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人凤　(1911～1973.6.8)原名李本厚，临淄县(今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南卧石村人，清河、渤海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1981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黎玉、霍士廉、景晓村、王毅之的署名文章《党的忠诚战士李人凤》，深切缅怀李人凤，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本厚翰苑之才，文思隽永劲丽，秉内慧外朴之质，赋持重谦虚之性，……好学进步较快，前途不可限量。”这是李人凤幼年在广饶县封庙小学读书时，老师对他的赞语。

早期革命生涯

1929年，李人凤考入山东省立第四师范读书，在这里他受教于进步教师马石庵(即马千里)，由之接触了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萌发了革命救国的夙愿。他参加了共[chan*]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四师“左联”的支部书记和学生自治会会长。他通过自治会组织工农夜校，读书会，讲演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1931年清明节，他作为马石庵的助手随同去济南出席了山东省“左联”会议。返回四师后李人凤积极领导学生运动的爱国活动。招致了国民党益都县当局的注视。1932年秋，他被迫离校到临淄县立第一小学教书。年底，国民党又通令缉捕，他只得避匿农村亲戚家。1933年冬，为了寻找革命出路，经友好同学王景陈介绍，去西安杨虎城部任军需员。次年，回临淄先后任县立第一小学教师，临淄县第二小学校长。李人凤学识渊博，教学有方，深受师生爱戴；在社会上，他急公好义，遇事敢任，所以也团结了校外大批知名人士。在教学、治校百忙中，他主编《临淄周报》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致力。

打响清河平原抗日第一枪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人凤响应我党积极组织抗日武装的号召，以西关小学为基地，与共[chan*]党员李曦晨、陈梅川、崔栋生等人组织了临淄人民第一支抗日武装－－临淄县“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　同年10月，日寇侵入山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xi]韩复榘不战而逃。

1938年1月5日，他率领这支诞生不久的年轻队伍，奔赴胶济路沿线迎击日寇，在辛店车站以西矮槐树村附近胜利地伏击了沿胶济铁路东进的日军先遣分队，击毙小队长吉田滕太郎，缴获军旗、枪枝、望远镜等许多战利品，这次战斗是日寇侵入山东境内后在胶济线上遭到的第一次打击，打响了清河平原抗日第一枪，揭开了清河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李人凤带领的这支部队被编入临淄县国民革命军冀鲁别动纵队第二梯队第三大队（通称“第三大队”），并由他担任大队长。为了扫除抗日道路上的障碍，他果断地解除了冀鲁别动纵队第二梯队司令部的武装，赶走了司令王尚志。

1938年1月24日晚，由共[chan*]党员延春城、任圣符、吕乙亭、吕致斋、王兆津在广饶县组织成立的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九支队准备赶赴后屯村伏击日军。途中，当过土匪的三名队员声言退出队伍，并拉一伙人携枪返回延集村，致使伏击未成。面对这种情况，第九支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头去临淄第三大队和寿光第八支队求援，从速处置叛乱分子，把枪夺回来。李人凤闻讯后，亲自带领150余人，远路奔袭，赶至延集村，于1月30日也是农历除夕之夜将叛乱分子包围，一网打尽。此后，吕乙亭、任圣符、延子余等多人被派往到第三大队工作，进一步加强了这支队伍内党的领导。

1938年4月，李人凤由杨涤生、李曦晨介绍，加入中国共[chan*]党。

转战淄博山区和清河平原

1938年7月7日，李人凤领导的抗日武装，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十团，李人凤任团长。在三支队政委霍士廉，副司令杨国夫员率领的八团和特务团策应下，李人凤指挥十团向盘踞临淄城的陈瑞符发起进攻。全体干部战士奋勇争先，经数日激战和政治攻势，攻克临淄城，歼灭陈部600余众。在战斗中，十团迅速发展壮大，很快拥有了三个基干营和特务连、炮兵连、骑兵连以及医院、兵工厂、军服厂等后勤部门，成为三支队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主力团队之一。十团转战于淄博山区和清河平原累立战功。他亲自指挥的岳家庄伏击战和胶济铁路破袭战(淄河店至普通一段)都给日军以重大杀伤。

