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去北京，坐高铁！”湖南人如今去北京，最方便的莫过于坐高铁，原本二十多个小时的旅途，缩短到七八个小时。然而，今年四月我的北京之行，最难忘的还是坐地铁。

在深圳开往北京西站的和谐号上，刘克明大姐发短信告诉我：她为我们在西单一家宾馆预订了房间，要我们到站后，转乘地铁到灵境胡同，宾馆就在这个地铁附近。我虽然曾在广州坐过几次地铁，但北京的地铁从未坐过。我想起电影《开往春天的地铁》，影片中建斌和小慧夫妇闯荡北京的故事记忆犹新。

黄昏时分抵达北京西站，我们迫不及待转乘地铁。在地铁车站，拥挤的人群，来来往往，这些陌生面孔，让我想起美国诗人庞德的《在一个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头回坐上北京地铁，我找到了那种在地下穿行的感觉。地铁，车站，陌生的人流……构成了一种诗意的存在。在我看来，地铁的存在不只是作为交通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流动的梦想剧场，一个可以暂时安放疲惫身心的屋檐，一条能寄予渴望的时空隧道。

我想起1986年的某一天，晴空万里，在伦敦地下奔走的人们眼前忽然一亮：当他们到达卡姆登城站之后，惊讶发现超过150首的诗歌刊登在了地铁的舱壁上，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有济慈的颂诗。诗歌和地铁，这两个包含着隐秘与暧昧的事物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像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地铁为诗歌找到一条新的传播途径，诗歌把地铁从普通意义上的交通工具的范畴上剥离开来，变成了诗意的行进。

地铁不停地奔跑着，窗外飞逝的光线像时间的碎片。每块碎片里，似乎都跳动着来自我生命的暗示——我的身体和灵魂已经在路上。地铁里的面孔虽然都很陌生，但又是那样亲切。他们谁也不会想到，我这个来自南方的小个子，会对拥挤的北京地铁如此钟情。

我一直对北京充满敬畏，不只是因为它是共和国的心脏，而是这里有古老中国建筑的和精神的精华。但中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快得来不及思考，快得令人窒息，如同一场灾难。追求物质的人群，踩碎了一切古老的遗存，这里是北京，是开发商的北京，弄潮儿的北京，明星大腕的北京，却独独不是普通百姓的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展现的不是文化，而是财富。北京地铁，这里每日人潮汹涌，一张张面孔写满了真实的北京表情，疲惫而浮躁。

中途不断有上下地铁的人，熙来攘往。这些人的去向目标很明确，从一个站点到另一个站点，其间的距离便是他们生存的意义。我渴望着有一天，也能坐在周遭贴满诗歌的地铁车厢里，在唐诗宋词的平仄里，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穿行。

那时候，每一趟地铁，都将行进在开往春天的路上……　

2

北京是座阳光充足的城市，即使坐在地铁里，依然能感觉到阳光穿透地面所带来的丝丝暖意。

地铁，呼啸的地铁，努力向前奔跑着，像在竭力追寻着什么。

如果说每个人的远行都非要有个目的，那么我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坐坐地铁吗？　

显然不是。说来你别笑，我这次来北京，竟然是为一个文学梦而来的。去年秋，我完成了一部长篇纪实小说《血色幽兰》，原本计划今年五六月就可以出版的，由于题材重大，涉及多位开国领袖，中央文献研究室极为慎重，由研究朱德思想生平的两位党史专家负责审核。因而耽误了出版时间。为了定稿，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意见，由刘学民老师负责修改定稿。

刘学民老师曾任新华社、解放军报社记者、编辑、副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朱德著作研究小组组长，是研究党史、军史与朱德思想生平史的权威专家。

刘老的情况，是坐地铁时，刘克明大姐告诉我的。大姐是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她的祖母是朱德元帅的胞妹，其父是朱德的外甥，朱德是她的舅爷爷。她五十多岁了，中等个子，穿戴朴素。她是个细心人，考虑到我对北京不熟悉，直接跑到宾馆接我，还给了我一块牌子，说是这几天在北京，不管我坐地铁还是公交车，都可以用它。

