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辉（1９０4～1９３９）原名继禄，湖北省麻城县鲍家湾人。1904年，他生于湖北麻城县包家湾村一个贫农家庭，兄弟5人排行第四。幼年时父母双亡，为人佣耕，苦渡岁月。

参加革命

1926年10月，加入农协会。

1９２７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起义军主力转移后，他留在家乡坚持斗争。

1９２９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村苏维埃主[xi]，组织群众打土壕分田地，拥军支前，发展生产。

1930年，担任顺河区苏维埃交通员。

1931年参加红四方面军。

1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chan*]党。在红四方面军历任排长、指导员、教导员、特派员、师医院政委、独立团政委等职，1932年10月，随部队西征，转战川陕。参加了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长征。

1935年4月，随军长征，三过草地，两越雪山。过草地时，他的脚后跟受伤化浓溃烂，拄棍行军，历尽磨难。

1９３７年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９３８年４月毕业。

参与领导黑铁山起义

1９３８年6月，由延安来到山东组建抗日武装，在邹平县城将黑铁山起义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政委霍士廉，副司令员杨国夫，政治部主任鲍辉。他坚持运用党的方针政策、人民军队铁的纪律改选这支游击武装，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举办干部培训班。经过他的努力工作，有效地提高了三支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使之成为抗日的一支生力军。

太河惨案

1939年3月，坚持清河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三支队奉中共山东分局命令选派62名干部赴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大”学习，学员计划先到沂水县王庄山东分局所在地，然后再分赴各校。为了确保沿途的安全，第三支队派十团政委罗文华率领第二、三两个营护送越过胶济铁路至淄川县佛村，再由第二营的四连和第三营的七连组成护送营（约210余人），由第三营营长吕乙亭担任护送营长，继续护送到山东分局驻地。这支队伍的总指挥是去延安汇报工作的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　3月30日，部队清晨出发，四连在前七连卫后，中间是受训人员，成一路纵队南进。到达离太河镇只有8里路的同古村时，发现王尚志部荷枪实弹，策马往来，颇有战斗气氛。鉴于这种情况，吕乙亭即令部队原地停下，召集两连的连长、指导员去见鲍辉，提出这次行军有很大的危险性。当时鲍辉考虑目前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不会发生问题，便命令部队继续前进。部队拉大了距离，人与人间隔三步，沿路南下。当部队转过金鸡山，在离太河镇不远的河滩路上继续行进的时候，突然迎面出现四、五乘骑，穿着便衣，披挂短枪，来到我军队伍面前拦住去路。他们自称是王尚志部的联络人员。当我方讲明身份和借道意图以后，他们要我部队停止前进，等待答复。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王部联络人员前来传达王尚志的命令，要部队沿太河镇西围墙下通过。

太河镇，原是博山县以东60余里的一个山区重镇，是连接清河、胶东、鲁中三大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这里群山环抱，地形复杂，进可攻，退可守，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该镇南北狭长，周围有一丈多高的石砌围墙，上有垛口。镇西是淄河，河西是豹岩山，山势陡峭。在围墙与淄河之间，是一条仅有三、四米宽的狭窄通道。部队继续前进，绕过金鸡山，只见太河镇围门紧闭，村头上、围墙上、山头上已布满了人。为防止意外，吕乙亭命令部队再拉大距离，间隔五步，加速前进。中午时分，队伍到达太河镇西北角，正顺狭窄通道南行时，听到围墙上不断传来“老乡啊，太累了，歇息歇息再走吧”的嚎叫声，情况十分紧张。这时，吕乙亭果断命令部队“肩枪”，高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继续前进。当队伍大部渐渐集拢在西围墙外时，顽军突然从太河镇南的制高点钓鱼台上开枪射击。在前面带队的吕乙亭当场中弹牺牲，随之奉鲍辉指示向吕营长传达命令的通讯员刘书厢也壮烈殉国。霎时，埋伏在太河镇西围墙和西山上的顽军一齐射击，枪声、吼声响成一片，受训部队陷于包围之中。在这危急时刻，鲍辉和潘建军仍然采取克制态度，站在河滩上，命令大家“不要还枪”，并向城墙上的顽军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不要对内”等口号。但顽军毫不理会，继续射击，鲍辉右腿中弹负伤。随后，太河镇西门大开，镇内之敌和南山、西山、北山上的顽军同时从四面向受训部队包抄过来，全军面临覆没的危险。第四连连长许子敬和受训干部孙晓东等人果断带领先头部队向东南方向冲击，接连击溃了南路50多人的截击和从侧面攻过来的一个班的顽军，率38人突出了重围（其中5名受训人员）；尚未进入西围墙下的后卫部队也有20多人脱险。在顽军有预谋的伏击下，受训部队猝不及防，加上众寡悬殊、地形不利和不准还击的命令，致使210余名干部、战土被俘（其中包括鲍辉在内的20余名伤员）。顽军用枪捣、脚踢，把他们押到太河镇一家酒店院子里。不一会儿，一个敌军官出来训话，他谎称“今天的事情是个误会”，是因为“早晨接到一个情报，说从博山城里出来四五百人的汉奸队，朝这个方向走来……”，并假惺惺地说，等把事情弄清楚了，就放你们回去。当天下午，国民党第七梯队司令宋雨田和政治部主任李萌亭（他们原为八路军第三支队人员，1938年4月叛变），带着王尚志的命令从峨庄来到太河，从被俘的人员中指认八路军干部。特务团团长潘建军见到宋雨田怒不可遏，与宣传科长邓甫晨一起，当场痛斥了他们背信弃义、破坏抗战的罪行。被俘后的鲍辉终于认清了王尚志的真面目，知道自己中了顽军的圈套。他痛斥顽军背信弃义，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顽军恼羞成怒，当夜在太河镇东门外将他秘密杀害，顽军为了掩盖罪行，当夜在太河镇东门外秘密杀害了鲍辉、潘建军、邓甫晨　3人。

