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杨士奇

适逢伯乐入朝中，从此丹宸度此生。

首辅廿年掘睿智，追随三帝尽鞠躬。

总裁实录竭心血，整理遗存铸汗青。

无奈奸臣蒙圣意，龙恩不复死难瞑。

其二、李东阳

儿时聪慧远扬名，长大官学两至荣。

常使奇谋俘圣意，不呼名字唤先生。

京中即兴十章整，城外偷闲百韵工。

文正意雄还隽永，句清质丽又雍容。

其三、李梦阳

北国才俊庆阳郎，相伴一生福祸双。

三下长安宏愿就，两蹲牢狱美名扬。

心倾唐汉文魁首，鞭挞奸臣国栋梁。

莫道儒生皆怯懦，大明同子性阳刚。

其四、归有光

昆山熙甫试京城，八去八回梦尽空。

宦海无着诚授道，学堂有志远扬名。

八方弟子安亭上，千载经纶满腹中。

深悟醉翁文质朴，尊唐复宋领明风。

其五、王世贞

累世名门多儒生，家族才俊遍朝中。

筑园建馆藏经典，唱友和朋约倚声。

交映风华凉酷夏，相投意气暖寒冬。

文躬秦汉诗唐韵，四海名扬一代雄。

其六、袁宏道

身居宦海好佛经，人在红尘看月宫。

宁死冷石埋险境，何惜躯命品风情。

不拘格套说文理，酷爱山河论性灵。

倘未卑官相累绊，栽花植卉度今生。

其七、吴伟业

满腹才情欲报恩，煤山噩耗乱三魂。

明执笔墨说愁苦，暗泣江山换主人。

居易歌行伤落魄，梅村词曲痛失君。

四年祭酒一生恨，死后甘当不二臣。

其八、李渔

少年落第性仍聪，卖赋街头志不穷。

常走朱门悉世态，广交儒友悟人情。

十郎班底江湖阔，二妾乔王演艺精。

辞似琼浆尝又品，淑媛雅士醉乡中。

其九、王士祯

未足而立已学成，宦海文坛两走红。

秋柳四吟惊海内，康熙一唤赞才情。

官迁还吻江山色，身隐尤听风雨声。

辞藻难言真景致，诗章神韵自心灵。

其十、方苞

东宫洗马悉龙驾，逃犯说辞获圣恩。

律治群贪国本撼，火烧黑档帝忧分。

畅春园献一言策，灵皋谋安三代君。

有道文人无大用，桐城才子胜千军。

其十一、沈德潜

四十载里苦寒窗，年近七旬进士郎。

典释章诠经逾晓，学究德潜志终扬。

归愚文阅君着意，御制诗赠人断肠。

荣耀生前羞九老，不知死后墓荒凉。

其十二、袁枚

为政鞠躬美誉传，仕途而立正当年。

解官故里痴山水，执意金陵理废园。

不好功名攀盛世，独钟诗意品清闲。

亲近自然抒感悟，何必循规尊圣贤。

参考资料：

1、杨士奇：（1366～1444），明代大臣、学者，名寓，字士奇，以字行，号东里，谥文贞，汉族，江西泰和（今江西泰和县澄江镇）人。当初，杨士奇因学行出众，由当时名士王叔英引荐，得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杨士奇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于仁宗、宣宗和英宗三朝任辅臣四十余年，其中首辅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同辅政，并称“三杨”，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杨士奇有学行又居高位，应该更会“齐家”，但也许是他光顾着国家了，自家的后院却起了火，其子杨稷仰仗老爷子有权，傲慢无礼侵暴杀人，遭到了言官们的交章劾举。碍于杨士奇的面子，皇上并没有立即下旨治罪，但是接着又有人告他儿子“横虐数十事”，皇帝这才下令查治。好在此时，年老的杨士奇还没有糊涂，为了避嫌，他以老疾告归，皇帝也给了他十足的面子，安慰并且挽留他，杨士奇感激涕零，但毕竟事关儿子的死活，一代名臣最终忧郁而死。杨士奇死后，其子杨稷被绳之以法。

