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有两个思想解放运动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是文艺复兴运动，另一个是启蒙运动，这个大家都知道。文艺复兴解决了神权论，倡导人文主义，揭示了以神为中心愚昧论的实质，人的本性得到了回归；而启蒙运动却主张理性主义，在百科全书派的宣传和鼓动下，任何权力，任何地位，任何影响，在科学面前都变得十分渺小和脆弱。无怪乎人们说：手无束鸡之力的伏尔泰的思想，顶得上千军万马；高高在上的皇帝和挥师百万的将军们所建构的上层建筑，在科学的理性主义者（启蒙思想家）面前，由岌岌可危到分崩离析。正是经历了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有今天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社会体制。当然这种体制是不是最好，我们不能过早的下结论，就目前而论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形态，也许再过若干年这种体制也会被淘汰，这是谁也说不定的事。

中国是个大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事实。在这几千年中，大都是家天下，都以高度集中的独裁体制而呈现；即使是传说中的尧舜禹，他们所实施的禅让制，究其竟，长官意志也体现的淋漓尽致。何为民主，何为科学，可为人权，在中国主流思想中，不仅不提倡，可以说还存着某种打压，百姓中没有这种概念，于是乎家天下代代传，人治现象极为普遍，谁也不会质疑其合理性，谁也不会质疑其合法性。历史发展到近代，受过西方影响的精英们，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历无前例地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回过头来看，新文化运动也不过是象牙塔里运动，不被大多数国人所接受，主战场不过是几所高校，主力军也无非是几位教书先生，靠写几篇文章，组织半懂不懂的学生上街游游行罢了，不像历史书中所云的那么深刻，那么能触动几千年的深根蒂固的正统思想。后来十月革命的思想传到了中国，马列主义被一些精英们所接受，于是乎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中国煮了夹生饭。中国人相信皇帝，因为他是真龙天子，在家天下中皇帝当然是无所不能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有天子发了善心，百姓们才有好日子过。中国人还相信权贵，他们捏着所辖黎民百姓的生灵，具有“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效果。在民间人们总是谈论：某某当了县长，某某当了市长，百姓可能要好过些。其结果往往令人失望，依然草菅人命为非作歹，与前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一如既往的劳作着，过着命悬一线的日子，一边盼望着猴年马月来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父母官。究其竟百姓们也有追求，也有理想，正如当年鲁迅先生所云：一些人把希望寄托于神佛，看看神佛能否给自己带来美好的生活。和欧洲的中世纪一样，百姓们没有人文理念，人的本质得不到回归，觉悟不了，受制于飘渺的想象和大大小小的长官们。

如果民主与科学思想在中国普及的话，建国后毛泽东的一些错误根本没机会出现，国家建设中的弯路也不可能发生，如果那样，我们的日子不知好了多少。因为理性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崇高的，千百万人可以用生命去捍卫的，有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凭长官意志行事？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古国建设现代化，的确不是件易事。首先要认清思想上的落后比物质上的贫困更可怕；制度上的残缺比gdp多少更令人扼腕。即使在某一阶段，某一政策起到了不同凡响的效果，人们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如果忽视了思想的与时俱进和制度上的种种弊端，一切又都是昙花一现，自然谈不上某种模式的发扬光大，更谈不上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

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拥，权为民所用，我们不妨多与德先生和赛先生打打交道，兴许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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