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中,儒与墨是最大的两个私学流派,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的两种有势力和民意基础的价值取向。不过两派命运决然不同,儒家虽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却绵延两千年至今成为中国乃至影响东亚的传统正统思想,而墨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勿”,来去匆匆,不免让人疑惑与怀念。
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但墨子的生卒年代和国籍到现在依然是个悬案,司马迁《史记》有许多诸子的列传,连刺客都有传,唯独墨子只在《孟子荀卿列传》末附缀24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刘向《汉书·艺文志》也只大概地说:“墨子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衡传注》稍微确切一点:“公输般、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古代史学家基本上认为墨子与孔子的孙子子思同时,后人多根据《淮南子》及《墨子》中的记载来推断,墨子当是宋人或鲁人,或生于鲁而仕宋,是周王室诸侯王或大夫之后裔,不过到墨子时已沦为下层手工业者了。
鲁与宋当时是周礼文化最繁荣的地方,是儒家的天下,传闻墨子年青时在鲁国“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对儒家理论非常精通,不过后来发现儒家那一套言多于行,于当世纷扰的现实并无裨益,便从批判儒家的角度开创墨家一脉。墨家以儒家的对立面出现,这可能是墨家在后世儒学的压倒性兴盛之后为自己的消亡留下了伏笔。
墨子成年和活动的年代大致是在公元前453年前后的二、三十年间。这个历史时期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标志,诸侯相互征代,战争频繁,社会的宗法关系和等级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这种背景下的墨家学说与活动带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如“非攻”、“兼爱”。
从《墨子》所记载的墨子行踪看,墨子的政治、社会活动是带了众多弟子,以集团方式大范围地在各国奔走、游说,宣传和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 墨子“生于鲁而仕宋,其生平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所以,人称“墨子无暖席”。一生除了忙还是忙。
《墨子》是墨家弟子对墨子言论及行事的记载,是考据墨子思想与生平的最主要依据。从可考的事件看,墨子一生的主要业绩是止战和率领弟子帮小国守城。最脍炙人口的是止楚攻宋,事件大约发生在公元前 445—440 年,墨子此时正处壮年。《墨子.公输》篇记载,公输盘(传闻即鲁班)为楚国建造了新式攻城器械“云梯”,准备攻宋。墨子听到消息,从齐国出发,日夜兼程,十天赶到楚国都城郢。墨子先找公输盘论辩,以兼爱非攻之理折服公输盘,又在楚王面前阐述兼爱非攻之说。然后,墨子与公输盘在楚王面前进行一场攻防沙盘推演。公输盘用九种方式攻城,都被墨子瓦解,公输盘用完全部攻城机械,而墨子的守城器械却乃有余。公输盘不服,暗想杀掉墨子,以达到攻宋的目的。但墨子告知楚王和公输盘,自己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自己制造的守城器械,在宋城上严阵以待。最终,楚王放弃攻宋的企图。其它如《耕柱》篇、《鲁问》篇记载的,墨子曾劝阻鲁阳文君攻郑、攻宋。《墨子》中有十余篇是讲守城的方法与器械制作的,堪称是一部军事教科书,对后世军事理论影响很大。
墨家学说是典型的平民主义思想。如果说,孔子的儒家带有没落贵族士的特征,在对西周官学反思中,形成了一套以“仁”、“礼”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力图建立一种新的上下有序的社会秩序,那末,墨子及其学派则明显带有上升期庶民士的特征。墨子及其许多弟子本身都是手工匠出身,“墨”的原意是使用绳墨之木匠。他们直接参加了生产实践,生活在社会下层,以节俭自苦为乐。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动荡中,原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解体。各种个体手工匠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阶层,贩运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个体工业的繁荣。个体手工匠和小农作为小生产者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主要阶层,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墨子和墨家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崛起的,代表小生产者所理想的社会。
墨家的思想比较庞杂,不象儒家学说那样系统与集中,《墨子》一书的内容就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各方面,不过墨家的核心精神是批判地继承了儒家的义。著名的就是兼爱非攻。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与儒家的博爱(“泛爱众而亲仁”)相反。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提出“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他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同时,墨子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弊病就是战争,因此,从兼爱的思想中,引申出了非攻。其它思想有“天志、“明鬼”、“尚同”、“尚贤”、“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
与儒家不言鬼神不同,墨家宣扬天志明鬼。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天志明鬼是墨子宗教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
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墨子极其反对音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音乐。
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
墨家的这些学说看似不成系统,但每一方面都与现实及自己的实践紧密结合。一是对手工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进行总结、概括,墨子提出了系列的科学定义、命题、经验公式甚至是机械制造规范。二是理论和实践的一致,即言行一致不仅是墨子思想核心,也是墨子及墨者处世做人的道德行为准则,“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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