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父亲的病在家乡小镇去过好几家医院，也找了好几个小镇名医，可最后名医们还是异口同声地说，这病还是得到省城大医院手术治疗。

父亲放心不下他教的那些学生。他说去省城大医院手术治疗不是一两天就能回来的事，扔下这些学生像没妈的孩子，他怎么能放心得下。直到学校找到他满意的代课老师，直到他病痛实在难忍，都到了丁香树发绿的时候，才不得不去省城的大医院住院治疗。

入住省城大医院的第三天，待所有现代化手术前检查、化验结果做完后，父亲便向对床那个比他小许多的瘦子低声地说，老弟，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在当地已去过几家医院，虽说也托人找了好几个有名气的大夫，可最后人家说还得到这省城大医院来做手术。

父亲叹了口气，又接着说，家里扔下了一大堆的事儿，学生们还等着他回去上课。现在他只想手术顺利进行，尽快回去慢慢疗养。然后他又忐忑不安，压低了声音说，在家千般好，出外事事难，这两眼一摸黑来到这省城大医院，也不懂这里的规矩，你说，手术前我还需要打点一下吗？

对床那个瘦子使劲地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狠狠地咬了咬牙根，又慢慢地转动了一下脑袋，看了看病房内左右没有外人，就很深通世故的说，你要想着急回去，做好手术，主刀医生，当然要打点。

说着瘦子挺痛苦，挺费劲地挪动了一下身子，皱着眉头呻吟了一声，又说，当然这麻醉师也必不可少。我是昨天上午第一个做的手术。这不，一宿觉睡得挺好。这麻药劲儿刚要过去，现在才稍稍感到有些疼。不过，这大夫早就说了，这是正常的病理反应，过了麻药劲儿做手术哪有不痛的。瘦子说着又咧了咧嘴巴，倒吸了一口冷气，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说，手术做得干净利索，麻药用得恰到好处，才能医治病根，才能少遭罪。

也许是瘦子痛苦的表情传染给了父亲，也许是患病在身和术前恐惧，使一向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人师表，身为教书匠的父亲一反常态，竟像一个初入社会不得其门而入的孩子，又小心翼翼恭谨地向那瘦子问道，老弟，那你说，像我这样的手术，得需要打点多少钱合适呢？

那瘦子似乎是忘记了疼痛，嘴角掠过一丝笑意，很在行的说，上钱多少要看你的病情。要是做脑外手术，最大个儿的老头儿票用不着打捆。

最大个的老头儿票用不着打捆？父亲有些懵懂，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现在流通最大的是百元钞票，那一捆是……就很吃惊，竟有些口吃地说，那，那，那可是，可是一万元呀！？

瘦子有些瞧不上父亲的思维跟不上形势，并不搭理父亲的话茬，自顾见多识广的说，我听说一个做脑神经长瘤的，一下子就……瘦子像马市场的贩子诡秘地伸出两个指头。父亲看见那两个指头，像是看见了星外来客，就少见多怪地惊呼道，两万，两万啊？！这，这可……

瘦子并有没被父亲这惊呼所打扰，只是漫不经心地抻了抻脖筋，满脸世故的感叹道，咳，来到这个地方，咱们就是那些屠宰场待宰的羔羊，命运已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敢得罪起他（她）们吗？即便是出了医疗事故，他（她）们都是一个系统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官官相护，和他们你能打赢官司吗？

瘦子看父亲一直都是那么认真，那么虔诚，那么可怜巴巴的听着他的讲话，心里就美滋滋地很有成就感，脸上就时时掠过不易察觉的笑意。他很老到，很有有经验的把话语一转，又说，不过做这种事情，你还得根据自己的能力。你兜里有多少钱，就能办多大的事儿。像你这种手术难度，也就一般偏上吧。你按这个标准打点打点就行。到时候主刀医生、麻醉师就会来找你们家属签字，你们就随机应变，尽管准备好红包罢了。

未了，瘦子还很在行的说，老爷子，想开点，入乡随俗，别心疼钱儿，救命要紧。来到这里我们就是弱者，就得看人家的脸色行事，哪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别看外边挂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规章制度，潜规则哪还没有？上边早就说，不让腐败，可腐败哪没有。哪不浇油，哪不滑溜。破财免灾，上钱去病。瘦子似乎忘记了手术后的疼痛，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听得父亲连连点头称是。

