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边”党政机构的建立

1942年，日军500余人及伪军刘佩忱部2000人，以博兴七区三里庄为中心，沿黄河故道两岸筑成400余里的封锁线；利用小清河、黄河两道封锁线进行南北夹击，“蚕食”以博兴为中心的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在当时被誉为“一枪打透的根据地”的博兴七区（现为东营市的史家口一带），共[chan*]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处在十分艰难的境地。

这一地区的地形呈西南、东北狭长的一条线，东有广饶、西有蒲台，广、博、蒲三县的不少村庄和耕地相交错，是典型的三县接壤地带。日伪军在这一地区投入了大量兵力，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统治。驻扎在这一地区的日伪军，在博兴七区的三里庄、小刘家、曲家，蒲台县四区的许家、龙居店等地修筑碉堡据点，并将其直接统治的所谓“爱护村”圈连起来，四周挖掘了宽六尺，深丈余的封锁沟，企图以此作为屏障，阻止共[chan*]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其突然袭击。沟内外的过桥路口，白天由武装敌人严密把守，入夜吊桥高挂，断绝交通。原蒲台县四区的65个自然村，就有58个村被围在封锁沟里，沟里沟外成为两个世界。

为便于党对这一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保证清西各县到垦区去的交通要道畅通无阻，清河区党委决定进行区划调整，将博兴七区、蒲台四区和广饶六、八区的一部分划为广博蒲三边行政区，成立中共广博蒲三边工委和三边行政委员会，归清中地委和清中专署管辖。三边行政区辖四个区，即广博区（原博兴七区大部和广饶六区、八区一部分）、蒲博区（蒲台四区几个村和博兴七区一部分）、东蒲四区（韩家楼以东）和西蒲四区（杨家集以西及博兴七区魏家庄一带）。中共广博蒲三边工作委员会于1942年5月建立，张力生为工委书记，朱绍武（后为张彪）任工委组织部长，田俘萍任工委宣传部长，朱绍武任农救会会长，张明（后为伊觉非）任青救会会长，焦英任妇救会长，工会负责人是韩英，宋鲁源任特务队（行使公安局职能）队长。5月10日，在广饶八区陈家庄召开广博蒲三边行政委员会成立大会，清中专署专员王兴国，中共清中地委组织部长程雨村等率文艺宣传队到会演出祝贺，三边所属的乡（镇）、村长及开明士绅百余人出席大会。王兴国专员作了关于三边行政委员会暨三边抗日民主政府的性质和任务的讲话，宣读了三边行政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蔡恩溥任主任，杨公田任副主任，1943年春，区党委又派孙健任副主任。

三边工委积极响应清河区党委“坚持边区、支援边区、巩固边区”的号召，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团体，建立并扩大抗日武装，团结各阶层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开展对敌斗争，巩固“三边”抗日根据地。工委负责人张力生经常带领大家轻装微服深入到最艰苦的地方，指导基层支部工作，培养发展党员。经过在广博区南薛村一带一段时间的工作，摸索出了一些工作经验，对三边党组织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东蒲四区许家、龙居，蒲博区三里庄等处，设有日伪据点，形势严峻。工委工作人员运用各种关系，从现有党员中物色对象，然后进行周密的考察和培养，打入日伪统治区，利用“滚雪球”的方法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使党的基层支部先后在万家、韩家、姜家、后王、崔家、高家、十三图、史家、二甲张、大务樊家等村建立起来。在敌人重兵驻守的龙居村也发展了党员，并和一些与有特殊社会关系的人取得了联系。如在龙居有一个饭店是日伪军人经常出入的地方。饭店老板徐振傲因其叔叔曾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任过职，所以在当地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党组织不断对其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激发他的爱国热情，使他的思想逐步转变，并通过他取得了不少情报，争取了一些中间分子。

东蒲四区十三图村共[chan*]党员张逢和利用小学教员的身份，不断地向学生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后来他本人也参加了蒲台四区游击队并担任副指导员。万家村伪村长孟广吉，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与当地伪军很熟悉。三边工委工作人员对他做了耐心地思想教育，使他的思想有了转变，为东蒲四区区委书记刘文斗办了“良民证”，并住在他家。刘文斗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东蒲四区的工作也有了很大起色。后来孟广吉加入了共[chan*]党，参加了龙居区中队二分队，当了班长。

