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革命斗争

马千里(1901～1992)，博兴县寨韩村人。高小毕业后报考了冯军的学生队，一年后又去河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两年，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冯军的国民第二军，任连队助教，排长。北伐战争后到博兴，任六区联庄会助理员和四区联庄会教练。1931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chan*]党。1932年3月，任中共博兴县委军事部长兼四区联庄会党支部书记。1932年7月底，山东省委派军委书记张鸿礼到博兴，宣布于8月4日晚举行武装暴动，马千里认为暴动的条件还不成熟，应该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但这个正确的意见遭到张鸿礼的斥责。后武装暴动遭到韩复榘驻周村的29师镇压，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惊慌失措，擅自决定就地插枪，解散革命队伍，并偷偷逃跑了。暴动失败后，博兴县委已与省委失去联系，千里遂到胶东寻找党的组织。

1935年冬，马千里到了苏区，到延安后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博兴是家喻户晓的传奇式英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马千里到抗大学习。

重回山东

1938年被派回山东，分配到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七团任副团长。当时团长马晓云经常不在部队，由马千里带部队在邹（平）、长（山）一带活动。邹长北部苑城、焦桥、旧口、夏寨住着土匪“忠义救国军”，滨（县）、青（城）边境一带被土顽杜孝先部所盘踞，他们抢夺民财，残害百姓，人民恨之入骨。马千里请示司令部批准，率一个营撵走了“忠义救国军”；接着挥军北上，向胡家柴、田镇、李家、杜家、大李家等村进击，把土顽杜孝先部也打跑了。1939年3月2日，日伪军出动2800多人“扫荡”长山六区。当时三支队司令部驻在南北段，七团住在爱贤村，发现敌情后，马千里立即向马耀南司令员建议：坚决把敌人打回去。经司令部批准，七团迅速出击。战斗打响不久，敌人的增援部队赶到，组织多次反扑，都被打退。马千里随即派骑兵迂回到敌人侧背，打得敌人首尾难顾。正在激战中，有一个兵痞出身的排长动摇了，企图带一个班逃跑。马千里坚决制止，在他站起来时，被敌人发现，腿部受了重伤。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敌人败退。

在马千里养伤期间，发生了刘家井子战斗。不久，马千里到长山收容失散的部队，编为独立团，任政委，马晓云为团长，而后三支队整编，同时成立第六军分区，马千里任司令员，景晓村为政委。1938年，为争取广饶李寰秋部，马千里以三支队参谋长的名义去与李寰秋联络，取得较好效果。国民党专员梁建章赞成团结抗日，与中共联系较好，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梁建章部驻在青城，有一天被土顽周胜芳、傅象坤等部包围，梁派人求八路军救援。马千里接到三支队霍士廉政委的命令后，立即带骑兵营开往青城，土顽周胜芳等部慑于八路军的威力，狼狈逃窜。随后，他又帮助梁建章部下马洁雄成立了一个独立营，从而推动了统战工作的发展，改变了小清河北一带的斗争形势。

挺进博兴

清河区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首长关于向小清河北及黄河以北发展，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作出具体战略部署：第一步，先巩固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区和以清水泊为中心的根据地；第二步，渡过小清河，向小清河与黄河之间发展；第三步，跨过黄河，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并决定分东中西三路进军，东路先由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又称三支队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马千里带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渡河，挺进到博兴地区，与高苑三大队配合行动，以造声势，吸引敌人，然后由杨国夫率中路部队，李曼村率西路部队陆续渡河，向纵深发展。

1940年2月下旬,马千里带先遣小分队从博兴张家庄子（辛张村）一带渡过小清河，迅速进入博兴北部，受到人民的欢迎。马千里充分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了《告博兴父老书》，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由于在此之前博兴党组织作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八路军在博兴一带开展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都很顺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之后，马千里返回清水泊，向清河地委、第三支队汇报了小清河北的情况，接着马千里又奉命指挥由基干二营和第六军分区特务连组成的东路部队，从牛头镇、央上、台头一带出发，突破国民党投降派李寰秋、周胜芳、成建基在小清河两岸的堵截，从三岔、高儿港附近渡过小清河，迅速插到了广饶、博兴北部，与李曼村、韩子衡指挥的西路部队相互配合，在广（饶）北、博兴、蒲台、利津、高苑一带，与敌伪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3月3日早晨，广饶、博兴、利津等据点的敌伪军2000多人突然出动，将东路指挥机关和特务连包围在博兴县东王文村。发现敌情后，指挥部带特务连三排很快转移出去，留下特务连一、二排掩护群众转移。东王文村战斗后，国民党顽固派鲁北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纠集周胜芳、成建基、薛儒华、张景月等顽固派4000多人，组成“剿共联军”，向博兴、广饶北部地区进犯。由马千里带领的东路部队立即给顽军以迎头痛击，而后遵照杨国夫司令员的命令，与中路、西路部队汇合，共同展开反击，经10余天的激战，打退了顽军的进犯，进一步控制了小清河以北、黄河以南的平原地区。

