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个朋友写的《浅谈<史记>的创作背景》文章，不禁使我对司马迁为何创作《史记》感起兴趣来，于是，在网上搜索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资料，并找来和谷先生的《司马祠》，一个字一个字读了又读。对司马迁这位老老前辈，对其坎坷一生的认识，用四个字表达就是——“高山仰止”。

寂静的夜里，遥望无际的星空以及撒下的星辉，就有那么一种欲望，好想思接千古，穿越时空，到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去看看。然而，这个世界似乎有着一股魔力，一切被一个无形的网罩着，无限延展，却又无法突破它的空间。一切好像就在冥冥中，在重复，在还原，或者在推演……我们呼吸的不就是从远古飘来的空气吗？我们看到的星辉，不就是一种遥远的存在吗？

穿过缓缓投射而来的星辉，回溯到公元前145年，倏忽一下穿过2150多年，时空是那么的苍老，又是那么的年轻。这一年，司马迁降生于龙门，而刘邦建立汉朝已60余年，政府实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提倡节俭、“以德化民”等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当时的执政者是汉武帝，社会正处在大兴建设、激情迸发的时代。

生在都城附近的司马迁，可以说是幸福的，“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在清淑山川、古朴民风的陶冶下，司马迁过着半耕半读的清贫生活。生在“乡下”的孩子，骨子里可能与“土地”离得最近，给他遗传了最朴素、最原始的民风。

而中国的家庭历来注重家族史的“灌输”，把家族出过的名人奉为传奇，教育孩子从小就要立大志。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就是品级不高的史官，对历史却是了如指掌。司马迁从小就知道他的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而且家族曾出过风云人物：八世祖司马错、六世祖司马靳，都是秦国著名的武将。而传到他祖父，家族已经没落。他父亲司马谈有一个宏大的理想，就是要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为统治者以资借鉴。

先祖的荣耀，家族的没落，最能让小孩懂事，成熟，也能让独立自强的人格自小形成。梦想或许就在潜移默化中扎根、萌芽儿了。偶尔，也随父亲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心底有落差，有无奈，更多的可能是激励。

光阴似箭，一晃司马迁就长成了翩翩少年。19岁时，随家迁居长安。推崇道家的父亲良苦用心，给他恶补儒学。让他师从大儒孔安国学《尚书》、政坛要人董仲舒学《春秋》。用当今的话说，是最前沿的学问。全国范围正兴起“大一统”思潮。汉武帝欲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去除汉初奉行的“清静无为”黄老哲学，以图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大一统”。

随着伐匈奴、征闽越、通西南夷、征朝鲜、用兵西域等一系列战争，版图大大扩展。文化上也得到空前繁荣，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有叙述，“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这样一个思潮喷涌的时代，能不让人兴奋，能不让人激昂？未来、理想这人生的目标，似乎遥远而又现实，大国梦与家族梦，困惑与涌动，交替、碰撞，使之逐渐清晰和明确。

一股无形的力在推着他，司马迁从《周易》到《左传》，从《尚书》到《战国策》，以及《诗》《书》《易》《礼》《乐》《春秋》，对天文、地理、兵法、商业等都兴味盎然，诸多涉猎。一个个平淡的日子，一个勤奋的少年翱翔在书海，孜孜不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些兵戈铁马、指点江山、坐而论道、舌战群儒、纵横捭阖的传奇、传说乃至神话在他的脑海里呼之欲出，需要他身体力行，去体悟、去印证。早有准备，而又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才力不逮的父亲，给他提出了一个为期两年多的全国漫游计划，开始将沉重的“担子”真正交付给他。这时的他，就好比一个饱学诗书的莘莘学子毕业就要离开学校，即将离开父辈的精心呵护，独自去闯天下，独自去面对即将要面对的，不管前途何如。

20岁时司马迁背起行囊，开始他的漫游之旅。这漫游，他知道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不是沉浸于山水，而是穿越一个个历史现场，体悟相似的场景，感受往昔的心跳，还原事实的真相，为一部期待中的著作做准备。他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一路上，他披星戴月，舟车劳顿，赶着星辉，逐着月光，是亢奋，是疑问，是疲倦，但心底的亢奋支撑着他，鼓舞着他。