工委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还组建了地方青年武装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当时的“青抗先”多是从青救会员中发展的。东蒲四区的李纪元是建立“青抗先”的积极分子，他只身到史家、王家一带秘密组建“青抗先”组织，曾得到三边青救会的表扬。到1943年春，“青抗先”在三边各地陆续建立起来，这些“青抗先”队员思想活跃，战斗积极，在侦察敌情，打麻雀战，挖抗日沟等工作中做出了很大贡献。“青抗先”还是兵源的供给部，有一批“青抗先”队员参加了八路军。

工委还通过领导群众开展“双减”斗争，借粮斗争，反霸斗争，吸收了一大批根子正，思想进步的群众参加到群团组织中来，使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的组织得到壮大。

各群团组织充分利用和广大群众联系密切的优势，积极做各阶层人士的思想转化工作，并吸收他们参加到共[chan*]党领导的对敌斗争的队伍中来。三边农救会长朱绍武利用他姓朱的条件到朱家村“攀亲叙故”，把一些中上层分子逐渐团结到他的周围，成为宣传抗日政策的得力助手，并吸引一大批群众脱离国民党督导团的影响，转而倾向于共[chan*]党或参加到各抗日救国会组织中来。东蒲四区有几个乡长热衷于资敌，对共[chan*]党的劝告置若罔闻。三边工委、政府便将他们“邀请”来办了三天的训练班，用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他们，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死不悔改的如伪乡长曲茂春则经过公开审判予以处决，这对一小撮热衷资敌的人起到了打一儆百的作用。

三边工委、政府十分重视统战工作。1942年到1943年，日酋特土肥原处心积虑地搞特务渗透工作，企图瓦解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他们利用“青红帮”　“安青道义会”　（道会门性质的帮会组织），利用一贯道、无极道等道会门进行破坏活动。对此，三边工委、政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广博区北薛村有一个薛凤台，家中设有“坛堂”，是“青红帮”里的“老头子”，是日伪利用的对象。工委工作人员便利用其特别疼爱的外甥崔茂斋做他的工作。首先吸收崔茂斋加入“青救会”，后又让崔去向薛宣传共[chan*]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使薛的思想有了转化，他领导的“青红帮”始终没被敌人利用。

蒲博区刘家集村有一个近八旬的绅士“聂才子”。当地恶霸刘书谦、刘祚亭父子也敬他三分，称他为“高参”。工委掌握这一情况后，多次请“聂才子”到三边工委驻地交流思想，使他接受了共[chan*]党的抗日主张。1943年在陈家庄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他代表当地士绅发了言，清河区党委宣传部长陈放接见了他，称他为“抗战老人”，给他很大鼓励，他从此也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

广博区张家村有一个开明地主张锡范，他的胞兄是国民党河南省林县县长。因此，张锡范在当地很有影响。三边政府工作人员主动和他交朋友，使他越来越相信共[chan*]党。在他的影响下，邻近村庄的开明人士如高家的高连英、高锡禄，西南李村的李龙注等，也都向共[chan*]党靠拢。不久，张锡范动员儿子参加了革命，成为抗日民主政府的区长。初维元、初子修是盐坨村有名的绅士，初维元家还开设中药铺，三边行政委员会副主任杨公田的外祖母家是这个村，于是杨公田就利用这一条件做这二人的工作，使他们对党的工作给予很大的支持。后来，他们的子弟参加了革命队伍，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广博蒲“三边”工委，行政委员会工作人员及其领导的地方武装组织，在人员少，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在除奸反霸、“双减”、反资敌、反伪化、动员参军和对敌武装斗争等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三边”的武装对敌斗争

