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编辑部一位大姐来拉稿，说：“如今最时髦的，一是吹，二是骂，三是成帮结伙打群架。你们吹吹张中行吧，他脸皮特厚。要不骂骂张承志，听说他要发动回民暴动，成立一个中华回民共和国。现在这文坛老气横秋，谁能放开胆子，谁就能独领风*。”

——《47楼207-时髦与风*》（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在上世纪50年代有一部很畅销的书，也是一部现在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青春之歌》。这本书里有两个对立的人物，一个是代表正气的女青年林道静，另一个就是反面人物余永泽。林道静是英雄儿女的化身，为了革命，她可以平抛弃一切，不惜离家出走。而余永泽却不一样，他自私、自利，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猥琐的男人。林道静和余永泽本来是一对情人　，后来由于观点不同，也就是人们常说所谓“道路不同”，林道静离余永泽而去。林道静要寻找的是一种革命的道路，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暴力革命”的道路，而余永泽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观点是矛盾的，所以最后就造成了决裂。当然作者本身身在某种体制内，站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上，那么作者笔下的人物，可想而知，林道静就是作者竭力歌颂的对象，而余永泽就是要贬低的形象了，所以余永泽在这部小说里就是一个猥琐的男人了。

《青春之歌》的作者是杨沫，据说这部小说是她的自传体小说书中的林道静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那个反面人物余永泽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的丈夫张中行。杨沫与张中行也是由于道路的选择不同而分道扬镳的，据张中行本人所说，他们决裂的原因就是，对于革命，杨沫是“信”，张中行却是“疑”。就是说杨沫对那些革命是深信不疑的，没有考虑到是否被别人利用，而张中行却对那些激进的行动表示怀疑，有自己的不同观点。两个观点完全相反的人肯定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只有决裂才是最好的选择。后来，杨沫在写《青春之歌》这部小说的时候，也是把自己和张中行作为人物原型写进了故事里。余永泽就是为了影射张中行。由于《青春之歌》的畅销，人们也来个对号入座，就把张中行看做了现实生活中的余永泽，也认为他就是一个卑劣而无耻的猥琐男人。在那个“单声道”的时代里，张中行只有忍辱背负着这样的“罪名”苟活了几十年。后来，张中行开始写作，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佳作，使他成为了名副一时的“燕园三老”之一。成名之后的张中行，才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他和杨沫的那些恩怨情仇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我们才知道这个现实里的“余永泽”并不是一个猥琐的男人，只是观点之争罢了，杨沫没有必要进行“上纲上线”来侮辱曾经是自己的丈夫的“行公”。

在中国的当代文坛上，有一匹黑马，那就是张承志。他前期的作品《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使他名声大噪，一个描写西北高原少数民族故事的作家形象就被确立起来了。后来他又创作了一部颇有争议的长篇小说《心灵史》，这部小说是他以自己的独特思考来描写清朝末年回民与满清政权之间的斗争的叙事史诗，小说以回民首领马虎龙抗击血腥镇压并大肆屠杀回民的满清政权为主题的历史故事。本书在出版后，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封杀，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很多人认为张承志的这部书旨在宣扬回民的独立，是一种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宣扬，挑起民族仇恨。也有人认为小说夸大了回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是一种不尊重历史实际的胡编乱造，抨击作者动机不良，不顾全当时的国家大局，以一点小的民族仇恨来藐视国家安危，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是这些批判张承志的人们有没有搞清楚，张承志所写的只是一部小说而已，并不是历史著作，小说主要是以虚构为主，也就是说张承志笔下的那些人物形象只是作者虚构的，跟历史史实是不一样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不良文人喜欢把小说里的人物与事件“对号入座”，认为这部小说会影响到所谓的“回汉之争”，其实《心灵史》的责编钟洁玲早就说过：“这部小说重点在于讲述人手机如何在艰难地环境下守护心灵的。”根本扯不上什么“回汉之争”。这种“上纲上线”的文痞行为也充分暴露了某些文人学者的无知与卑劣，用上面提到的一个词就是“猥琐”。

孔庆东也是这些“猥琐男人”里的一员，他在此文里用一个拉稿编辑的话，道出了他的“思考”。他认为张中行的脸皮很厚，无非是站在杨沫的立场来说话，因为杨沫和她的《青春之歌》正是孔庆东所极力褒扬的对象，当然被杨沫贬低的张中行就会被他“看不起”了。对于张承志的小说他也是一样使用毛左的惯用手段“上纲上线”，给张承志乱扣帽子，说他“要发动回民暴动”，甚至还说他要“建立中华回民共和国”。这些充分暴露了孔庆东一个无良毛左的暴力文化的本质。世上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加猥琐的、无耻的男人。

四大名捕

2013年5月24日

于汉水河畔　书林隐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