之，这已经成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不成文的公开秘密。因此相当一部分学生，自幼儿园起，到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其孝悌忠恕宽厚仁爱之心几乎空白，“六艺”之学更是茫然，从而形成了他们“入则忧（回到家里就没有了欢乐），出则泄（走出家门就想发泄），无诚信，泛恨众，而任性。行（散漫）有余力，则以吻网（恋爱上网）”这种畸形且十分自私而不可理喻的人生价值观。我在想，要是孔老夫子今天在世，见到如此弟子，又应该如何“因材施教”呢？其实这与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笔下的美国学校现状（除自杀枪杀罕见外）是有相似之处的。

记得有人说过：学生学习不好是次品，身体不好是废品，心理不健康是危险品。说明当今教育之危机于世人而言已然于心而且牵肠挂肚。记得某县在25年前考上了一位少年大学生（13岁）魏××，此神童在湘谭大学读四年书，母亲不得不（had　to）陪读四年，因为这个魏××神童是从小就不会洗澡不会洗衣不会做饭的神童，大学毕业了，连自己的正常起居都不会料理，还天天要老妈帮他洗澡做饭，不说为人处世应对进退之学全无，又何曾想过家事国事天下事？试想会有哪个单位会要这样个宝贝天才去工作去创造财富呢？大学毕业后在家被父母养了三年后，上海一家老板（家长的亲戚）先叫他到一家餐馆专门学了三年做洗碗之类的杂务事，之后确得基本可以生活自立了，再给了他一个合适的工作。这实际上就是给他补上了目前中国家庭教育甚至部分学校教育里所缺少的“洒扫应对”的处世进退之课程，这位神童才有了尝试生活和工作的机会。这就充分说明社会生活与品德修养的重要。读死书死读书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被宋庆龄毛泽东所推崇的陶行知，在中国抗战的熔炉中真正悟到了这点，才毅然把自己推崇朱熹“先知后行”（故取名“知行”）的教育思想彻底改变过来，从而提倡“生活即学习”“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全新教育思想观。非但如此，还把自己的名字“知行”改成“行知”，就是告诉世人：立人立德立于世比读死书更加重要。因此2500多年前，孔圣人就郑重其事地告诫世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正人君子的修养不在于安居温饱，而在于敏事慎言而就正道，这就是“好学”。孔老夫子的掌门弟子子夏也在孔子死后传授孔门学问时再三强调：“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在子夏的眼里，只有敬重圣贤，孝敬父母，忠诚事君，忠信交友，这就是做学问。为人处世的道德文章做好了，立人立身立稳了，学问也就水到渠成了。也就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学校教育的“学而时习之”是做学问内修“仁者爱人”之圣人之道的入门功课，而“行有余力”“仕而优”者“则以学文”，这才是真学问。（待续）

2013年6月17日凌晨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