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沦陷区的文化损失极大。100多年来，日本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伤害。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对这种伤害充满了冷漠，他们只能说是优秀的小说家，不能说是大作家。

——《47楼207-文化不能沦陷》（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由于日本的侵华，抗日战争终于打响。在八年的抗战中，中国被分割成了三个区域，一个是由国民党控制的“国统区”，一个是由共[chan*]党控制的“解放区”，还有一个就是日本占据的“沦陷区”。一时，中国成为了一个“三国鼎立”的局面。由于三个区域的政治形态不同，所以文化取向也不一样，“解放区”倡导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革命文学，“国统区”的文学创作也是以抗战为主题的抗战文学，而“沦陷区”的文学，就跟其它两个区域有所不同，它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文学。虽然日本鬼子在中国“烧杀抢掠”坏事做尽，但是对文学却没有进行强制性地干扰，没有强迫文学的“方向”非要歌颂日本皇军不可。恰恰是在当时那个处于最坏的区域，文学却没有受到干涉，可以自由的发展。

文学本身是写人性的，如果受到压制，强迫它去为某一个团体服务，就失去了文学本身的意义了。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那些“解放区”的文学，也就是那些“红色经典”，大都是一些胡编乱造的“虚假文学”，离正儿八经的文学相去甚远。

在“沦陷区”里涌现出了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其中最有名的要数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等。

说起钱钟书，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一定就会想到他的《围城》。这是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有人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里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是一部经典的文学名著。这部小说出版于1947年的“沦陷区”，这也是文学不受政治干扰的产物。钱钟书博学多才，幽默诙谐，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有外国记者曾说，到中国来，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可见钱钟书在中国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他代表的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象征。

张爱玲就更加不用说，喜欢文学的朋友肯定都读过她的书。她是民国第一才女，小说写得也是一流的。她的名篇《半生缘》、《金锁记》、《倾城之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文学经典，有段时间曾经掀起过一阵张爱玲热，她的书非常畅销，各种张爱玲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湖南湘西有个著名的旅游胜地，就是凤凰。这个旅游景区是得益于一个著名的作家沈从文。由于沈从文的小说都是描写湘西农村的风土人情的，随着沈从文小说的风靡，湘西凤凰也成为了一个有名的风景区。沈从文最有名的作品就是《边城》，作品中细腻而质朴地描写把一个湘西农村的风貌逼真地展现在了世人的视线范围里，船家女翠翠的丰满人物形象更是令人难忘。据诺贝尔评委之一的马悦然说，沈从文差点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据说，1988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但是诺贝尔奖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这个奖不能颁给已经去世的人，可惜当时沈从文已经不在人世，如果他多活几年的话，也许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诞生了。

对于“沦陷区”的作家，孔庆东认为他们算不上大作家，他在本书里说：“今天提到40年代的小说，人们最喜欢的大概就是张爱玲，钱钟书。但这只能说明那个时代可怜。他们的作品都谈不上伟大，都不足以代表堂堂中国文化。”他为什么说钱钟书、张爱玲的作品不能代表“堂堂中国文化”呢？只因他们的作品都没有按照“遵命文学”的路子去写一些“反抗”的文学，而是一个劲地写一些讽刺幽默与风花雪月的故事，所以在孔庆东的脑子里就形成了一种“教条思维模式”，凡是写反抗的文学、控诉伤害的文学的就是就是伟大作家，比如那些“红色经典”的作者，凡是没有写这些的作家就不是伟大的作家，比如钱钟书、张爱玲等。

殊不知，孔庆东所推崇的那些“红色经典”恰恰不能代表中国的文化，那些作品大都是一些“假素材”经过艺术加工之后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文学里的“四不像”。而孔庆东所贬低的钱钟书、张爱玲的那些作品恰恰是更符合“文学规律”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大都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对于钱钟书，除了他在四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围城》以外，后来还创作了著名的学术专著《管锥编》，还有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谈艺录》，这些了不起的成就都可以说明钱钟书是中国了不起的大作家，他不能代表中国的文化，还有多少人能够代表？

孔庆东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首鼠两端”，他为了赞扬甲，就想办法贬低乙，为了服务于丙，他又来大肆赞扬乙，把以前贬低乙的观点抛诸于脑后。他对钱钟书的评价就是这样的，他在谈“沦陷区”的文学时，为了要赞扬“解放区”的文学，就故意贬低钱钟书等人的成就，后来在谈论钱钟书的时候，为了证明钱钟书的伟大，就把以前贬低他的观点抛弃了。我们来看他在一篇吹捧钱钟书的文章《钱钟书的幽默》里的一段话：“在学术研究之余，钱钟书也进行一些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也不多，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就是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就这么多。而且这些文学作品，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或者说都是他学术研究之余累了写着玩的，写完了给杨绛看看，让杨绛一乐。很多伟大作品都是不小心写出来的。”（《四十不坏》华文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在这里孔庆东却说钱钟书的《围城》这部“伟大作品”是他在学术研究之余“不小心”写出来的。一面说钱钟书不是“伟大作家”，一面又说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伟大作品”，真是应了一句俗话叫做“癞蛤蟆的屁股——没有反正”。孔庆东的观点真是为了自己一时的喜好服务，他根本就不是本着一个学者的两只在进行文学研究，他的那些表演只能说明他只是一个投机取巧、首鼠两端的“文坛破落户”。

四大名捕

2013年5月22日

于汉水河畔　书林隐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