2

根据父亲的病情，和手术的难易程度，参照了瘦子手势的标准，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磋商，从不肯曲意逢迎，趋炎附势的父亲，为医治自己的疾病终于无奈地举起双手。他将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对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别样理解。他狠心地决定入乡随俗，破财免灾。只求手术顺利，尽快打道回府。

窗外抽绿的丁香树枝在春风中柔柔地摇曳着。病房里静静的。雪白的墙面映衬着父亲那张有些灰黄的脸。

父亲很不情愿地从带来不多的医疗费用中，抽出四千元对我说，治病除根，少遭罪，尽早回去，同等重要。主刀医生和麻醉师也一视同仁，就别厚此薄彼，以后让人家知道了显得小气，大方点，每人送两千。

父亲沉思了一下，似乎在品味瘦子的那番话，又说，要不，你根据实际情况，看着办吧。既然咱们来看病，就不差这钱了。舍得舍得，舍了，才能得。要是看不好病，多遭罪，住院时间拖长，啥钱不都找回去了。再说我是班主任，学生们都等着我回去那。说着，将所有的钱和背包都交给了我。

我接过背包看了看。包里装的是父亲一篇没有写完的教案，还有一些在家里和在这儿看病的诊断书、医疗票据和随身携带物品。

父亲说这些天忙着检查化验，也没倒出功夫拾掇一下。包的夹层里有几个信封，你把这些票据装进去，千万别弄丢了，回去好报销。再就是把你要送的红包钱也装好，到时候你就见机行事吧。

嘿嘿，我们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不但善良勤劳，还善于发明创新。不论是办什么事，只要需要送钱打点的，一律都叫送红包，绝不管包的颜色如何。于是，送红包，这项关系父亲身心健康、责任重大的特殊使命，就这样责无旁贷地落到我的头上。

因为是送红包，不是送锦旗，这是院方三令五申禁止的。并在医院大厅醒目的公告版上明示，如发现谁谁谁接受红包将一查到底，严惩不贷，绝不手软！

院方的规定真是如此的大快人心，如此的光明磊落。可为了父亲的手术成功，安抚他那颗病痛的心，我又不得不违背院方和我们自己的初衷；去做那些和院方背道而驰，见不得阳光；甚至还带有行贿、拉人下水之嫌的丢人勾当。尽管我心中十分的反感，十分的不情愿，尽管我郁闷得矛盾重重，但还必须得把这件事做好。

可怎样才能把红包顺利的送出去呢？

听瘦子说主刀医生和麻醉师还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这就增加了送红包的难度。我总不能当着两个人的面把红包送上去吧。再说，做这种丢人现眼不光彩的事，当然得偷偷摸摸，绝不能让一只多余的眼睛看到，这对保护我们双方都是非常必要的。可要做到这些，就更让我犯难棘手了。

犯难、棘手的是主刀医生我倒是见过一面，可麻醉师却从未有谋面的机会。这真是提着油壶浇油，却找不到车轴在什么地方。

那天下午，主刀医生再一次走进病房为父亲检查身体，我趁他给父亲检查身体之时，急忙背过身去，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红包”匆忙地揣进口袋。

主刀医生为父亲检查完身体后，瞪着他那双目光犀利、甚至还有点冷酷的眼神，十分庄重，十分严肃地说，明天他将亲自主刀为父亲做手术。因患者体弱多病，年龄偏大，让我们随员做好相关准备。

其实所谓相关准备，昨天护士已一一说明了，无非是一些手术后的护理注意事项。

可主刀医生为什么还要虎着脸特别强调相关准备呢？

这相关准备还有什么其他含义吗？

他这是不是在暗示我们，红包还没有递上去呢？

父亲已同意瘦子的意见。红包一定要送在手术之前，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否则就一文不值，就失去这件事的实质意义。

可明天上午父亲就要上手术台了，到现在我还没找到机会将红包递上去。我心中真是火烧火燎，惴惴不安。我真恨自己弱智、低能，操作无方。

我把手放在口袋里掐着那“红包”，故意跟主刀医生没话找话，甚至不错眼珠地盯着他。期待他能从我的眼神里明白我良苦的用心，希望他能给我一个适当的机会把这“红包”送上去。

可这主刀医生傲慢得很。对我却带答不理，且十分吝啬，从没把目光大方的还给我。他给父亲检查完身体，嘱咐了几句，又忙着查看其他患者的恢复情况。根本就没把我这期待的眼神放在眼里。