我们一起乘坐地铁去平安里站，出站后赶往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酒店，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刘老。初次见面，感觉刘老是个随和的人，毫无专家架子。他先是亲切地询问了我个人的一些情况，随后直奔主题，肯定了《血色幽兰》一书的价值，建议把这部书定位为纪实小说。这就要求主要的事件必须符合真实的历史。刘老在审核这部书稿中，花了两个多月，看了三四遍通稿，对一些不符合史实的地方，或者语言描写不符合历史人物的地方，用铅笔作了改动。刘老说，他八十三岁了，本来不想再接受任何书稿的审核任务，他是出于对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敬爱之情，尤其是出于对伍若兰烈士的缅怀之情，才答应为这部书审稿。他劝我不要急于求成，非要马上出版，要细心修改，严谨核对。因为，本书一经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就是将来别人研究湘南起义的重要文献资料，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好书都是改出来的。刘老一生勤奋写作，严谨治学，这种精神让我汗颜。

刘克明大姐做东，我们三人一起共进午餐。饭后，大姐带我去中央文献书店，买了一些一般书店见不到的珍贵党史类书籍。和她聊天，感觉很轻松。她主要工作就是研究朱德的思想生平，发表过大量文章。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还会热爱文学艺术？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能静心看书写作？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敬仰作家艺术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不能繁荣，何以谈得上强大。少了文学梦，何以谈得上中国梦呢？

3

与刘克明大姐分别后，我赶往天安门广场，与郑世和、伍天晓、郑长春他们会合，一起去中国人民大学。考虑到坐地铁1号线人太多，我们决定打的去。不料，在大街边等了二十多分钟，等不到一台空车。无奈之下，我们只好钻入地下，乘坐地铁。

郑长春在自动售票机前买了三张票。北京地铁票价很便宜，单程只要两元钱，足以走遍全城。我是手里拿着　“北京通”跟着其他乘客，在验票机上扫描一下，鱼贯地进入了地铁站台。列车停住了，准确无误地车门对着通道门。刹那间无数个车门同时自动打开，里面的人有序地先下，然后外面候车的人则往里一拥而上。

当人们挤进了车厢，里面已是人头攒动，乘客在车厢里或立或坐或依，有人听着耳机，有人默不出声，有人谈笑风生……地铁车厢留给我的印象是整洁、舒适、高雅，乘客大多也非常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

地铁也是一个舞台，人生世态在这个世界里尽情演绎。

黄灯亮起，车门关闭，它就徐徐地启动了，迅速地行进着，犹如离弦的箭迸发向前直冲。　人们随之听到了列车风驰电掣的呼啸声。路途虽然比较远，但乘坐地铁还是挺快。坐1号线，再转4号线，半个多小时便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最近的车站。

我们此行，目的是拜访伍天晓的姐姐伍德和。九十高龄伍德和老人，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提及姑妈伍若兰，她就异常激动。她为我们讲述了她小时候从父亲口中听到的关于伍若兰的故事。她说，她看了电影《湘南起义》，很气愤，影片中关于朱德和伍若兰婚姻的剧情，背离了历史的真实。为此她曾打电话给导演，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她年初看了我的书稿，觉得我这部书才客观真实，她曾委托儿子张晶大哥写信给我表示感谢。

伍德和老人拿出一本红色封面的书，书名《我的父辈(英烈篇)》，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2011年7月，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民政局、新民晚报社联合推出“我的父辈英烈篇”大型征文活动。组委会严格按照民政部的七条标准评定入选对象，最终确定李大钊、叶挺、彭湃、张太雷、左权、彭雪枫、方志敏、刘志丹、杨靖宇、向警予、赵一曼、伍若兰等53位革命烈士入选。为此，上海方面专门派人采访了伍德和老人。这充分表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伍若兰。

