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河行署公安局局长

李震（1915—），原名李汝赢，山东博兴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chan*]党。曾任中共博兴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1934年后在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任东北军51军中共党工委副书记（解方任书记）。

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中共山东分局安排李震到清河区党委任常委兼社会部长。那时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军区司令员杨国夫、政委刘其仁、政治部主任徐斌州、行署主任李人凤。

在李震到清河之前，胡维鲁是清河区党委的社会科长，当时的社会科是附设在区党委组织部里的一个科。李震到清河后，即着手建立各级保卫组织，区党委成立了社会部，县里成立了社会科，基层党组织设了保卫网。那时区党委社会部设四个科：胡维鲁是一科科长，王墨庭是三科科长，王民英是四科科长。

为了尽快建立起各级保卫组织，李震从临淄、益寿等地召集了一些有文化的人(男女约40人左右)开办了一个保卫干部训练班，1941年秋天，训练班结束后，即着手建立县公安局，将训练班的学员分配到各县公安局工作。

那时山东分局也办了两期训练班，专署公安局长和一部分县公安局长，曾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训练。

1942年成立清河行署公安局，李震兼任公安局长。当时清西专区的公安局长是于海东，清东专区公安局长是王斌；垦利专区公安局长是王墨庭，清中专区的公安局当时没有建立，原因是行署公安局就活动在清中一带，清中的公安保卫工作，由行署公安局代管。

这时胡维鲁已调离清河，到鲁南行署任公安局长。

1941年李震到清河以后，清河地区正在搞“肃托”，区党委成立了由景晓村、杨国夫、刘其仁、徐滨州和李震组成的五人小组，领导肃托。当时肃托主要是从部队开始的，山东分局康生搞出来一个于公，这个人据说是袁世凯的孙子，是大众日报的总编，他从学校到了延安，后又从延安到了山东。于公是学军事的。当时山东军区开办了一个参谋训练班，主任是包剑寒，于公经常去参训班讲课，与包剑寒接触较多，于公定为托派(是中央社会部的材料)后，扩展到一旅，又咬到包剑寒，包剑寒既是参训班主任，后来又到清河军区任参谋长，所以包剑寒就把清河军区差不多的科长全咬上了。

1942年地方又开始了肃托。军队里肃托咬出来的这些人，大都是临淄县人，当时临淄县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参加八路军部队的这些人，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担任的职务也较高，有电台台长，秘书科长，保卫科长，敌工科长等。他们被咬出来后，又咬到了地方，把临淄县的县长张渔，民政科长孙砚农咬上了，把寿光县县长刘季清也咬上了。

当时这三个人为什么一咬就相信了呢?据李震后来回忆说：“一是根子在上边，来源于中央社会部康生，又一咬再咬，咬到山东，山东又咬出来一大批，再谣传、乱传，便传的到处是托匪；二是这三个人抗战前都是教员，那时国民党掌权，又都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共[chan*]党来了，他们看着共[chan*]党好，又参加了共[chan*]党。这本来是件好事情，结果说人家既是国民党又是托匪，就把他们三个人抓起来了，不久就杀掉了。当时杀掉这三个人，客观上讲也有两个原因：第一，1941年冬，临淄县独立营在营长王砚田带领下叛变了。后来我们从内线查到张渔、孙砚农和独立营有些联系(当时也未查清是什么关系)。第二，因为当时正赶上敌人大扫荡，所以就把他们杀了。”

李震还回忆说：“杀了这三个人后，我们又一直放不下心。那时被抓起来的还有二十几个，我们审查了一下，看了看没有真实材料，就全部放了。”

1943年夏天，李震到清西检查工作回来时，突然被敌人包围，在博兴县王文洼被捕。日伪军把李震押到滨县关了一个多月，又押到张店关了三个多月，李震都没有暴露身份，后来被桓台的一个叛徒王玉树认出来了。这时日寇又把李震转移到博兴安家庄周胜芳据点的一个地窖里。不久，八路军某部在沿海地区打下日寇的一架飞机，活捉了日寇的一个飞行员。这个飞行员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山田大将的侄子，日寇急不可待地找关系与八路军联系，要用李震等人换回那个飞行员。1944年春天，组织上就用这个飞行员把李震和李铁峰(当时是临淄县县长兼县大队长，在张店时曾与李震押到一个监狱里)换了出来。李震和李铁峰在张店监狱时，曾发展了邢作午作为内线，1945年日本投降后，此人成为渤海军区联络科符浩的利用关系，在张店为中共作了一些有益工作。出狱后，李震仍任清河行署公安局长。因李震在监狱里对敌斗争坚决，曾受到山东战工会的通令嘉奖。