主刀医生这种傲慢的不理不睬，严重的伤害了我的自尊，使我这神圣的自尊遭受极其的冷落，心中不由得慢慢地恼怒起来。心里骂道，他妈的，这世上还有这么不公道的事情嘛？他们每月手里拿着丰厚的工资和奖金，还趁病人之危索取不义之财，这他妈的上哪说理去？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你这么巴结他，他还那么牛逼，还那么不屑一顾。他不就是个主刀医生吗？主刀医生有啥了不起？哪个医院还没有。他牛哄个啥呀！若不是为了给父亲治病，谁肯干这下三烂的事儿。可恼怒归恼怒，我不能把恼怒写在脸上，我实在是得罪不起他，他这个主刀医生实在不同寻常，他是我父亲的主刀医生。我只能忍气吞声，满脸带笑的等待机会。

谢天谢地，真不容易。主刀医生总算查完病房。在耐心回答完几位患者家属没完没了，磨磨唧唧地探询后，他就头也不回的走出病房。我赶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快步尾随其后。

中午的阳光很灿烂。灿烂的阳光撒满了宽敞明亮的走廊。被擦得一尘不染的天然大理石地面，像涂上了一层透明的亮光。豆绿色的水磨石窗台上，摆放着各种赏心悦目的花草。窗外的丁香树不知什么时候已吐出青翠的嫩叶。

我无心观赏眼前的景色，匆匆地走到主刀医生面前，准备好一副笑脸，刚要说话，突然对面跑过来一个小护士，神色慌张地说主任，305，12床又抽搐了，你快去看看吧。

主刀医生急忙看了我一眼说，你有事吗？

小护士就站在他的身边，我能说什么呢？我只得言不由衷的说，啊，啊，没什么，没什么。我想问一下明天我们几点做手术？

主刀医生说，明早一上班，手术室的人就会去接你们。说着急急忙忙跟着小护士向305病房疾步走去。

我呆呆地攥着口袋里的“红包”，傻乎乎的被晒在那里，就像马路上一片被秋风吹落的树叶，孤零零的被人们遗忘。直到来来往往的行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才回过神来。

我沮丧的回到病房。

父亲低声地问，递上了。我无精打采地摇摇头。

对床那个瘦子几天来恢复得倒是不错。他除了患病，还像是患上害怕寂寞症，惟恐别人忽视他的存在。他不知我现在心中有多烦躁。又在一旁神神叨叨地说，你们的运气可真是不错。知道吗？刚才给你们看病的主刀医生，是留学英国的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在省里医学界都很有名气，大家都称他“洋大夫”。“洋大夫”活得滋润，有的是钱，开的轿车都是英国造，叫什么“路虎”。你们的女麻醉师口碑也不错，不但年轻漂亮，医术还好。听说是吉林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能摊上这么好的主刀大夫和麻醉师，你家的老爷子可真是有福气呀。

父亲很礼貌的和瘦子搭了几句话，又低声地安慰我说，别急。歇一会儿，再去找找机会。我诺诺称是。

我想了一会儿，时不我与，时不我待。心想，管他什么羊大夫，还是马大夫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父亲明天一早就要上手术台了，再没有时间等下去了，我决定直奔医生办公室找他，见机行事。

医生办公室设在走廊尽头的小门厅里面。

小门厅里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医生办公室的门正虚掩着。我尽量把自己的脚步声压低，再压低。迈着魔鬼样的脚步，像做贼似的把耳朵贴在门缝上。

屋里很静。静得能听到里面悉悉窣窣翻动纸张的声音。可没过多时，就听到里面男人和女人说话的声音。像是在开会？又像是在会诊什么病例？反正里面说话的人不少。我只得又悄手捏脚地回到大走廊。站在离办公室很近的疗区服务台旁，和那几个小护士，有一搭无一搭地说些闲话，眼睛却在死死的盯着那扇虚掩着的门，心里在焦急地等待着机会。

等啊，等啊，不知过了多久，那位主刀号称“洋大夫”的主任医师总算是出来了。他是低着头，有些匆忙地向卫生间走去。我想这个机会也不能错过，就悄悄地跟在他身后也进了卫生间。

可卫生间里绝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我们两个人。让我吃惊的是有个女的正在扶持一名男患者在方便。我只得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好在那“洋大夫”正站在小便器前忙着他的事，也没有看见我。