1938年10月，十团驻扎苇子河一带。国民党山东保安十五旅、十六旅、二十四旅及八旅，共一万之众，四路进兵，以假道苇子河收复临淄城为名，欲图消灭十团。李人凤洞察其奸，临危不惧。一面严阵以待，一面正告对方：“贵部果然抗日，无任欢迎，且将率部相助。临淄境内不乏通城大道，何止碍于苇河?如欲制造反共内战，苇河虽小，尚可一战!”保安各旅知不可犯，只好相率散去。

1939年，李人凤参加当地著名的刘家井战斗，不久，被任命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副司令员，同司令员杨国夫、政治委员霍士廉等一起战斗在广阔的清河平原上。

1940年5月5日，清河地区参议会、清河地区行政专员公署成立大会在广饶、临淄两县边界处的李璩村（今属东营市广饶县）隆重举行，历城、邹平、齐东、章丘、长山、桓台、临淄、高苑、博兴、蒲台、青城、益寿、寿光、广饶等14个县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清河地区第一届参议会，景晓村任议长，李人凤、孙鸣岗任副议长。同时成立清河地区行政专员公署，李人凤任专员，伏伯言（王兴国）任副专员。清河地区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对于利用政权的力量推动抗战各项工作的开展，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清河地区行政专署的建立，标志着清河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1940年，清河区党委决定把小清河以北，黄河下游的大片荒原建成丰衣足食的巩固后方。李人凤带领土地局的同志，动员从外地涌入清河区的灾民到垦区安家，从事生产，由抗日民主政府发放贷款，贷给耕牛、农具，供给口粮和种子，并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垦区土地管理办法》、《垦区公田垦殖暂行办法》等法规，为解决垦区土地纠纷，调整阶级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经过几年努力，开垦了大面积荒地，夺取了粮棉丰收，保证了军需民用。

收编“撸叶子”

垦区抗日根据地刚刚开辟时，这里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为肃清匪患，团结抗战，李人凤委派垦区民主人士刘翰卿到垦区最大的一股土匪“撸叶子”处游说匪首耿文俊，接受改编，参加抗战。摄于八路军的军威及刘翰卿的情面，耿文俊答应接受招安，但提出了许多条件，主要是不能把他的人拆散另行改编，并且仍归他指挥。行署答应了他的要求。不久，在刘家屋子西南的荆条林里，李人凤亲自带领行署警卫队去收编了“撸叶子”的人马。

收编后，“撸叶子”的队伍被编为清河军区司令部特务大队，由“撸叶子”任大队长。但“撸叶子”一伙仍匪性难改，继续作恶，为害群众。甚至打着八路军的旗号敲榨老百姓，奸淫掳掠。“撸叶子”一伙的罪恶行径引起垦区军民的强烈愤慨，再容许他们呆在革命队伍里将严重影响我军的光辉形象。鉴于这些土匪匪性难改，随时都有叛变投敌的可能，而我行署及军区后勤机关都分布在八大组一带，“撸叶子”的人非常了解底细，留着这帮土匪，将来必然是一大祸害。清河军区及清河行署的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采取果断措施，除掉这些败类。经过李人凤等人周密策划，一个智擒“撸叶子”，收缴土匪武器的计划终于形成了。

一天下午，行署主任李人凤派人通知“撸叶子”，要给他的特务大队统一更换服装，并照新装集体相。还让刘翰卿将“撸叶子”请到教导营的北屋里，由李人凤、刘翰卿及行署警卫队长徐宗乐、副队长孟兆宽陪着喝酒。“撸叶子”的人则与教导营及行署警卫队的官兵一起在操场上操练，等候与首长一起照相。接近中午时分，布置在外面的人进屋报告，换装、照相已准备完毕，请首长一起去照相。李人凤、刘翰卿即起身往外走，“撸叶子”紧随其后。刚走进院子，操场上吹起了接官号，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孟兆宽抡起手枪柄将“撸叶子”打倒在地，并与徐宗乐一起扑上去将其捆了起来。与此同时，操场上的教导营和警卫队官兵一起迅速果断地将“撸叶子”的近200名匪众全部缴械。“撸叶子”被捆绑到操场上，李人凤代表军区和行署向被缴械的土匪讲话，让他们从此改恶从善，否则严惩不贷。愿留下者，欢迎留下参加八路军，但从今以后必须严守革命军队的纪律，不准漫无组织纪律，欺压百姓；不愿留下者，发给路费，准许回家。在李人凤亲自指挥下，恶贯满盈的“撸叶子”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长期气焰嚣张、为害一方的“撸叶子”匪众被彻底铲除，对其他土匪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他们或弃暗投明，或洗心革面，或插枪隐蔽，或金盆洗手。从此，渤海垦区几十年难以根治的匪患彻底解除。