晚餐后，张晶大哥开车，带我们去空军指挥学院拜访朱德元帅的嫡孙朱和平将军。前不久，朱和平接受北京电视台的专访，回忆爷爷朱德与奶奶伍若兰的情感历程，深情而动人，打动了亿万观众。这也是朱和平将军头一次在公众面前提起“伍若兰奶奶”。可惜，将军出差了，不在北京，我们只好给他留下一封信。

随后，我打通了朱德元帅的外甥刘建的手机，告诉《血色幽兰》的审稿进展。刘建在中央军委工作，解放军装备技术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刘建告诉我，他与郑南东一起在井冈山，参加井冈山朱毛会师纪念活动。我的书稿他早从郑南东处看了，感谢我写了这部书，让世人不忘那段红色历史。

4

第三天一大早，我坐地铁赶往平安里站，刘克明大姐在站出口等候我了。我们一起去昨天的酒店，与刘学民老师商议书稿的修改。因为昨日有过共同交流，我们很快形成了一致意见。刘老还亲笔给我们耒阳市委党史办领导写了封信，请求市委办全力支持我这部书的出版。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在《解放军报》任职的刘老多次到过耒阳，市委党史办的领导都与他熟。

忙完后，正是上午十点。我提出请刘老和刘克明大姐吃饭，可他俩都有要事。送走他俩，我望了望高楼林立的北京大街，突然感觉空虚和茫然，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不由自主掏出手机，翻动滚屏，试图找到一个熟悉的号码，发条短信，表达问候。这个号码应该来自遥远的故乡，与我的血脉相连。可事实是，我所找到的号码却并非来自耒阳，而是来自我现在所置身的这座城市。这个号码在我的手机里一直储藏着，像一个特别的记忆，让人不舍轻易去触碰。

那是我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他叫杨枫，吉林省德惠县人，曾担任过教师、县政府办秘书、县文联常务副主[xi]、市作协副主[xi]、印刷厂厂长，五十一岁时独闯北京，创办北京神州雅海文化艺术院任院长至今。多年前，我因为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与他相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qq交流，以友相待，却素未谋面。他是个热心人，最近几年，只要有出书的业余作者找我联系书号，我都是找他帮忙。他主编《诗道》、《同窗》、《当代韵文》等多种刊物，每次组稿，都会告诉我，向我约稿。我难得进京，没有理由不去见见他的。我发出一条短信，提出和几个朋友去看望他。

很快，杨枫大哥回复：“文科，我正在公司，你过来吧，我请你中餐。”

杨枫住在朝阳区六环和七环相交的区域。乘地铁，转公交车，将近一个小时的行程，让我感觉到北京城市之大。这里虽然远离北京心脏部位，但人口密集，车水马龙，十分繁华。

杨枫亲自跑到公交车站接我们。他六十开外年纪，个子高大，容光焕发，见了我很开心。他带我参观了他的文化艺术院，满屋书香气，让人陶醉。怀抱杨枫大哥赠送我的十几本书，我脑海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要是在地铁里放些书刊，该多好。可惜，这是不是现实的。阅读是需要慢速度的，需要宁静，高速的地铁，热闹的地铁，奔跑的地铁，怎么适合看书呢？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乐）乎。中午时分，杨枫一家在酒店设宴，盛情款待我们。我想，看书会有条件限制，只有欢乐，只有友情，才是没有空间、时间制约的。

杨枫对我的新书很关注，席间，问及书稿审核情况。他告诉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认真、严格，都是意料之中的，这是对历史的负责，对伟人的负责，更是对读者的负责。

就在与杨枫聊天时，郑南东打电话来，说他已从井冈山飞回北京，约我去他家一聚。我们便去了南东叔叔家。叔叔拿出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先生亲笔为我的新书写的前言。原来，我们是打算找两个人作序一个人题写书名。作序的两个，一个是陈昊苏先生，一个是中央军委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上将。另外请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上将题写书名。书稿分别到了三位领导的手中。但党的十八大后，军委出台八不准规定，张又侠和张阳两位将军便没写了。