当我再次回到病房，显得身心疲惫。

父亲看到我的脸色什么都没问。倒是那闲来无事，百无聊赖，多嘴多舌的瘦子问我，明天你家老爷子就要上手术台了，你那红包递上了啦？我苦笑着，摇摇头。

那瘦子就有些挖苦地说，你的办事效率也太可以了。我家那卖服装的老娘们，不到两个时辰全部拿下。不过你别急，是不是手术前的“字”还没签哪？我说是。瘦子就一脸坏笑地说，那就等着吧，他们不会放过你。

不服不行，瘦子果然料事如神。

下午3点多钟病房来了一个小护士，她看了看父亲的床号，核实好姓名和病情后说，16号患者明天早上8点做手术。记住，明天早晨不要用餐，请患者家属到主任室去签字吧。

人，真是一个奇怪的高级动物。刚才火烧火燎，急得像个屁猴儿似的我，想办都办不成的事，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请你去办，却又滞滞扭扭地端起架来。这是因为这时我又想起刚才那个主刀的“洋大夫”那副傲慢的尊容，那副牛哄哄地架势。于是，恼怒、逆反、心态失衡的情绪又涌上心头。

父亲看我这个样子就偷偷地使了个眼色，着急地说，我明天就要手术了，你还不快去签字。我这才很不情愿的走出门去。

走进“洋大夫”的办公室，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正在翻一本厚厚的书。

我看了一眼偌大的办公室，除了我和“洋大夫”再没有一个外人，连一只喘气的苍蝇都没有。这时我的心情又坏起来，我更加切肤的感到瘦子说得真对。来到这个地方，咱们就是那屠宰场待宰的羔羊，命运已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像他们棋盘上的一枚小小的棋子，就像他们手中把玩的面团，任他们随意的摆布和搓捏。

想想刚才我还是那么煞费苦心的想把红包递给他。可他根本就不给我机会。我主动找机会，机会却找不到。现在我又一次验证了瘦子的话：来到这里，我们就是弱者，就得看人家的脸色行事。真是千真万确，颠扑不破的真理。

看看这“洋大夫”多么聪明，多么有能力，只是略施小计，利用手中的权利，并以工作的名义，就轻而易举地制造了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场的局面。这一切安排得都是那么顺理成章，无可挑剔；看上去也是井然有序，一丝不乱。只等我俯首贴耳去按他们的潜规则行事了。

看到他精心制造的这个场面，我的心里又失去了平衡。于是，抵触，逆反的情绪又涌上心头。我不肯一下子俯首听命，钻入他的网中，我倒要亲眼看看他“洋大夫”一手策划的这场把戏的全过程。

“洋大夫”看见我进来，压了压正在看的书页，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可最终他什么也没写，他合上了书。随手拿起桌上的一张表格和笔，用犀利的目光扫了我一眼说，你是16床家属。

这不废话吗。可我不敢这么顶撞他。我说，我们已经见过两次面了。我想你应该认识我。

“洋大夫”又说你是16床患者什么人？

这不也明摆着，还用问吗。我没说是儿子，我说16床是我老子。

我极不满“洋大夫”这种居高临下，审讯式的问话。

“洋大夫”很聪明，也许是他发现了这一点。也许是我没按一般常规患者家属回答他的问题，他似乎感觉到什么。他放下笔，用镜片后那双犀利甚至带有冷酷的眼神看了我几秒钟，不易察觉地笑了一下，语气很轻地说，坐。请坐下说吧。

我毫不客气地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

“洋大夫”似乎觉得该问的话都问过了，又不想节外生枝，多说些什么，就直奔主题。

“洋大夫”说今天请你来，是想跟你说说你父亲明天的手术，可能会出现的几种情况。他说话的语气明显地平和起来。可那双眼睛仍是那么犀利有神。

他说按医院的惯例，手术前我们必须要与患者家属签约。特别是像你父亲这样年老体弱的患者，手术时可能出现心脏异常跳动，可能出现血压不稳定，可能……

他妈的。医学是他们的专业。他们把全世界可能出现的一切不良反映都无遗漏掉，全都考虑到了，却不肯承担任何一点责任，还得来让我承担一切风险，签这个字，这简直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霸王合同！

……

“洋大夫”仍在有条不紊，把那些“可能”发生的意外说得很细致，很放大，很全面。可听到他的这些“可能”说得越细致，越放大，越全面，越多，我的脉搏就跳动得越快，心也渐渐地缩成一团，竟不知不觉的把手伸到口袋里，捏住那个“红包”。