第二天，顽军把其余被俘的干部、战士押到其司令部所在地峨庄，集中在一家酒店的院子里，按18～24岁、25～35岁、35岁以上的年龄分别列队，逐一登记。有10多名十几岁的孩子和3名女同志，被辱骂着推到一边。接着王尚志出来训话。他说：“你们这些青年，抗日不干中央军，去干‘共匪’，今天打了你们是好事，是救了你们，不然抗日成功，你们麻烦大啦，有灭门之祸。蒋委员长不允许‘共匪’存在，现在我是奉沈主[xi]（沈鸿烈）命令来解救你们……”。听了王尚志的胡言乱语，被俘的战士们怒火满腔，不等他讲完，四连指导员张林等人，带领大家愤怒地喊起口号：“我们不是土匪，是抗日的人民子弟兵！”、“拥护国共合作抗战到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谁先开枪打中国人就是汉奸！”……王尚志听到这些正义的呼声，恼羞成怒，当即命令其部下把张林等人打得满口流血。经逐一审讯后，顽军把张林、陈大学、张琴书、徐效礼、赵华川等11名连以上干部和重点怀疑对象关押在一起，视为“要犯”，由军法处看管，夜间单个提审。不说，就施以酷刑，先是用棍棒打，以后又用拧起的铁丝抽打，直打得鲜血淋淋、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就这样，狠毒的顽军一直折磨了他们7个晚上。顽军见硬的不行，就又来软的。一天，他们把张林带到军法处去，由王尚志的侦察处长、张林的舅舅出面劝降。他对张林说王尚志很“器重”他，如归降他会委以“重任”等等。张林不为所动，义正词严，当场拒绝，并公开声明没有这样的汉奸舅舅。顽军的阴谋遭到失败后，决定处决这11名“要犯”。黄昏，顽军在临朐县黄山村外的弥河滩上枪杀了张林、陈大学、张琴书、徐效礼等5人。其余6人被押到响水崖村后，赵华川趁敌人看守不备、天黑阴雨之际，磨断绳索逃出，历尽曲折，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剩下的近200名被俘人员，或被强行遣散、收编，或遭敌人残酷杀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遵照中央指示，4月上旬，第三支队、第四支队和第一支队（原第八支队）广大指战员协同作战，向太河地区王尚志部进行了有力反击。王尚志部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我军收复了太河、峨庄等广大地区，救出了被囚禁的部分人员。张经武、王建安等纵队首长和杨国夫、廖容标等所率部队胜利会师，并组织全体参战指战员在太河镇以北的沙滩上召开了追悼大会。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派代表视察了“太河惨案”现场并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愤怒控诉了秦启荣、王尚志有预谋、有计划地伏击我过往受训干部和护送部队的罪行，沉痛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