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击队

——《我们队里的年轻人》系列之二

1．“老总”

那年我十八岁，是高中毕业的第二年。

那年月，“四人帮”当道，领袖虽然还没有逝世，但已老迈无用，管不了事了。国民经济被这伙人折腾得到了崩溃的边沿。农民忍饥挨饿，勒紧裤带，吃光了能吃的野草野菜，开始寻找能填肚子的观音土，一边眼睛像饿狼一样盯着刚刚扬花的粮食，盼望它们的籽粒快快饱满起来，好拯救饥饿中人们的性命。好不容易盼到胡豆角鼓起来了，小麦的颜色开始有了淡黄色，饿慌了的农户开始向队长请求。队长一狠心，一跺脚，一声令：“扯胡豆！割麦子！先救命！”那神情，使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那首唐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那年，我还是我们大队（村）独一无二的高中毕业生（当然后来高中生就慢慢多了起来，我就不再是独一无二了）。说我们毕业就是失业不准确，因为虽然没有大学可读，但我们的户口毕竟还在生产队，靠我们的力气还可以挣工分，分粮食，就饿不死了。想不当农民，跳出这苦海，那是实在没有门路的。不像现在，没有工作就出去打工，天南地北甚至全世界地跑。那时候你是一步都跑不了。

我们生产队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小伙子有十五六个，大大小小的大姑娘也有十五六个。也许因为我是高中生的缘故，我无形中成了这伙年轻人的头儿。不管姑娘小伙，总喜欢围着我转。

那年月没有文化生活，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隔不了多久离我们生产队四五里路远的场镇上要放电影。凡是从镇上回来的人得到了晚上要放电影的消息，这一群年轻人就再也不安宁了，大家奔走相告。一到收工时，回家放下锄头，就再也不管家里父母如何阻挡、威胁，一溜烟蹿了出去。尽管是看过一次又一次甚至连台词都背得下来了的《地道站》《地雷战》《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等老电影，大家仍然看得津津有味，不到银幕上出现“再见”的字样不离开。

有意思的是，不管我站在放映场地的哪个位置（没有电影院，都是露天电影，不收钱的），站着，和几个小伙伴边议论边看，也没有预约其他的人。可是一到了换片的时候，借着放映机打开的电灯光，回头一看，我们的前后左右全站满了我们生产队的姑娘小伙。我曾经有意识地避开他们，想藏到其他陌生的人群之中，可是没有用，用不了多久他们全寻了过来。

也不知是谁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老总”，我姓胡，又叫我“胡老总”。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叫我？”他们说：“电影里都这么叫。”我说：“电影里不是称呼那些坏蛋才叫老总吗？我又不是坏蛋？”他们说：“也有把好人叫老总的时候，你就当坏蛋吧，反正我们这样叫了。”叫的人多了，我偶尔也答应，反正别人也没有恶意。谁知不久，就没有人再叫我的真实姓名了，都叫着绰号了。直到队里的老年人也叫起“胡老总”来。我才感觉到有些不好意思。

仔细想来，大概是因为我会在栽秧时给大家讲故事，并且故事的内容大多是看来的、听来的新鲜的东西，大多有启人心智的效果，而不是他们听过了无数遍的荤段子。再就是我在看电影时的一些评论，他们觉得有道理，有品位，从他们的嘴里说不出那样的话来，因此觉得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因此愿意接近我。再就是我的嘴里一般不带脏话，不像有些年轻人一开口就骂得人昏天黑地，就更加显得我像一个文化人。我身边凝聚了这些年轻人，他们当然觉得叫我老总比较合适了。

2．突击

尽管是刚刚收割下来的粮食，急急忙忙地分到各家各户，有的家庭还没有等到晒干，就用锅把粮食焙干，然后磨成面的，然而人们总算缓过了一口气来，填饱了肚子，开始有了笑容，开始有了生气，开始有了干劲。

我们刚刚完成了队里两百多亩水稻的栽插，回到了岸上，这时生产队根据农事阶段，又进行了一次重新包工。根据我栽秧时的表现，生产队认为我是一个有冲劲的人，选我当了包工组长。