行政公署主任

随着垦区的解放河口区反顽斗争的节节胜利，清河区抗日根据地面积空前扩大，形成了西至周（村）青（城）公路，东至博（兴）蒲（台）公路，横跨小清河南北、直至鲁北沿海和黄河入海口的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底，全区17个县已建立12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地面积发展到5000多平方公里，有人口109.9万，成为当时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六大战略区之一。1940年12月，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改为行政主任公署，李人凤任主任。从此，李人凤转做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

1942年6月，清河行署在八大组召开了垦区土地工作会议。李人凤作《垦区土地问题》报告，全面分析了垦区土地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新区老区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垦区土地分配政策和组织安垦办法。经过几年努力，垦区军民开垦了大面积荒地，夺取了粮棉丰收，保证了军需民用，度过了1941年至1943年的困难时期，还支援兄弟地区度荒。因此，受到山东分局的表扬。

1943年11月，日本侵略者集中两万多日伪军，在骑兵、炮兵和飞机的配合下，对清河区进行了为期21天的拉网式大“扫荡”。李人凤率行署部分干部和警卫战士在八大组一带与敌人接火时被冲散，后由一个主力连接替了警卫任务。李人凤带领这百余人，经过3天急行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昌邑县北部与清东军分区部队会合后，与占据昌邑城的敌人打了一仗。晚上，李人凤同军分区司令员赵寄舟、政委岳拙园、副司令员石潇江等研究转移问题。有的同志主张西进，穿过潍县、寿光，到益都北部阳河一带。李人凤经过认真分析形势，力排众议，果断命令部队连夜破冰东渡胶河。第二天日伪军5000余人在胶河以西开始进行“梳篦”式大“清剿”。由于我军及时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1944年1月，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成立渤海区。3月1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决定，将清河区行政公署与冀鲁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合并为渤海区行政公署，刘其人兼任行署主任，李人凤任行署副主任。渤海区北及沧(州)、(天)津，东临渤海，西接津浦线，南靠胶济铁路，幅员辽阔，人口1000多万，是我党当时在山东的重要根据地。李人凤是创建渤海根据地政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任渤海行署主任期间，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消除匪患，挖掘抗日沟，建设交通网。日军扫荡时，他动员群众埋粮、填井、空室清野，有力地配合部队赢得了历次反扫荡的胜利。

1945年9月下旬，中央军委电令渤海军区，先组建一个独立师，经热河古北口直接开往东北。渤海行署主任、渤海军区副政委刘其人作为独立师领导人之一，带领部队挺进东北，李人凤代理行署主任。1946年11月，李人凤任行署主任。

大生产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李人凤领导渤海区人民正确地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组织群众垦荒、灭蝗、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通过各种渠道发展工商业，繁荣渤海区的经济。李人凤非常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人民群众的丰衣足食呕心沥血。他大力抓了财政金融工作，发行北海币，建立税收制度。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日用工业品十分缺乏。在李人凤的关心和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一些生产军需民用产品的小型工厂和手工业。同时，本着“灰色”、“隐蔽”的方针，办起纺织、盐业、渔业、造纸、油坊等合作社事业。这些合作社的兴建，促进了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商品交流，增加了农民收入，发展了根据地经济。渤海沿海地区盛产食盐，但在敌人的封锁下，大批食盐积压，而敌占区人民却忍痛买奸商的高价盐吃。根据地的一些盐业合作社由于资金短缺，无力运销。李人凤了解这一情况后，毅然批准盐业合作社赊销食盐，使敌占区的人民吃上了廉价食盐。根据地用销盐获得的伪钞，从敌占区换回了大量急需物资和生活用品，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