虽说我和父亲血脉相连，一样天生缺少媚骨，可为了父亲的手术成功，我竟忽的一下，像突然患上了软骨症，一下子就比他矮了大半截儿。

我慌忙地站起来，躬身毕恭毕敬的说，大夫，主任大夫，这就拜托您了，给您添麻烦了，让您辛苦了，真不好意思。我有些语无伦次。慌忙地将攥得有些发潮的“红包”塞入他的口袋。并诚恳地说，您千万别见外，您千万别客气，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不愧是漂洋过海，走南闯北，留学英国见过大世面的“洋大夫”。他对我这番诚惶诚恐的表现竟然不屑一顾。只是付以淡淡地一笑，不动声色地说，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吧。　

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你干嘛不掏出来，还给我。那怕是象征性的推辞一下都没有。假斯文，真是假斯文。我心里这样说，可我不敢表现，不敢急，因为他是父亲的主刀医生。

“洋大夫”这淡淡的一笑和不动声色，又一次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正像瘦子说的那样，在这里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我们就是弱者，我们就得看人家的脸色行事，谁敢得罪起他们呀。

“洋大夫”正襟危坐，稍稍地向后靠了靠老板椅，习惯的把两手插入雪白雪白的白大褂口袋里。他的嘴角又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也许是他的手触摸到我塞入他口袋里的“红包”，这带着我体温的“红包”发挥了作用；也许是我这付可怜兮兮的样子，让这位见过大世面的“洋大夫”见了笑，他竟然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再次说，坐，坐下，请坐下说吧。

我又躬身地向他探着头，坐了下来。

“洋大夫”说，我的话还没说完哪。你别急呀。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可能，手术时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但我必须得这样说。你是患者家属，你也必需得知道这些。不过现在我们根据对患者各项的检查和化验结果，还有我个人的经验，我想一般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即便出现这些意外，我们也会考虑相应的应急措施。他的语气很自信，很坚定。在我看来还带着不少傲慢的色彩。

“洋大夫”的自信和坚定，让我的脉搏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紧缩的心也松弛了许多。

最后他又补充道，这些你都听清楚了？我点点头。他说，那就请你在这儿签字吧。

我按着“洋大夫”的指点签了字，还不住地握着他的手，挺动情地说，实在是给您添麻烦了，让您辛苦了。

他仍是那么傲慢自信地说，请你放心，我会尽力的。我相信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洋大夫”的傲慢和自信再一次地鼓舞了我。

我再一次地握着他的手，不住地说谢谢，谢谢！谢谢您啦。

同时我也感到红包这东西真是神奇无比。难怪国人一遇到什么愁事儿，难事儿，就想到红包。看来这东西在“洋大夫”的身上也照样发挥着作用。他既然接受了我的红包，就得对得起良心，就得为那红包负责，这无疑大大地增强了我对父亲手术成功的信心。

3

主刀医生的事总算是办完了。可麻醉师却迟迟不见踪影。

瘦子说，不要急，不会有人放过这个搂钱的机会，会有人找你们的。瘦子仍然是一脸饱经沧桑，料事如神的样子。

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瘦子的预言没有得到验证。

尽管那天晚上我整整在病房里守候了一夜，也没见到那位能摆脱疼痛的麻醉师。直到第二天早晨8点多，父亲被推进手术室时，我也没见到麻醉师的尊容。望着父亲那一脸的无助和忧虑，我的心也忐忑不安起来，贴在父亲的耳边低声地说，放心，我会在签字时把钱递上去的。

不愧是省城的大医院，医疗设施先进一流。仅手术一项，一上就是几十台。父亲和其他患者陆续被推进手术室。我和妻子还有弟弟、和许多护送手术患者的家属一样，终于被隔在手术室门槛的外边。

这时手术室门外的大厅前站满了人。人们都在低声地说着什么，场面显得有些杂乱无章，乱哄哄的。

我也呆呆的站在手术室的门前，手里攥着口袋里有些潮乎乎的“红包”，心想，难道这医院改了规矩，手术麻醉不用签字了？难道这红包真的没有机会送上去了？那父亲手术时的麻药会不会适量？会像瘦子说的那样遭罪吗？我的心愈发紧张，愈发惊恐不安了。直到手术室的门打开，一位护士喊着父亲的名字让家属签字时我才醒过腔来。

我被妻子和弟弟推进手术室，履行那庄严的签字仪式。

手术室的台桌前站着三位女士。她们清一色身着浅蓝色紧身服装，帽子和口罩都戴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