受乡风濡沫、父辈言传身教的子弟，在他的模子里刻下的就是正直、“呆板”和“死脑筋”，对待任何事物就按照心中的是非标准去评判，而不是粉饰。当今，我们时常碰到郁闷的事情，按照父辈和书上教给我们的是非标准却行不通，常常碰壁，老实、诚实成了贬义词，老实、诚实经常会受一肚子的委屈。

农家子弟的“憨”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一路上，他以实录的精神，考察民俗，采集传说，尽可能寻访到每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以逼真的镜像去还原口口相传的历史故事。当漫游到汨罗江畔，在屈原投江的地方，高声诵读屈原的诗，痛哭流涕，感受他一腔热诚而又报国无门的悲愤之心。在韩信故乡淮阴，回顾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明白了什么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曲阜瞻仰孔子墓，和孔子故乡的儒生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学射，学行古礼，感受孔子的仁义道德。而过汉高祖的故乡沛县，碰到了让他为难的事。那个不事生产、斗鸡走狗、流氓无赖形象与约法三章、进军霸上、鸿门之宴、垓下之战定立乾坤形象，在脑海中交织，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汉高祖？让他感到亦真亦幻，扑朔迷离，在他的脑海里翻腾……

漫游归来，司马迁22岁，该是安身立命的时候。在父亲的安排下，得到老师孔安国的帮助，经过严格考试补得博士弟子员。23岁做了汉武帝的近侍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辆马匹，也随从皇帝出行。在当代人心中，虽然官儿不大，但作为皇帝的近侍，该是多么的荣耀。

作为执政者，汉武帝也喜欢在路上，却是另一番景象：或巡游，或封禅，或示威，或猎奇猎艳，或求仙访道。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司马迁是谨小慎微的，但又心中暗喜，可以重游旧地，或寻访新地。他跟随汉武帝巡视雍，游鼎湖，至甘泉，到河东，还夏阳；过平凉、崆峒。35岁时，司马迁为郎中将，奉汉武帝之命西征巴蜀，到达邛、笮，最远到达昆明。他把生命最美的年华给了他心中向往的“大厦”或“王国”，一种自愿或者一种深层次的自觉。

命运似乎走到了一个拐点。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浩浩荡荡前往泰山封禅。他的父亲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洛阳）病危。这时司马迁从长安启程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要求他辨正《易传》，接续《春秋》。司马迁俯首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周南之会，他们父子永别。父亲的宏愿与自己的理想，落到了他一个人的肩上。匆匆别后，他追随汉武帝到泰山，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

三年后，司马迁38岁，他继任太史令，真正接过了父亲的笔。这时的他，无论在学识、阅历，还是素养，都有了丰厚的积累，可谓万事具备，只等他摊开笔墨。除了跟随汉武帝出游，祭祀，封禅，还管理国家史籍，与他人一起制定《太初历》。行走在汉帝国广袤的版图上，他一次次切身体悟、洗涤、升华，心中的“累积”如一坛经过长时间发酵的老酒，即将蒸馏而出。43岁，司马迁乃“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在狭小的寓所里，他泼墨提笔，专心著书。

一场暴风雨突然来临。汉武帝发兵讨伐匈奴，李陵请“自当一队”，以五千兵力深入敌军腹地，战败被俘，汉武帝恼怒不已。群臣为讨好汉武帝，不敢言其宠妃李夫人哥哥李广利的过错，而把责任全部推到李陵头上。汉武帝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虽然感到为难，但心中的耿直、“憨劲儿”使他深感史官的良心。于是，替李陵讲了公道话。汉武帝听后，大为动怒，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不久，李陵被灭族，司马迁被判死刑。徒然获罪，命运给他开了个很残酷的玩笑。无奈、无助，让他心力交瘁。当时的法律规定死刑可以交钱赎罪或以宫刑免死。面对残酷的现实，要活着，要么低头，要么昂头。死，却有父亲的遗嘱和心中的宏愿未完成，不能死；交50万钱免死，没钱；宫刑，乃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他的心中另一种声音久久回响：“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在狱中，他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这些非人的待遇，几乎断送了他性命。但是，想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想到心中构筑已久的“大厦”，他只有“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一个帝国在他的心中崩塌，另一个帝国在他心中矗立。于是，他自请宫刑。