垦区解放前，土地状况相当复杂，民地、照地、公地、皂地、所有权地、计口授田等名目繁多。有契无地、有地无契、地照不符、黑地等现象非常严重。司照、省照、县照、承垦单、承垦证书、试垦证书、所有权证书、迁移照、飞照等重复压盖。地权不清，证照混乱，使土地纠纷成为垦区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我党解放垦区后，大批抗属、工属、难民、灾民进入垦区，劳动人口骤增。同时，面对日伪的“蚕食”、“分割”，抗日军民生存面临着严重困难，急需解放区的物资支援。尽快搞好安垦，成为垦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李人凤领导大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制定了《垦区土地管理办法》、《垦区公田垦殖暂行办法》等法规，为解决垦区土地纠纷，调整阶级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

飞蝗，一直都是渤海湾地区一种危害性极强的农业害虫。在利津、广饶等县的地方史料里多有“蝗虫成灾，岁大饥”、“蝗蝻为害，海滩淤地尤甚”、“连三岁蝗虫，灾重”、“蝗虫严重，粮田减产四成”等记载。清河（渤海）根据地一直把灭蝗作为组织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任务，行署专门成立了灭蝗指挥部，由李人凤亲自担任指挥，每年都要带领军民灭蝗保粮、蝗口夺粮。从1943年到1945年，每到春夏之交，都有10万灭蝗大军“远征荆荒，消灭蝗源”。最多的时候，参加灭蝗的党政军群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群众达36万人。在渤海行署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带领下，抗日军民累计开挖扑蝗沟2000余公里，年捕捉蝗蝻50余万公斤，保护禾苗数百万亩，取得了灭蝗保苗的一次次胜利，确保了粮食稳产。

掀起参军支前热潮

他还领导各级政府动员青年参军，组织民工支援前线渤海区的参军支前工作成绩显著，曾受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表扬，这是与李人凤出色的工作分不开的。1946年起，李人凤兼任渤海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领导各级政府在全区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在土地改革运动推动下，渤海区有16.6万多名青年参加人民军队，组建了28个新兵团，补充了华东野战军主力和地方部队。同时，全区出动民工达82万人次，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奔赴前线，将后方生产的粮食、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各个战场，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参与领导黄河归故正义斗争

1946年至1947年间，李人凤直接参与领导了渤海区人民在黄河归故问题上的正义斗争。

4月7日，解放区代表与黄河水利委员会代表签订了《开封协议》，商定堵口，复堤两项工程同时进行。随后，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堵口工程局局长赵守钰，总工程师陶述曾，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筹备处主任孔令璇和“联总”代表、美籍顾问塔德等开始对黄河下游菏泽至入海口一段进行实地勘察和调查。4月11日晚，赵守钰等一行10人抵达利津县城。利津县人民政府予以热情接待，并转达了渤海区党委、行署对复河修堤的意见。之后，陶述曾、孔令璇等人又专程到渤海区行署机关驻地惠民，听取了李人凤主任关于堵口复堤工程问题的意见。李人凤提出复河修堤的四项意见：一是先复堤而后堵口，以免下游人民遭受灾害。二是黄河入海区（垦利县）过去无堤，此次修堤时应同时修筑新堤。三是垦利县于黄河故道处建立的200余个新村，及其他县河堤河床内新垦土地、房屋、居民损失皆应予补偿。四是为保证完成修堤浚河任务，渤海区人民必须有自己的代表参加治黄机构。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社会各界的正义呼声，瓦解了国民党反动派借口黄河归故水淹解放区的图谋，为军事斗争赢得了时间。

1947年冬，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鲁中南成为华东主要战区，渤海区成了华东战区的总后方，为支援华东战场，在人力和物力上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为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曾受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嘉奖。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正当李人凤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积极投身全国解放事业的时候，一场难以预料的劫难正向他逼近。　