这就叫好事多磨吧。

5

时间仿佛停了一下，在某个柔软的刻度，把我从地铁里抛了出来。

这是我进京的第四天下午。我从八达岭长城返回，乘坐地铁去宾馆时，坐的是2号线。我从地铁站列表上，意外发现了一个曾经反复出现于我的梦中，被我用心感念并敬畏的地方：地坛。

早在读初中时，史铁生的一篇名为《我与地坛》的散文，深深打动了我，也让我默默地记住了地坛。那时，我的潜意识告诉我，今生，一定要去地坛走走。没想到，这个梦想直到现在才实现。事隔经年，我竟会伴随一辆地铁潜行的节奏，不经意抵达它的身边，像接近我生命的核。

时光流年，岁月沧桑。站在地坛的门口，春阳挟带着寒凉浇在我头顶，冷硬却又酥酥的热。北京的四月，依然让人感觉冷。现代社会的商业巨手，把地坛蹂躏得面目全非。惟一给我的温暖，是两只灰色的鸟儿，站在墙沿上，露着红爪子，睁着黑眼睛，迎接着我这个匆匆过客的拜访，华丽的羽毛在春阳下闪着润泽的光芒。

我终是没有勇气进去，地坛是需要安静的，虽然地坛早已不安静。我下意识朝里望，瞬间，记忆中熟悉的场景重又在我眼前生动起来：史铁生静静坐在轮椅上，摊开的本子置于膝盖，手中的笔不停地在上面抒写着，身旁的树木伸向天空；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在不远处一直唱；一个嗜酒的老头，腰间挂着扁瓷瓶，从他跟前走过；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蹲在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

我甚至幻觉，史铁生慢慢地从地坛里走了出来，一脸的木然。他为什么不开心？他走出了这个园子，也就走出了生命的困惑。难道这就是我需要来到的地方吗？难道我也会想念“地坛”？我再一次问自己。理智告诉我，那个让我尊敬的作家已经到天堂去了。住在天堂的铁生，一定很怀念地坛，他的地坛，北京的地坛。　

转身离开地坛，我走在大街上，裹挟于汹涌人潮中，冷风掀起了我的衣襟，彻骨的凉。“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回想铁生说过的话，我深感自己的羞愧和悲哀。史铁生是因为心中有了地坛，才不去寻找地坛。他心中装着一个“地坛”的境界，才有了对生命的热爱，文字的信仰，以及对人生命运的拷问和关怀，对人性的剖析和拯救，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而我，究竟需要怎样的守望，才能获得内在的安静？

我惟有老老实实坐在那辆承载了我的过去、还将承载我的未来的“地铁”上，隐忍地，耐心地，沿着我文字所努力探索的方向，继续奔跑。

6

转眼，在北京呆了六天。

六天很短，每一天的行程都满满的。六天很快，就像呼啸而过的地铁。故宫博物院、景山公园、天安门、地坛、圆明园、王府井、八达岭长城，都有我留下的足迹。

临走前，由我的干爹郑世和做东，邀请几位熟悉的开国将军子女，在西单的毛家湾饭店聚餐。参加人员有谭冠三中将之子谭戎生、王紫峰中将之子王京生、郑效峰少将之子郑南东、刘显宜少将之女刘宏林，以及贵州省唯一开国上将杨至成之子杨子江。朱良才上将之女朱筱秋因要事缠身，无法赶到，给我打了电话问候。

席间，聊及北京这些年的变化，大家无不感慨北京地铁发展之快。北京地铁拥有线路二百七十座车站，总里程456公里，单日最高运送乘客突破一千万人次，仅次于上海，跨入了全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规模前三名的行列。北京地铁交错纵横，四通八达，已成为了最快捷的交通工具。设施一条比一条先进，一处比一处健全。只要你花上两元钱，就几乎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地方，十分便捷，大大地缓解了地面的交通压力。唯一的遗憾，就是北京人口太密集了，地铁因拥挤显得疲惫不堪。

列车在北京的地下呼啸而过，也在我的心田呼啸。“去北京，坐地铁！”我相信，下次我来的时候，北京地铁会发展得更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