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举个例子，当今有许多漂亮的论文，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花费了很大力气，爬梳考证。细读解剖，结果不过是想证明1949—1979年间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阶级性文学是没有价值的，一切有共[chan*]党参与的文化活动都是错误和荒谬的。这些论著在技术层面上都操作得很好，但它们的道义倾向是没有经过审慎考虑的。它们主观地认定中国人民在1949-1979年间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般的生活，觉得只要向那段历史大泼脏水，不论怎么泼都在道义上是光彩的。海外学者这样想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确实无知，海内学者也来傍尖起哄，就未免有负于天地良心了。

——《空山疯语-人文学者的道义》（重庆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中国的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指1949年建国后到文革开始前的1966年，时间是17年，也被称为“十七年文学时期”；第二个时期就是文革的十年，就是1966年到1977年这个时期，也被称为“文革文学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文革之后，一般指从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这个时期，就是1979年到现在的时期，也被称为“新时期文学时期”。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的1979年之间正好是三十年，也可以叫做“前三十年文学时期”，这个前三十年就包括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这两个时期，至于1977年到1979年之间的两年因为是文革的后续，也只有算在“文革文学时期”的账上。

十七年文学作品主要就是人们常说的“三红一创，山青保林”，这里的“三红”就是指《红岩》、《红日》、《红旗谱》，“一创”就是《创业史》，“山青保林”就是指《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十七年文学就是以这些作品为主的，当然还包括浩然的《艳阳天》、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老舍和田汉也创作了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特征就是政治气息太浓，政治凌驾于文学之上，文学为政治服务。作品大都是主题先行，预先确定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然后再去为这些英雄添枝加叶，凭空设想一些反面的人物出来，以反面人物的“丑”来烘托、反衬英雄人物的“美”。这些“素材”都是捏造的、虚构的，是一种“假、大、空”的文学创作，也有人称之为“伪现实主义”。当然十七年文学作品里，也有一些作家的创作有一定的特色，比如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但是这些成就掩饰不了整个十七年文学创作以“宏大叙事”为目标的“假、大、空”实质。到了90年代，有些人就提出了“红色经典”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把这些“为政治服务”的虚假文学定义为“红色经典”，但是这些所谓的“经典”只是一个小圈子里的“经典”，跟那些实实在在的“经典”，比如古典名著《红楼梦》、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等不是一个层次的。他们所谓的“经典”只是在那些喜好“红色文化”的圈子里的一种自封，不过是一种意淫。

“文革文学”就是文革十年的文学，有人说文革文学是一个“文学的空白”，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就是：《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这是由江青亲自确定的“八个”样板。“一个作家”指的就是作家浩然，他创作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当然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不止八个，后来又添加了一些，据说是十八个吧。作家当然也不止浩然一个，还有《虹南作战史》等等可以列出很多，但是真正有名的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这“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当然文革时期还有一些“地下文学”，真正有意义的其实就是这些在“地下”偷偷流行的文学。

总的来说，这三十年的当代文学，主要是以“政治挂帅”为主导地位的文学，文学受到政治的压迫，创造出来的也是一些“不伦不类”的“四不像”。

对于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很多学者都抱着批判的态度，孔庆东就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前三十年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所以就对那些批判者恨之入骨。给他们扣帽子，给他们戴上一顶“一切有共[chan*]党参与的文化活动都是错误和荒谬的”的帽子。其实孔庆东的小家子气也是很没有底气的，因为当代文学里的“新时期文学”是得到了这些批评家们肯定的，这“新时期文学”难道不是“共[chan*]党参与的”吗？他说那些批评前三十年文学的人都是在泼脏水，其实他根本就不懂文学，根本就没有文学鉴赏的能力，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低劣的文学，他其实压根儿就不懂，就知道瞎起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政治观点服务的。因为他是老毛的崇拜者，所以老毛的什么东西在他眼里都是好的，老毛的一个大臭屁在他闻来都是高级的法国香水，他容不得别人对老毛的批评，如果有人批评毛时代，就如操了他家的祖坟，他一定会暴跳如雷，恨不得食你之肉、寝你之皮，骂你祖宗八百代方才解恨！他不懂文学，却要打肿脸充胖子，乱点文学的“鸳鸯谱”，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文学中的痞子”。

四大名捕

2013年5月25日

于汉水河畔　书林隐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