下一阶段的农活是刨苕厢，赶栽红苕。全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分成了三个大的包工组，按照强弱搭配的原则，把人员安排到每个包工组。我带领第一组，分到了老西、老中、老寿、老全（我们那群年轻人的称呼，喜欢在他们的小名前面加上一个“老”字，再去掉后面的“娃子”两个字而成）等五个年轻小伙，六七个大姑娘，其余的就是七八个大叔、大妈级别的中年人。全生产队的栽苕面积不多，每个包工组分到的不到两千平方丈。我们组上分到了全队最大的一块地，也算是最让人望而生畏的一块骨头，面积四百多平方丈的四方大地。

在休整了两天，完成了一些零星的小块面积的任务后，我告诉我的组员们，今天晚上吃饱点，明天一早进攻四方大地，争取明天一天完成它。我刚说完，一位经验丰富的大叔发言了：“老总，不要夸那么大的海口。以前做完四方大地怎么也要三四天，就算我们干劲大，用两天时间完成也就很不错了。”我说：“好吧，明天我们就按时早点上工！”

四方大地里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麦垄间的玉米苗已经长到快一米深，两排玉米的中间是五尺宽的麦垄，我们的工作是用锄头将麦垄翻挖一遍，然后刨成苕厢。由于有玉米苗，就不能用牛耕，只能用人工挖，工作量相当大。

我的组员们很听话，第二天天刚亮，一个个就像听到了紧急集合的号声一般来到了四方大地。我和老西首先每人占领了最长的一垄。老西是个快手，体力也特别好，我知道他。

我说：“老西，你信不信，我们今天早上就把这一垄完成！”

老西说：“老总，你信不信我一口气把这垄地挖出头？”

我看了看这垄地，五尺宽，少说也有三十丈长（近一百米）。要一口气挖完，谈何容易？我看着老西的脸，他儿戏般的笑容间充满了自信。我心里一热，大吼一声：“拼了！”我们的锄头就此挥动起来。

姑娘小伙们都听到了我和老西的对话，他们大多是一些不甘示弱的人，见我们已经行动起来，也就不怠慢，锄头的翻飞也比平时快了几倍；几个大叔大妈级别的以为我和老西在发疯，在逞一时之气，也就没有在意。不过他们心里在想：年轻人嘛，不知道厉害，鸡公屙屎头节硬，看他们能撑多久。

平时挖这种地，只要挖到一丈远左右，就要停下来，歇息那么一两分钟，喘喘气。今天大叔大妈们开始还是按照这样的速度挖着，歇着。可是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就是没有看到我和老西停下来一次。他们的心里有些发紧，眼看着我和老西已近中点，而他们已被远远地扔在了后面，他们不得不加快了挥锄的频率，歇息的时间也缩短到每次一二十秒钟。再说那群年轻人，一开始他们总想紧紧地咬住我和老西不放，可是他们渐渐经受不住那种不留喘息机会的强力的冲击，俗话说，癞蛤蟆跳三下都还要喘口气呐！他们不得已停下来了。而他们停下来半分钟，我们又往前蹿出一截，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他们又拼尽全力追赶了。那些姑娘们体力本来就不如男孩子，但是，她们今天也似乎豁出去了，汗水湿透了她们的衣背，并且连头发尖上都聚满了汗珠。

我和老西始终都在拼命，为开始的打赌的两句话拼命。

我们始终没有停下来歇息。冲过这垄地的中点以后，我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脱光了，只剩下了一条内裤，而这条内裤已经小开始往下滴水。老西和我一样，浑身光溜溜的，内裤也在滴水。我觉得我一定能够战胜他，至少不会落后于他。有好几次，我冲到前面去了那么一点点，但这种优势保持了不过几秒钟，就又被赶了上来。后来，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是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那么持久的韧劲，也许是已经超越了生命的极限吧。果真是“三岁牯牛十八汉”哪，我们没有食言，我和老西硬是一口气把那垄地挖出了头。