2、渤海行署公安局长

1943年3月，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邢仁甫叛变了。在未公开拉起旗子之前，他打死了副司令员黄骅同志，打死了军区参谋长，保卫科长等同志，就把队伍拉到海上去公开投降了敌人。这样，冀鲁边司令部己基本不存在了，所以就和清河合并了。合并后，于1944年1月11日正式成立了渤海行署。

渤海行署下边有六个分区：一分区辖沧县、东光、南皮、天津以南的几个县；二分区辖商河、临邑、济阳、德县、禹城、平原、杨忠等县；三分区辖邹平、长山、桓台、高苑、青城、章历几个县；四分区辖阳信、惠民、沾化、利津，垦利、盐山一带；五分区辖博兴、临淄、广饶一带；六分区辖寿光、潍县、四边、昌邑、羊角沟市等。

渤海区成立后，主要党政军干部都是原清河区的，其中李震任渤海行署公安局长，副局长是周洪恩。一分区公安局长是张公忱，二分区公安局长是杨爱华，三分区公安局长是郑中哲，四分区公安局长是朱文刚，五分区公安局长是王斌，六分区公安局长是张剑。

1944年，日伪军在渤海搞治安强化，李震领导的渤海区公安局针锋相对，主要搞了伪军家属的工作，分化瓦解伪军，使其为八路军工作。1945年日本鬼子一投降，有好多伪军及家属投到八路军这边来了。但不久，渤海区搞了一些“左”的东西，一分区搞反奸诉苦运动，诉到了一些伪军家属身上，结果错杀了一些人。虽然区党委很快制止了，但大部分伪军家属还是跑到敌人那边去了，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政策上的一大教训。

1946年，八路军打开惠民(县城)，李震任惠民城防司令。这时由于政策上掌握得不太好，渤海乱了套，还乡团乘虚而入，造成很大损失。原因是刚刚解放的新区，部队都升了级，主力部队升级为野战军，区中队升为地方部队，所以区公所空了。有好多区公所被敌人包围了，到处是还乡团，这时光靠公安局掌握不了，区党委就决定抽调骑兵组成一个剿匪部队，任命马千里为剿匪部队司令，王坤为骑兵大队长，迅速组织剿匪。

1947年夏天，华东局搬到渤海区，华东局领导舒同、张鼎丞，华东局社会部长梁国斌到渤海区各地检查镇反问题时，认为渤海区的工作右倾。一是土改政策右了，二是锄奸政策右了，就给区党委集体警告处分(廖容标同志除外)，并单独给了李震警告处分。当时李震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并认为杀人越多，树敌就越多。他说：“一个反奸诉苦，凡是沾个伪军边的就杀了，土改又是采用肉体上消灭地主的办法，这样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都跑到敌人那边去了，组成还乡团回来对付我们，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巨大损失，这能说是右了么?”

当时华东局没有从政策上检查问题，就一个劲的反右，开了一个土地会议，接着就“三查三整”，李震靠边了，景晓村、李人凤都靠边了，还关起来了20多个县公安局长。在100多天的土地会议上，批判的重点就是李震、景晓村、李人凤三个人，康生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李震曾被日本俘虏过。言外之意是被俘就会变节，因而不可信任。后来，为了使李震等人“认识错误”，康生又叫李震等人去看贫下中农怎样打死地主。在斗地主的现场，没有领导，没有政策界限，群众自己说了算，几分钟内就打死一个地主。

关起来20多个公安局长，不是个小事，李震虽然靠边站了，还是去找了康生，对他说：　“渤海的问题，根本不是锄奸政策上的‘左’和‘右’的问题，是军事政策上的问题。你不该把新解放区的部队撤走，造成了空子，叫敌人乘虚而入。党的土改政策，从来没提过肉体上消灭地主，现在不是实际上消灭了么?”康生这才懂得不是个“特务问题”，而是个“常务问题”。并装模作样地说：“啊，有此事?”这时毛泽东已经召开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针对康生的问题，开始纠偏了。康生即派杨帆去处理渤海公安局的问题，把这20多个公安局长全部放出来了。

1947年下半年，李震调离渤海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研究组组长，华东铁路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建国后，李震历任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东北铁路总局党委副书记，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铁道部副部长等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