遭迫害

1947年10月至1948年2月的“渤海区土地会议”上，康生大搞所谓“搬石头”运动，对渤海区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作了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对渤海区土改运动的成绩全盘否定，强加给渤海区党委所谓在土改运动中“坚持富农路线”，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和剿匪反特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等三项罪名。抛出所谓“渤海从行署正副主任到各处长都是地主成分。他们不仅思想上站在地主立场，而且大多数曾做过镇压农民、包庇地主、保护自己家庭为农民憎恨的罪恶”的论调。时任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惟我独尊、排斥异己，以反宗派之名，行宗派主义之实。为了打压长期在山东从事革命活动并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黎玉，饶漱石给黎玉和长期与黎玉一起在山东工作并主持渤海区工作的景晓村、李人凤等人扣上了“宗派主义”的帽子。甚至事先列出了“宗派集团”的名单。渤海区土地会议，错误地批判和处理了县级以上领导干部60多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李人凤首当其冲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除了共性的“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三顶帽子之外，作为地方行政一把手的李人凤还被指责其在任期间“一再加重人民负担”。有关历史资料显示，1947年春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鲁中南地区成为主要战场，渤海地区成为华东战场的大后方。这种客观形式下，兵员补充、物资供应、民工支前等确实给渤海人民增加了负担。但这些在当时形势下都是必要的和必须的，也是我党广泛动员宣传下，渤海区人民群众觉悟空前高涨，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结果。当年2月，渤海人民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莱芜战役。4月、5月，华东军区机关、学校、医院、直属部队甚至苏北、鲁南撤离的干部群众还有国民党俘虏共40万人北渡黄河进入渤海区9个县，都需要渤海人民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8月中旬，以渤海子弟兵为主体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完成梁山阻击战后北渡黄河，渤海人民给自己的子弟兵恢复了实力。8月下旬，粟裕率领王必成的六纵队借道渤海南下鲁西南，渤海人民保障了他们过路。11月，渤海教导旅开赴山西改为独立六旅，补充了中原突围损失严重的王震的西北二纵队。此外，渤海人民还支援了华野西进的陈唐兵团。仅征粮一项，就由1946年的1.45亿公斤上升到1947年的3亿公斤，占到了总产量的35%。1947年是黄河复堤抢险的关键年，为粉碎国民党水淹解放区的阴谋，渤海区20万民工日夜奋战在300公里黄河大堤上严防死守，这在当时也是别无选择的。把这些说成是李人凤个人“一再加重人民负担”是别有用心的，这种君子远庖厨的“爱惜民力”也是片面的、廉价的、置身事外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1947年12月24日，渤海区行署颁发布告，撤销李人凤的渤海区行署主任职务。在清河平原上叱咤风云、纵横驰骋10年的李人凤，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告别了他建功立业的舞台。

随军南下

1949年2月，他忍辱负重参加了南下干部纵队，任第二中队队长，随华东野战军参加解放上海的工作。当时李人凤正患肺病，在渡江时坚持和干部、战士一起拉纤，有时累得吐血。上海解放后，李人凤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水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华东水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华东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务。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破烂摊子，李人凤遵循党的经济方针，依靠广大干部、职工和科技人员，深入调查研究，革除了一些旧的“条条框框”，领导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华东地区新的海洋水产事业。任职华东地方工业局局长期间，为了协调和发展华东地方工业，亲自带队深入六省一市调查研究，推动了华东地方工业的发展。

再遭迫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人凤历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农村水利部副部长，水产管理局局长，地方工业局局长。1954年华东局撤销，李人凤调北京工作，先后任全国私营工商业改造办公室主任、政务院地方工业部轻工业局局长、轻工业部部长助理等职。为加速我国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轻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9年，就在李人凤专志经济工作的时候，“反右倾”运动来了，李人凤再次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轻工业部所谓“反党宗派集团副首领”，被下放到广州造纸厂劳动。当老战友去探望他时，他说：“受到冤枉，仍应振奋精神为党工作，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1961年，返京任轻工业部造纸局副局长后，为了开辟和建立造纸原料基地，李人凤不顾山高水险，亲赴东北和西南地区考察，为我国造纸原料的开发和造纸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李人凤又被扣上“翻案”、“特务”等罪名，再次被撤职，受到非法关押、批斗，后被送到河北省固安农场监督劳动。由于长时间遭受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这位当年虎虎生威的革命战士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直至1973年6月8日迫害至死，终年62岁。

折戟沉沙刃未销，珠还合浦凤还巢。

磨得铁肩担道义，千锤百炼非徒劳。

这是李人凤1959年身处逆境时的自勉诗。他虽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但无论在撤职、降级或下放劳动时间，他都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能上能下，坚定自信，乐观地生活，热情地工作。

平反昭雪

1981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轻工业部党组、中共山东省委，分别对李人凤在1947年、1959年和“文革”中的历史冤案予以平反，恢复了名誉。轻工业部在怀念他的悼词中说：“李人凤同志是党的优秀党员、好干部，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是非功过怎成空？青山埋忠骨，黄河血映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