2、李东阳：（1447年－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湖广长沙府茶陵州（今湖南茶陵）人。幼年就显现出非凡的才华，4岁随父亲在北京时就会写直径一尺的大字，被京城中人视为神童。顺天府官员把李东阳推荐给景帝，李东阳当着景帝写下“龙、凤、龟、麟”等大字，景帝非常高兴，赐给李东阳珍奇水果和金银元宝。之后，并两次召见准予李东阳进顺天府学读书。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李东阳十八岁即中进士（跨级直接考），殿试二甲第一。弘治十六年，纂修《大明会典》成，进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时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颇有刚直之名，刘健善断，谢善持论，而东阳性温而多智谋。一时有“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侃”之赞。孝宗对三大臣意见颇多采纳，并常召入宫中议事，“呼先生而不名。”李东阳以台阁大臣主持文坛数十年，其为诗文典雅工丽，为首形成“茶陵诗派”。《京都十景》是其较有名气的作品，不仅讲究韵律，读来琅琅上口，宛转自然；而且注重色彩的描绘，能激发读者诗意化的想象。读来不难从中领悟出一位官高事闲、雍容华贵的士大夫丰采。李东阳位高权重，日理万机，少有闲暇时间游历山水，抒发感慨，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据载，他曾有三次短暂的离京外出，虽然时间都不是很长，但却创作了不少上层佳作，如《江中怪石》、《登清凉寺后台》、《望龙潭驿》、《游岳麓寺》、《寄彭民望》等，这些山水诗都能给人们丰富多样的审美感受。

3、李梦阳：（1472-1530)，字献吉，号空同，汉族，庆阳府安化县(今甘肃省庆城县)人。李梦阳曾三次参加会试，前两次均以落第告归，但这并没有改变他求取功名的愿望，第三次不仅以优异成绩考中举人，而且高中进士。李梦阳性情刚烈，嫉恶如仇，被人称呼为“有明一代中国文坛上胆大包天的诗人”，这种性格曾使他两次身陷牢笼。　张鹤龄，孝宗张皇后弟，时封寿宁侯。这位国舅爷招纳无赖、罔利害民。梦阳向皇帝刚直进言，揭露了张的恶行。寿宁侯匆匆反扑，抓住梦阳奏疏中最后一句“厚张氏者至矣”几个字，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手法，硬将揭露张国舅之“张氏”说成是讪骂张皇后之“张氏”。帝不得已，系梦阳锦衣狱”（《明史?李梦阳传》）。幸亏孝宗还算明白，很快就将梦阳放了，并召张鹤龄进宫训斥了一顿。但李梦阳受此屈辱，怒气不平，“他日，梦阳途遇寿宁侯，詈之，击以马箠，堕二齿。寿宁侯不敢校也”。在第二次与权豪势要的斗争中，李梦阳冒着杀头的危险，直言上疏劾奏国戚，甚至于事后还怒打皇亲。虽然也曾被抓入狱，且损失了三个月的俸禄，但在朝廷之上却赢得了刚直的好名声。李梦阳精于古文词，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复古。鉴于当时台阁体诗文存在“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弊端，决心倡导复古以救其痿痹。他认为“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缶音序》)；同时也鄙弃中晚唐诗,认为“至元、　白、　韩、孟、皮、陆之徒为诗，始连联斗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也”（《与徐氏论文书》）。主张古诗学魏晋，近体学盛唐。他的主张影响甚大。《明史?文苑传》说他与何景明“倡导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翁然宗之”。

4、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汉族，江苏昆山人。他曾先后会八次参加试，均落第，直到60岁方得中进士。这期间，他徙居嘉定安亭江上，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从学的常数百人，人称“震川先生”。　震川先生名扬海内，就连恃才居傲的徐文长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但其主要成就则在散文创作上。他的散文“家龙门而户昌黎”，（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同时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严肃的“载道”之古文中来，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几百年来，人们读到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项脊轩志》、《先妣事略》、《亡儿孙圹志》、《女二二圹志》、《女如兰圹志》等文，无不为之深深感动。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在当时一味摹古浮饰的散文园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给人以美的享受，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由于归有光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极深造诣，在当时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著有《震川集》、《三吴水利录》等。