我们相视而笑，继而哈哈大笑。我们休息了两三分钟，又开始乘着余勇，倒退着把这垄地的苕厢刨到了头。刨苕厢这活虽然比挖地的体力消耗得要少一点，却并不比挖地轻松多少。我们做得很仔细，苕厢刨得很标准，丝毫没有粗制滥造的意思，连老农民看了都会赞不绝口。

到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平时一天半的活儿。看看年轻人们大多挖出了头，好几个已经开始在刨苕厢了。只要我们每个人完成一垄地，其余的就已经所剩无多。我和老西一点头，索性就一不做二不休吧。虽然早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我和老西又开始了第二垄的冲刺。第二垄地明显比第一垄短了不少，我们很快进入了中点。

看看大叔大妈们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停下锄头，给大家鼓劲，我说：“大家再努把力，干脆做完了这块地才回去吃饭，反正饿都饿到这个时候了，就再展一把饿劲吧。上午就不再出来了，在家休息，或者好好睡上一觉。

就这样，我们完成了两垄以后，那些大叔大妈们也已经快完成一垄了，我们就又去帮助他们。结果，我们硬是在那天上午，完成了以前三四天才能完成的农活。

3．支援

这天上午，队长、会计带着徐主任来检查各组的劳动进度和质量。他们来到四方大地，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大吃一惊：地里没有一个人，而整块麦地却变成了标准的苕厢。这是谁干的？难道真的请来了神仙？他们清楚地记得，昨天下午收工前，这块地还没有动过一锄头。难道是第一包工组昨夜挖了一个通宵？

答案是在他们找到我以后得到的，听完我的述说以后他们更加吃惊。徐主任当场决定，晚上召开包工组长以上的生产队扩大干部会，通报劳动进度。徐主任是区上的妇女主任，是派到我们大队来蹲点的驻队干部，兼任我们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

连着两天，我带着我的组员们完成了几块比四方大地小一些的大地的挖刨任务。我的组员们开始叫起苦来，他们说，再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就没命了。在那些大叔大妈们一迭连声的叫苦声中，我们包工组的任务就剩下了一些小块的坡坡台台。我把这些坡坡台台分到每一个人的手里，说：“两天之内，你们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吧，两天后集中。”这两天实际上就是让大家休息，并顺便做那么一点事。组员们也很高兴，虽然口里在叫苦，心里明白，累了这几天，每天挣到的工分比平时三天的还要多。我和老西几个干的活儿最多，在分工分时只是象征性的多分了一点。他们一个劲地说，你们几个吃亏了，我们占便宜了。我说：“我们还要长期在一起，有些活儿你们是强项，我们干不过你们。俗话说，吃得亏，才到得了一堆嘛。”

自从开了那次干部会，其他几个包工组长可急坏了，他们也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追赶我们，和我们拼命，一滩平静的水面于是掀起了滔天大浪。

挖刨完苕厢的我们并没有闲着，我们没有等天下雨，而是冒着烈日，到水源较近的地方担水浇地，然后栽上红苕。据老农们说，这样活过来的红苕比下雨天栽的收成更好。这次，我们是从小块面积开始，把大地留着下雨后栽。

我的做法又很快被徐主任通报到其他包工组，同时通报到了全大队的其他生产队。

结果是，小满节前两天的一场大雨过后，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幼一起动员，打破了包工组的界限，把全生产队所有的栽苕面积全部栽完栽尽。徐主任和我们一起栽完红苕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公社，把喜讯报告给公社党委。当天晚上，公社广播站就播送了我们队“在小满节前栽完红苕”的消息。紧接着，公社党委书记在广播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生产队表示祝贺。

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按照农谚的说法，夏至栽苕，一窝一瓢。是说夏至节栽红苕都还不算很晚，而我们比这个时令整整提前了一个月。