统战工作

蒲台县国民党保安第九团团长王雪亭是个知识分子，赞成团结抗日，马千里派秘书马运吉去做争取工作，建立了统战联系，以后王雪亭率部参加了八路军，编为三支队蒲台独立团。　

滨县东部兰花团是个道会门组织，赞成抗日，但对八路军有疑虑，他们割据一方，不让别人进去。滨县县委负责人阎川向马千里汇报后，马千里换上便衣，和阎川一同前往兰花团驻地，从此和兰花团接上了关系，为打开滨县工作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0年9月，清河区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三旅，马千里调任三旅参谋处处长。1941年7月，又调任清中军分区司令员，一直参与领导清河平原根据地的建设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1年，山东八路军三旅在所谓“肃托”中，有一些好同志被怀疑。二科副科长崔醒农也被关起来。有一天，旅长、政委叫上参谋处长马千里提审崔醒农，没问几句，他们就说崔是托匪，让马千里表态。他说：“不了解情况不能表态”。对此旅长、政委大为不满，批评他右倾。就是这样，他仍不表态。

剿匪

1945年8月，八路军解放周村，华东局任命马千里为周村特别市市长。1946年春，马千里调任渤海行署秘书长。1946年秋，清河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马千里参与领导了这个运动。同年，马千里任渤海区剿匪指挥部指挥，指挥骑兵以突击战术，把驻扎在惠民县牛王庄的大股匪特张福和部击溃，击毙匪大队副张福山。继而歼灭了杨文楷、马宗波、“一只牛”等几股匪特。到1947年3月，共歼灭匪特3200多人，把剩余匪特大部驱逐出境，稳定了社会秩序。

一身正气

1947年10月至1948年2月，渤海区土地会议召开，康生及华东局个别领导人全盘否定渤海区土地改革、剿匪肃特等各项工作的成绩，污蔑渤海区党委犯了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反特右倾”的错误，撤换了一大批区党委、地委、县委及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给渤海区的工作造成了严重危害。康生、饶漱石的错误行径，引起马千里等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不满和愤慨，受到了一些干部的抵制。马千里对少数趋贵附势、邀功整人者痛加驳斥，当面对康生提出申辩和质问，马千里问道：“渤海区的工作有没有成绩？区党委是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还是另搞一套？党的组织和干部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果说渤海区违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工作一团糟，那么广大贫下中农怎么能分得了土地，翻了身？广大农民怎么能那样热情拥护共[chan*]党、解放军？怎么那样热爱生产、踊跃参军、积极支前？社会秩序怎么能如此稳定？华东区党政军机关和新四军北撤部队以及两淮地区、鲁中南地区的机关、学校、医院、伤病员、村干部、民兵、家属等数十万人转移到渤海区后，怎么能得到妥善的安置？”康生无言以对，置之不答。

马千里又说：“有人说渤海区有个景晓村、李人凤为首的宗派集团，有60多人，骨干有36名，我马千里是第一名。还说三分区是这个集团的老窝子，博兴县牟潜修、张文韬、李震、马千里和张竹天是‘五大家族’。这全是造谣中伤。景晓村是上级派来的党委书记，我们以前并不认识，完全是正常的同志关系和工作关系，没有搞什么宗派活动，怎么说是宗派集团，“36友”呢？”康生不得不解释说：“宗派集团是有组织、有理论、有目的。我派人查了，没有发现渤海区有这样的事实。博兴‘五大家族’，我也派人去了解了，是五大干部。”

马千里还问道：“渤海区境内的匪特已被歼灭，一部分匪特被驱逐出境，社会秩序已经稳定，各项工作已经正常开展，怎么说是反特右倾呢？”“季明把李人凤抓起来是什么道理？”康生对李人凤被押装不知道，只是说：“季明太幼稚了。”

在渤海土地会议上的这场斗争，充分表现了马千里的高度原则性和刚直不阿、仗义执言的高贵品格。

1948年，马千里同志被分配到铁路部门工作，曾担任过铁道部部长等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