5、王世贞：（1526年－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汉族，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其族祖出自山东琅琊郡王氏，汉朝时先祖王吉好学经史，以郡吏举孝廉为郎，后征为博士谏议大夫。魏晋时，继祖王祥对父母恭谨孝顺，民间流传他曾为继母“卧冰求鲤”的故事，是“二十四孝”中一等大孝子，后进爵为公。东晋政权偏安江南、以续祖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家族跟随移居江左，王导辅助司马睿巩固东晋政权，出将入相，是握有军政大权的一代重臣，稍后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是出自琅琊王氏家族的俊秀之才，曾以秘书郎出仕，任右军将军。其家族成员在明朝也都有名气，如伯祖侨，成化十一年进士，工部郎中。侨子憬，弘治十七年举人，黄陂知县。侨孙世芳，正德十六年进士，广东按察司副使。侨孙世仁，国子生，温州府通判。其胞弟世懋，文学家，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南京太常寺少卿。其子士骐，文学家，乡试解元，万历十七年进士，终吏部郎中，赠太仆寺少卿。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浓厚的家族中，自然受到熏陶和感染，为其取得文学成就，成为文学大家，必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王世贞家藏书甚富，家有别墅“弇州园”，于园后建“小酉馆”，贮书达3万余卷。另将经学之书专藏于“藏经楼”中。与唐顺之结为莫逆之交，二人皆以文学、藏书而知名。他以诗文名于世，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并称后七子。攀龙殁，其独领文坛二十年，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僧道莫不奔走其门下。鉴于台阁体文风不振，他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其诗歌取材赡博，纵心触象，都能化为诗料，形诸歌咏。除了一部分模拟痕迹较为严重的作品外，诸体诗中都有一些颇见艺术匠心的佳作。

6、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汉族，荆州公安（今属湖北公安）人。袁宏道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袁宏道好佛学，闻李贽“冥会教外之旨”，造访李贽，两人相谈甚洽，李贽以诗相赠，且留住“三月余”。著禅学《金屑编》一部，是其参禅心得。袁宏道为公安派中坚人物,主张性灵说,　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7、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世居江苏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汉族，江苏太仓人。崇祯四年（1631年），吴伟业参加会试，遭到乌程党人的诬陷，被指控徇私舞弊，幸亏崇祯帝调阅会元试卷，亲自在吴伟业的试卷上批上“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才得以高中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同年，吴伟业奉旨归娶先室程氏，荣极一时。崇祯十年（1637年），吴伟业迁东宫讲读官。崇祯十一年（1638年），崇祯帝临场视学，观看皇子就学情况，亲问《尚书》大义，讲毕，获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十二年（1639年），再迁南京国子监司业。十三年（1640年），升中允谕德（太子官属）。十六年（1643年），升庶子。这段时期，吴伟业仕途之上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而这一切与崇祯帝对他的殊遇是密切相关的，他从内心感激崇祯帝。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先生里居，闻信，号痛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儿死，其如老人何？’乃已”（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顺治二年（1645年），南京福王政府召拜吴伟业为少詹事，居官仅两月，因与马士英、阮大铖等权臣不合，谢官归里。　对清朝政权，吴伟业开始采取的是消极的不合作的态度，在明亡以后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一直屏居乡里，保持名节。顺治十年（1653年），“诏举遗佚，荐郯交上”，有司再三敦逼，吴伟业控辞再四，二亲流涕相求，不得已乃应诏入都，授秘书院侍讲，寻升国子监祭酒。顺治十四年（1657年），吴伟业借口身体有病，辞官请假归里。对这段历史，吴伟业内心深感耻辱，晚年以仕清为“误尽平生”之憾事。民国蒋芷侪《都门识小录》载：“昔吴梅村宫詹，尝于席上观伶人演《烂柯山》（即《买臣休妻》），某伶于科白时，大声对梅村曰：‘姓朱的有甚亏负于你？’梅村为之面赤。”他的好友侯方域（朝宗）在顺治九年（1652年）贻书相约，终隐林泉，杜门不通。后侯方域去世，吴伟业在《怀古兼吊侯朝宗诗》中万分悲痛地自责：“死生总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尊。”康熙十年（1671年）夏季，江南酷热，吴伟业“旧疾大作，痰声如锯，胸动若杵”（《致冒辟疆书》），他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便留下遗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险，无一境不尝艰辛，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日：‘诗人吴梅村之墓’。”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代大诗人吴伟业病逝，葬于苏州元墓山之北。