为首的那位听声音很年轻。她核对了父亲的名字和有关病情后，挺庄重，挺神圣地说，我是本例手术的麻醉师。因手术患者年岁偏大，注射麻醉药剂时，可能引起不良反映；如心跳过快、昏迷……也许她看出我有些紧张，她那双忽闪着的大眼睛，闪动了一下，又加重了语气说，我说的这些都是可能，不是必然得发生。即使发生了，我们也会有相应的应急措施。您听清楚没有？要不要我再说一遍？我忙点头说听清楚了。那么，请您在这儿签个字。我们会尽力把工作做好，请您放心。她的语气很坚定，也充满了温馨。她顺手把那个单子推到我的面前，并指明要签字的地方。这时我的心也慢慢从紧张变得轻松起来，又从轻松中变得温暖起来。

我望着麻醉师那张被口罩遮得严严实实的脸，看不到她秀丽的脸庞。只有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在忽闪忽闪中眨动着。我猜想，遮在口罩后面的那张脸庞一定会很好看，很漂亮。倏然间，我感到这个世界又变得美好和圣洁起来。

那就请您在门外等候，手术后，我们会立即通知您。那位大眼睛的麻醉师彬彬有礼地将我请出手术室。

见到麻醉师了？钱，递上了吗？我走出手术室，妻子和弟弟围拢过来急切地低声问。

见到了。麻醉师是位女的。钱……这时我才想起一直在衣兜里，手中攥得有些湿漉漉的“红包”。惆怅的说，人太多，根本就没有机会。

其实，这时我无心回答妻子和弟弟的问话，正在揣摩麻醉师口罩后面那张看不见的脸。

她为什么不提前找我签字呢？弄得我现在已没有机会递给她红包了……直到父亲手术后被推出手术室门口，我忙迎上去。那位大眼睛的麻醉师高高地举着吊瓶，声音很好听的说，手术很成功。放心吧。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里，我看见了喜悦和成功的光芒。她顺手把吊瓶递给我，又去忙碌别的患者。此刻我真希望她能摘下口罩，我想，在她喜悦的目光下，她那张看不见的脸庞一定会很生动，很精彩。一想到她额头上渗出那么多细细的汗珠，我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心中就生出许许多多的内疚和歉意……

父亲的手术果然很成功。

因为手术采取局部麻醉，回到病房里父亲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他偷偷地把我叫到耳边低声地问，你到底给那个麻醉师多钱？她对我照顾得那么好？我的心一热，却言不由衷地伸出了3个指头，恶作剧地挤了一下眼睛说，三千。父亲坦然的笑了一下说，多花一千也值呀。

接着，父亲又有些动情地说，手术时我的头脑一直很清醒。主刀大夫的手也一直很轻。他不断地和我闲聊过去都得过什么病？在哪家医院看的？这次手术后要注意那些事项，还问我教什么科，一周上几节课，和其他一些话题。那位大眼睛的麻醉师也一直守候在手术台边，一会儿看看血压，一会儿摸摸脉搏，还不住地问我各部位的反映……

热流不住地在我心中涌动，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感动，把实情告诉了父亲。

父亲沉默了。半天没有说一句话。他呆呆的望着天花板，不一会儿，从他那苍凉的眼角，我看见几滴浑浊的泪水慢慢地流下来……我慌忙地替他擦去泪痕，低声的说，咱们写封感谢信，好好谢谢那位大眼睛的麻醉师吧。

父亲想了一下说，不行。表扬了麻醉师，那主刀的大夫你怎么写？他虽然接收了……可他对工作也是那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听说他是这个医院出名的留洋大夫，医术很高明，弄不好还会影响他的前程。

父亲说得对。我左右为难了。但我却愈发感到欠疚那位大眼睛麻醉师的一份厚厚的人情。刚才慌乱地签字，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她的姓名。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就说，要不你再去手术室找找她，表示一下，也算了去我一番心愿。

可我几次去手术室，都看见她在紧张地忙碌。她似乎看出我的心思，从不给我半点机会。听别的患者说，她的性格很个别，从不单独会见患者家属。我每次去手术室找她，都见她戴着严严实实的口罩，至今我都没有机会见过，我想象中那张漂亮的脸儿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只有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4

手术后父亲恢复得很快。3天后他扶着我就可以在病房里慢慢地溜达了。

这几天“洋大夫”查房时对父亲的恢复情况似乎表现得格外关心。他每次来到父亲的病床前总是问长问短，他站在父亲病床前的时间好像比其他患者停留的时间都稍长了一些。父亲就知足的说，手术做得好，恢复的快，红包没白送，多花点钱也值得啊。