公元前96年，司马迁被赦出狱，任中书令。而中书令是太监专宠，或许是一种补偿，但更多的是示威与惩戒。在那样一个棋局里，他知道自己只是一颗无足轻重的棋子。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使他了悟了世上的一切，太多的现实让他的“理想王国”支离破碎，什么生死，什么荣辱，什么名利，都是过眼云烟，憨直的秉性促使他向自己的“自由王国”迈进。撕去“残留的虚伪的面纱”，“不虚美，不隐恶”，用自己的笔去书写人世间真正的美、丑、恶。

浮云般的人生已经过了大半，他需要时间，需要与时间赛跑。他除了处理公务之外，把自己困在斗室里，在暗淡的星空，在如豆的灯火下，发愤疾书。

不久，巫蛊案起，汉武帝派宠臣江充查巫蛊案。江充趁机陷害太子刘据，太子被逼而反。司马迁的好友任安被牵涉，被汉武帝认为有二心，将其腰斩。司马迁对这一切很清醒，而又无能为力。他太了解汉武帝了，汉武帝的张扬与落寞，狂欢与孤独，刻薄与寡恩，无不让作为侍从的司马迁历历在目。自始至终，他很清醒，自己只是一个玩偶，不曾有一丝的话语权。他明白，已不能有任何的冒失与磨难，他只有一部即将完成的著作和一支史笔。这支史笔，才是他构筑自由王国的承载，才能给他充分的自由和话语权；他才能秉承“憨憨”的个性，才能以真实的镜像还原一个个历史真相，还冤死者以公道，还失败者以荣耀。他已等待很久，很久，一直在等那么一天。

公元前91年，司马迁55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悄然出世，终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终其一生著作的《史记》，“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成为史著中的经典。可以说字字珠玑，一个个历史人物个性鲜明、事件经过如临其境，而是非功过参透其中，一看就明了。在那专制独裁的统治下，不畏强权，“敢于犯上”，不隐讳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保护弱小，以诚实的秉性表达自己的声音，那是怎样的难能可贵！

在当今的时代，诚实或许是需要勇气的。面对强权，面对恶霸，有时不免出现集体“噤声”的尴尬，有时不得不违心地“指鹿为马”。这些，也给造假提供了土壤，铺天盖地、品类繁多的假货，如假肉、假烟、假酒、假药、假资料、假学历等等，我们介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少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有极少数人甚至“助纣为虐”。从而，导致了严重的诚信危机，为什么？！

根据我的了解，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在诚信上做得比较好，那就是德国。他们不喜欢走“捷径”，不好投机取巧，总是喜欢用比较“笨”的办法去做事，比如，买卖中很少有缺斤少两的现象（如果有就像在听天书）；接人待物循规蹈矩，不会因为你是大人物；制造产品不会以次充好。一句话，就是用诚信打天下。假，能得一时之利，而无法通行一世。

对于由德国发动的“二战”，如今的多数德国人并不避讳、隐藏事实的真相，而是去忏悔，真诚地向各国人民认罪、赎罪。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主动前往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圈，下跪，并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1995年6月，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可见，只有诚实的，才是可贵的，哪怕是曾经犯了错。无怪乎，德国能在“二战”战败后迅速崛起。

可以说，能穿越时空的，能被不同时代的人们认可的，必定是真实的。而那些虚假的，要么遗臭万年，要么被时间淘汰。洋洋洒洒的《史记》经过两千多年岁月的磨砺，至今还为人们所景仰，还要归结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因为它把人世间得以传承的真理，实实在在地呈现给了我们。而我们，面对权势、面对名利等等，表达出来的声音，又有多少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真正的声音？

仰望蔚蓝的星空，让人沉迷，让人深思。幽幽的时空隧道泛着蓝蓝的光，它以无穷的魔力渗透人的心灵，演绎天地的规律。让人不由插上思维的翅膀去遐思，去穿越，还原过去，推演未来，在它规定的范围无限延展，并给人以无穷的遐想与深思。为什么《史记》至今仍散发出夺目的魅力与光彩，是不是司马迁早在2000多年前，就穿越了唐、宋、元、明、清，穿越了今天和更远的未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