8、李渔：（1611－1680），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汉族，浙江金华兰溪人。年少因在科举中失利，使肩负以仕途腾达为家庭光耀门户重任的李渔放弃了这一追求，毅然改走“人间大隐”之道。李渔曾到杭州谋生,　杭州虽美丽如画，胜似天堂，但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尽管有朋友的接济，但仍然举日维艰，穷途欲哭，处境十分尴尬。然而，他并没有气馁，他一方面“卖赋以糊其口”，解决一家人的生计；另一方面他不断接触、不断观察、不断了解,发现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对戏剧、小说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专长。于是他毅然选择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被时人视为“贱业”的“卖文字”之路，开始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卖赋糊口”专业作家的创作生涯。为了生活,也为了他的事业获得社会支持,经常游走于达官贵人之间,广泛交界文人学士。他不仅亲自创作,编写剧本,还着意甄选培养演艺人才,　乔、王二姬就是经过他精心挑选和培养出来的,　她们聪慧过人，具有非常高的艺术天份，稍加调教，即成为李氏家班的很有有名气的旦角。关于李渔的作品,不仅男人喜欢，连女人也很欣赏。这是因为,李渔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且是生活得很艺术的人,他能够把生活的经验又很艺术地写成书，这也是他高出许多风流才子的地方。林语堂在谈到《闲情偶寄》这本书时说：“李笠翁的著作中，又一个重要部分，是专门研究生活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室与庭院、室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梳妆、美容、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系列。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

9、王士祯：（1634—1711），原名原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谥文简。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进士，文名渐著，23岁游历济南，邀请在济南的文坛名士，集会于大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赋秋柳诗四首，此诗传开，大江南北一时和作者甚多，当时被文坛称为“秋柳诗社”，从此闻名天下。后人将大明湖东北岸一小巷名“秋柳园”，指为王士祯咏《秋柳》处。顺治十六年（1659年），任扬州推官，“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受到康熙帝召见，转侍读，入值南书房。升礼部主事，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书。不久，因受王五案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帝眷念旧臣，特诏官复原职，因避雍正讳，改名士正。王士祯的诗清新蕴藉、刻画工整，散文、词也很出色。他提出的神韵诗论，渊源于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宋严羽“妙语”、“兴趣”之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所传诗文中，有不少题咏济南风物，记叙济南掌故之作。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祯升任户部郎中，到京城为官。当时的京城才人墨客云集，为王士祯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他在诗歌创作中提出“神韵”说，开一代诗风。

10、方苞：（1668年5月25日—1749年9月29日），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汉族，安徽安庆府桐城县（辖域含今桐城市、枞阳县及杨桥、罗岭地区）人，祖居在桐城市区凤仪里附近，生于江宁府（今南京六合留稼村）。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在《史记评语》里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相传,　康熙微服私访时结识了方苞。两人本不相识，但从谈谈中都猜出了对方的身份。康熙为方苞的才学所倾倒。而当时的方苞因戴名世的《南山集》获罪，废为平民，流落民间。但康熙发现后，不忌前嫌,不拘一格，将其以布衣身份录入上书房。能在上书房行走的人，屈指可数。商人任迫安与八阿哥胤禩打得火热,受胤禩的暗示，任迫安通过各种途径秘密建立了朝野大小官员的劣绩档案。四阿哥胤祯和十三阿哥胤祥为了打击八阿哥，设计拿了任迫安，封了秘密档案。康熙皇上本来想依据劣绩档案线索严查大小官员，整治吏治。方苞谏议：如果认真审查，牵涉面过大，必然动摇国本。所以应将这黑档案一火烧掉，以安定天下臣子之心。”康熙顿然明白，内心十分赞赏,这个谏议可真是老成为国。康熙年老,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可继位之人尚未确定，于是在穷庐中召集张廷玉和方苞议处，想把接班人定下来。君臣三人议来议去，最后都认为接班人应在四阿哥胤祯和十四阿哥胤禵两人之间选择。两位阿哥为一母所生，各有长短，康熙也难以决断。这时候，方苞提出建议：皇上若委实难于独断，可看皇孙，这样可确保大清三代江山。康熙顿时豁然，心中有数了，因为康熙对胤祯的四子弘历是相当的看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