我默默地点头。

父亲又说听“洋大夫”说，照这样恢复，再过三、四天就可以出院了。你赶紧把那些治疗票据整一下，看看花多少钱啦，回去还能报销不少钱哪。

可就在我整理票据时，那个装着票据的信封不见了。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这些票据和两个红包钱，我是分别装进3个同样的信封里。送给“洋大夫”一个，麻醉师的没送出去，还剩下2个。可现在一看，这两个信封装的都是钱，这无疑是我在忙乱中把那个装着票据的信封，当成了红包送给“洋大夫”了。

这下我有些傻眼了。看我把这事办的。我真为当时送红包粗心大意，手忙脚乱而羞愧难当，怨恨自己。这不让人家“洋大夫”认为我在耍笑他吗？怪不得这几天他来查房时，总是用那种怪怪的目光扫我几眼。

父亲知道了这事就说，既然我手术前就决定给人家送红包，而人家这次也真是实心实意给咱们治疗，那咱们就不能因现在恢复得好，就把人家给忘记了，那样做人就太不厚道了。你再去把这钱送给他吧。这回是咱们真心实意的感谢。

我说是。这回是我们真心实意的感谢。

5

我轻轻地敲开“洋大夫”办公室的门。他仍一个人在翻一本厚厚的书，不时地写着什么。

他看见我进来，脸上仍是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说，坐吧。我知道你会来的。

我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坐下。

他带着有些嘲笑的口吻说，你做事也太粗心大意了，这可是好几万块钱的报销凭证，我只管看病，可不管报销啊。说着他又故意的坏笑了一下，狡黠地说，我当时都想退给你了。

什么？你当时都想退给我了？我一惊说，那么说你当时就知道？！

他仍是那付傲慢、并带着自信的样子说，别忘了，我是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医学院。我这双曾执过千万次手术刀的手很敏感，一根细细的发丝都不会错过。

这时我忽地想起那天他正襟危坐，稍稍地向后靠了靠老板椅，习惯的把两手插入雪白雪白的白大褂口袋里时，他嘴角掠过的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我不解的问道，既然你知道，当时你为什么不说哪？

我为什么要说哪？！

你为什么不能说哪？！

为了你。

为了我？

不错。为了你。我当时感觉我不说，比说还好。

不说比说还好？我疑惑的看着他。

他镜片后的目光仍是那样犀利，甚至带着冷酷，但仍是那样炯炯有神。

他说是啊。你没感到你当时的情绪很糟糕，连我的话还没说完，就紧张、急躁起来。

说着，他又习惯地将两手插入白大褂的口袋里，说，我在牛津大学不但主攻了医学，还自修了3年心理学。所以我看到你当时的神态就感到，收下这个信封，对安定你的情绪很有好处。他随手拉开抽屉，拿出那个信封说，现在你父亲的手术按预期很成功，恢复得也很不错，一切都过去了。这东西也该完璧归赵了，拿回去好报销吧。所以，我知道你会来的。你得来取这些报销单呀。

他笑呵呵地把那个信封递给我。

我的心里一热，一阵感动。红着脸，接过那个信封，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真的很不善于做这种事情，才在忙乱中，做出这样荒唐、甚至是很尴尬的事情。请您不要见笑。说着我又恭敬地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装着钱的信封，递给他说，这次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请您收下。这回是我们真心实意来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手术的成功！

手术的成功，跟这个东西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他的目光冷酷，甚至不近人情。

他有些鄙夷地看了一眼我手中的信封，从办公桌前走出来，两手插在白大褂里，傲慢的慢慢地踱着步子，语气十分自信，十分坚定的说，你太小瞧我了！如果我为了这个东西，毕业后我就不回来了。我的博士生导师，爱德华·科恩是英国皇家医学会著名院士，他一再挽留我在他身边工作，并为我在美丽的泰晤士河畔安排了漂亮的洋房。凭着他老人家的社会影响和威望；当然十分重要的还是我个人的能力，我完全能在牛津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可我却偏偏割舍不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眷恋这里的父老乡亲。

他看了一眼一直在我手中悬着的信封，随手将它塞进我的口袋。加重了语气说，你应当尊重我。尊重我回来的选择。我回来就是为了向我的同胞展示我的才华，治病救人，减轻他（她）们的痛苦，是我一生的追求，是我神圣的使命。