第二天，党委书记来到了我们生产队，当晚回去后又播送了我们生产队的另外一条消息。说的是我们生产队栽完自己队里的红苕以后，没有忘记其他生产队。昨天下午，由我带领的一支十五人组成的青年突击队，背上自己队里的苕藤，来到栽苕面积比较大的第五生产队，为第五生产队无偿地送苕藤，并帮助栽红苕。这种在电影《龙江颂》里看到的“龙江精神”，出现在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出现在了我们公社。

这件事实际上是徐主任在回公社汇报前安排的，她只找到队长和我说了支援五队的意思，回公社后没有汇报。五队是我们大队支部书记所在的生产队，是一个旱山村，栽苕面积多，而我们队又有没用完的苕藤，所以队长就安排我去执行了这一任务。

4．奖励

当一九七五年的夏季“双抢”工作全面结束以后，我们大队召开了一次社员大会，对全大队在“双抢”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社员进行表彰。这次大会很隆重，公社党委书记也来了，并亲自给各生产队评选出来的劳动模范戴大红花。

我们生产队受表彰的劳动模范最多。那年月，没有物资奖励，戴朵花，发张奖状，就算是最高荣誉了。而我和老西例外，享受了特等奖，除了红花和奖状之外，还每人发了一条毛巾和一把大大的锄头。

那以后，我一直继续在生产队里冲锋陷阵，快乐地挣工分，换来勉强能填饱肚子的粮食。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向往，就连生产队里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我都觉得我一个都配不上人家。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招生制度也实现了全面改革。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去参考了，并且考上了大学，这才在一九七八年的春天离开了这片洒满我汗水的土地，离开了和我一起拼命的伙伴们。

徐主任已经调到了县农业局，我也不再叫她徐主任，而亲切地称她“徐大姐”。这时候，徐大姐才告诉了我几件我不知道的事情的内幕。

我的入党申请书是我刚满十八岁时就向党支部递交了，徐大姐一看到我的入党申请书就觉得我是培养入党的不二人选，可大队党支部在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党员的会上怎么都没有我的名字。徐大姐特意提到了我，回答是，我有政历问题不能入党。问有什么政历问题，或曰，其外祖父是恶霸地主，解放时被镇压；或曰，其生父是国民党军官，是历史反革命。徐大姐无言以对。且不论他们的说法是不是真的，那都无关紧要。因为在那个时代，无证据就是证据，莫须有就是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听着就和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徐大姐心里着急，想帮助我，可是又能怎么样？直到我进入了大学，还有人把告我的信寄到我们学校，希望从政历的角度搞垮我，把我遣返回原籍。我们学校领导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一套。”当着我的面烧掉了那封信，并且，我成了这个学校第一个加入中国共[chan*]党的大学生。

每年都有推荐出去读师范、上中专、上大学、招聘工作人员的指标，我应该每次都是最合格的人选，可就是每次都没有我的份，不但没有我的份，而且是连消息都对我是封闭的，直到人家都走了，我还不知道有这回事。

徐大姐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干部，有一次为了我的事情和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争得脸红脖子粗。那是一九七六年我们区中学招聘代课教师，学校知道我的底细，指名道姓要安排我去代课。当然首先要大队推荐，要政审材料，就把支书和徐大姐通知到了公社。徐大姐坚决支持我，可支书就是闭口不言。徐大姐一急之下当着公社和学校领导的面和支书大吵大闹，可是没用，支书仍然是一言不发。后来人们明白了支书的意思，是想安排他自己的儿子去当代课教师。可是学校又不同意了，他们说，育人的工作，宁却勿滥。如果我们俩同时上，支书可能会同意，可学校也不干。徐大姐和学校领导商量说，政审材料他不签字的话，拿上劳动模范的奖状，和那把奖励的大锄头，可不可以算数？学校领导考虑了一下说，可以！但是一个致命的问题难住了他们：生产队不给分粮怎么办？那年月，粮食可是一个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人就没法活。我的问题就只好到此为止。

听完徐大姐的讲述，我的眼里充满了泪花，这泪花是感谢徐大姐为我做出的一切。

我叹息一声，说，是那个时代容不下我呀！

2013.5.29．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