在建立“三边”党政机构的同时，三边的地方武装逐步建立起来，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三边的地方武装有一个武装工作队和一个特务队（行使公安职能）。各区有一支10余人的区中队。1942年7月，刚成立的广博蒲三边特务队配合清河军区直属团在安子张神仙沟包围伪“武定道灭共建国军”独立旅二团成建基的抢粮队，歼敌50余人。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边地区的武装斗争形势相当残酷。日伪军凭借在三边地区设立的据点，控制着周围村庄，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三边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日伪在1942年冬季大“扫荡”后，采取了更为狠毒的“蚕食”手段：一是增设了据点，增加封锁沟数量，三边武工队和特务队活动的地盘几乎全被圈进去；二是划分“匪区”和“治安区”的界限，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以巩固其“治安区”；三是实行保甲制，建立维持会和伪政权。

1943年日军对清河区进行规模空前的“扫荡”后，三边抗日根据地全部被“蚕食”，乡村普遍建立了伪保甲和维持会，几个村联在一起，组成联合办事处。共[chan*]党领导的三边特务队队员们白天钻进坟洞里，夜间到村里了解情况，搞点吃的。为了打开局面，特务队长宋鲁源冒着危险到了曲家维持会。曲家是三边的中心，曲家维持会是日伪设的一个中心联合办事处，周围几个村的保长、维持会长都集中在这里办公，由日本特务山岸直接控制，是山岸的情报中心。宋鲁源来到曲家前，已了解到这里有一个为人老实正直的维持会长是曲家的曲乐然，还有一个铁杆汉奸是安子张村的张秀石。他找到曲家村的维持会长曲乐然，经说服教育，曲乐然同意帮助宋鲁源，并留他住在家中。经过一个月的了解，宋鲁源掌握了日伪特务的活动情况。在离开曲家时，宋鲁源让曲乐然把汉奸张秀石骗至家中，宋鲁源抓住张的手腕，押着他走出了封锁区，带到根据地。经对张秀石的审问，这人的确是一铁杆汉奸。特务队召集各村伪保长和维持会长召开公叛大会。这些人都深知特务队和武工队的厉害不敢不按时到会。会上受苦群众控诉了张秀石的罪行，然后当场处决。杀掉张秀石，震慑了一大批汉奸。从此，100多个伪保长和维持会长中绝大多数不敢再干坏事，有的主动通过曲乐然给特务队送情报。从此，三边的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处决了张秀石后，日伪对伪保长和维持会的控制已经失灵了，但仍有一个比张秀石更顽固的汉奸许恩贤，他和山岸形影不离，是山岸的耳朵和眼睛。特务队决定先除掉许恩贤再打山岸。特务队利用内线掌握了许的活动情况，前往抓捕。许恩贤闻迅向日军炮楼逃窜，特务队在追赶途中将其击毙。打死许恩贤，下一个目标是日本特务山岸。特务队一方面到处张贴“活捉山岸”，“许恩贤就是山岸的下场”的标语口号，制造声势；另一方面利用内线了解山岸的活动情况。了解到山岸的行动路线后，三边特务队和清河区部队在路边埋伏好，向前来进犯的山岸人马发起攻击，山岸摔下马来在其部下掩护下逃跑。从此，山岸被搞得心力憔悴，不久便逃离三边地区。

1943年麦收后，特务队得到郝家据点汉奸刘佩臣部要到史口抢粮食的情报。上级决定派清河区特务营与三边特务队一起，打击抢粮之敌，决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当抢粮之敌到史口刚要分散抢粮时，特务营率先向敌发起攻击，敌人乱作一团，仓皇回逃。一伙十几人的汉奸队在逃跑时进入三边特务队的伏击圈，战士们一阵手榴弹和排子枪，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纷纷跪在地上举枪投降。敌人的抢粮阴谋被粉碎。

1943年5月28日，杨国夫司令员率清河军区部队在各县地方武装配合下，拔除三里庄据点，这是清河根据地内反“蚕食”斗争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此后，三边工委和政府领导广大群众在地方抗日武装的配合下，开展了反安设据点、反挖封锁沟的斗争。日伪白天强迫群众修据点、挖封锁沟，晚上抗日军民就给破坏或炸掉，有的反复十几次，最终迫使敌人撤退。至1944年2月，三边行政区奉命撤销时，这一带只剩下偏安于西北角的张许日伪据点了。三边取得了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广博蒲三边工委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