他这发自肺腑的感人之言，令我十分感动，十分震撼。我绝对没有想到我这一举动竟会伤害了他，竟会玷污他神圣的使命。

他的情绪显得很亢奋。

他说，也许你听到这些认为我是在说假话，在唱高调。其实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我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向你表白。这真是我的心里话。我很喜欢孔夫子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你上次的神态上看出，你很不情愿做这种事情。你认为这样做，对你很不公正。可你为什么要把你不情愿做的、不公正的事情强加于我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稍稍地沉思了一下又说，当然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需要完善。可你应该懂得，最悲哀的并非是这现实社会的不公正，而最悲哀的是人们对这种不公正的默认和屈从，甚至还把它叫做什么潜规则。

他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即使是有个别人收了红包，也绝不能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即便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总会有一个吧。我就是那百里、千里的挑“一”。什么事情都不能绝对化。况且这个世上毕竟还是好人多吧。那我就是那些好人中的一个。实话告诉你，院里每月给我几万块钱的薪水，足够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就是没有这份丰厚的报酬，我也绝不会泯灭良知，趁人之危……他的表情仍是那么傲慢，目光仍是那么犀利有神，话语仍是那么坚定自信，铿锵有力。

他激昂的侃侃而谈让我耳目一新，受益匪浅。我真不知该向他说些什么。

他像长兄一样，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坐下。看来今天真是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了，我只能洗耳恭听。

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来回地踱着步子，犀利的目光咄咄逼人，像两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他说，科学是严谨的，来不得半点的马虎，更不允许任何人胡作非为。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神圣的天职。这是人命关天的头等大事，谁敢拿生命当儿戏！我就不信，你不送红包，哪个医生就敢违背医学行事？哪个麻醉师就敢不按要求下药？

他沉重地摇了摇头说，你们这些患者家属糊涂啊，把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弄得太复杂了。他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又有些伤心地说，有时我也很委屈，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会把我们看得这么坏？这么一文不值？金钱固然很重要，但金钱怎么能和正义、责任、道德、和良知相提并论。随后他又有些气愤地说，正是你们这些糊涂的做法才助纣为虐，纵容和惯坏了那些收红包的人。使他们利令智昏，无所顾忌，葬送才华，甚至走向犯罪，最后毁灭自己。他平静了一下情绪又说，这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这些制造毁灭的人，同样得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又降低了声音说，清白做人，平安一生。你们这样做真的是糊涂，悲哀啊……直到有人敲门，他才恢复了常态，结束了谈话。

他很有礼貌的把我送到门口。可他那番慷慨激昂，不容置疑的话语，还在我耳边久久的回荡……他又像一位令人敬重的长兄，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父亲恢复得很理想，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回去好好的照顾他。他老人家辛辛苦苦当了一辈子老师，不容易啊。

我连连地点头，尽力地睁大眼睛，不让含在眼睛里的泪水流下来，感动的握着他的手，低声地说，谢谢，真的谢谢您啦。你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6

我把“洋大夫”说的这些话学给了父亲。

父亲又一次的沉默了。他望着窗外翠绿的丁香树上那紫莹莹、笑眯眯的丁香花，好半天才说，这个留洋大夫可真有学问。真是了不起。他真是个医德高尚的好人啊。

我低声地说，这回咱们可得用大红纸给“洋大夫”和漂亮的女麻醉师好好地写封感谢信啦！

父亲说不但用大红纸写感谢信，还要给他（她）们送烫金牌匾，要在省城买最贵的。

我说对。用大红纸写感谢信。买省城最贵的烫金牌匾。

不知什么时候瘦子早已站在我们身边。他用狐疑、甚至还带着嫉妒、羡慕复杂的目光，看了看我和父亲，想了好一会儿，才搭讪地说，看看，我没有说错吧，你们真是运气不错吧，你家老爷子就是有福气呀。

父亲笑了笑，没有接瘦子的话茬。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他看着窗外那盛开的丁香花，又笑着说，几天没经心，你看这丁香花开得多好看啊。

我也笑着说是啊，开得真好看。春天来了，你也该出院回家了，咱家门前那些丁香树上的花也一定会开得很好看。

父亲沉思了一会儿又说，你喜欢写文章，就写写这些天我看病的经过吧。

我说好啊，那我就写写吧。

于是，在这丁香花盛开的时节，我便写下了“洋大夫”、女麻醉师、父亲和我，还有那个瘦子，这段发生在春天里的故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