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间诗话话“生命之源——水”

中国有句名言“毋临渴而掘井”，告诫人们做事要有远见，不要“急来抱佛脚”。可是时下绝大部分的中国大陆人却正在犯着这种愚蠢的错误，无视迫在眉睫的水资源危机，继续挥霍中华民族的命脉——水。

时下在我们的社会里，最不值钱同时又是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水了。中东之所以长期硝烟散不尽，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就是水资源之争。而国人贱水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从小受着地大物博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国大陆人，哪里知道“夜郎”精神的危害。地大不大，物博不博，不是简单个数值，而是相对人口而言的。伴随着“新中国”人口数量的暴增与改革开放的自杀性发展模式，“地大物博”已经由神话发展到笑话。时下中国已经是一个人均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而这贫乏资源里最要命的要属淡水资源了。

中国是世界上13个人均水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准的四分之一，并且形式仍在加速恶化。人类对于水的依赖如同对于空气的依赖，是无可替代的。虽然人对于空气的依赖片刻都离不了，可相对于水来讲缺水比缺空气更令人恐惧。人缺少空气，来不及恐惧就会丧失意识；可如果人缺少水，会让绝大多数人在恐惧中崩溃。

无知者无畏，国人的勇气来源于特色教育，所以面对十数亿国人饮用水匮乏危机，几乎没有人对此感觉到恐惧。这难道就是“大无畏”！

伴随着马寅初①个人悲剧，“新中国”人口数量暴增，马的个人悲剧开始演变为民族悲剧，水资源危机产生。愚公移山精神+特色体制，形成了战天斗地的水利观念。可是回首半个多世纪的水利建设结果，这种“战天斗地的建设”给国人带来的利弊甚是值得商榷。黄河三门峡水库不但没有给库区及周边地区带去“利”，反倒使大片良田被淹没，库区大量移民多次迁徙流离失所，是典型的“水利”建设结成的“水害”的恶果。

悲剧的所在，还在于不是当时我们中国人对于黄河认识不足，而是一种地道的特色体制导致的人祸。水库开建不到两年，黄万里②先生的所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就一一兑现。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

三门峡大坝建成之后，渭河变成了一条悬河，黄河每年要断流100多天，而大水更是时时威胁着陕西省。2003年陕西省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这一切都不幸早已经被黄万里先生言中。

三门峡大坝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建设后期正值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三门峡水库建设之初，中国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绝大部分与会的水利专家明哲保身趋炎附势，只有黄万里一人秉承科学家的良知公开坚决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并“舌战群儒”与其他专家在会上进行了七天的辩论。在翔实有力的证据与严谨的论证面前，只会举手的人大代表们还是通过了建设三门峡水库的议案。那位至今还以“从未投过反对票”而自豪的申老太太应该也是三门峡水利建设变为水害的始作俑者之一。她的存在，是对现行体制最有力的否定。她的频频抛头露面也是对当政者政治智慧的嘲弄。

三门峡水利工程只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水利建设工程的缩影。在当时中国大兴水利工程建设时，人类已经认识到水库建设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全球水利工程基本都处于停建、缓建、重新论证调整设计状态，唯独我们还在沿用老的，已经被世界大多数同类工程印证为落后的水利观念大兴水利。

滥尾水利工程，工程质量造成的损失与对流域的破坏，若能统计起来，不知道“大兴水利”带来的利大还是弊大，大兴的是水利还是水害。1975年板桥水库大溃坝，被称为20世纪全球最大人类技术灾难之一，导致民众伤亡与财产损失不亚于唐山大地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中学时政治老师在讲哲学时就说，人类要尊重自然规律，不尊重自然规律就要受到惩罚。落后的水利建设观念，带给国人的不仅仅是直接的危害，最重要的是破坏了中国的水资源环境与水资源在资源链中的作用，使水资源遭到毁灭性的挥霍。

马寅初的悲剧，间接地导致人口数量的激增，在特色体制的作用下，加大了对这片黄土地上水资源的破坏力度。谁制造了马寅初的悲剧，谁就是毁掉国人生存命脉的始作俑者。前几年，飞过黄河，从飞机上向下望去，黄河就是一条裸露的蜿蜒的黄土路，只有在入海口处才有点水，曾经奔腾不息的黄河已经成了季节性河流。径流量的减少，使沿河的城市地下水位下降，不仅使流域内国民生产生活受到日益严重的影响，近些年由于过度开采的地下水得不到补充，西安等流域内大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出现地面下沉的现象。

对水资源的最具毁灭性破坏，当属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自杀性发展模式。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早已经被世界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国家的发展经历证明了的。西方人花在治理曾有欧洲下水道之称的莱茵河的钱，比牺牲莱茵河环境发展带来的利益要大得多得多。

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已经将原本清澈的河流弄成了条条莱茵河般的下水道。工业污水的排放，几乎污染了整个淡水资源体系。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污染企业都在中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招商引资的“成就”。日前，一个同事买了日本产的索尼原厂数码相机，可是在更换备用电池时发现两块电池上都标有“中国製（中国制造）”，于是找到商家讨说法。商家当场用电话请示日方代表，日方代表解释，生产电池这种污染企业在日本是无法投产的，根本无法生存。日产所有使用电池的商品上的电池都是在中国的工厂里制造出来的，所以电池上标着“中国製”。

腾讯的大河之旅，环保中国2005黄河万里行栏目，给我们展示了西部污染企业导致的怵目惊心的环境污染。烟云蔽日，排放出来的墨一样黑炼乳一样的污水无情地浸蚀着“祖国母亲”的机体。大概这些都已经被列入国家机密，在写这篇文章时，从百度上已经搜索不到多少反映工业污染的图片了。

据有关资源显示，西部的一些污染企业导致地表水与地下水均严重污染，许多地表水被污染成劣五类水，这种污染的水浇灌庄稼庄稼都死。最可怕的是这些工业污染排放，导致整个水资源体系重金属严重超标，这些严重超标的重金属污染水又使土壤遭受重金属污染，继而间接污染粮食。近年来，全国范围内频频报出粮食遭受重金属的信息。就在写这篇文章时，广东报出查获大量不合格粮食，主要是镉超标。可是有关部门拒绝透露哪些品牌的粮食重金属超标。有消息说，根据《广东省粮食安全责任考核办法》粮食不合格的地方政府会遭到通报批评。可是那些被污染的粮食怎么处理了？该不会同三鹿奶粉一样，查获不合格奶粉不立即销毁，封存来封存去封存没了。当民众质疑时，有“舆论”说成年人抵抗力强，吃了不合格的三鹿奶粉也不会影响健康。

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剧毒农药，这些农药随着灌溉与雨水进入地下，污染地下水与江河湖水，进而污染饮用水源。据一个从事自来水检验工作的网友反映，自来水的检验指标有一百多项，能够有一半以上合格就不错了。除港澳台外，所有指标都合格的自来水全国几乎没有，符合直接饮用标准的凤毛麟角。我们的饮用水质量是不是如此严峻，这属于国家机密无从印证。但许多城市都反映自来水质量不如三十年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污浊、有味、有的甚至生喝了会感觉不舒服。

据一个从事粮食检验的网友透露，重金属污染粮食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中国是个缺粮食的国家，每年要从国外购买大量的粮食。如果报出来就会出现粮荒，有关部门也是出于无奈。不知道这些说法是否属实。但是近年污染粮食被查出的报道屡见不鲜。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忘记了本身其实是个“缺水大国”，中国经济成长造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使得水资源短缺现象迅速恶化。缺水问题已经开始威胁中国经济的成长。

《金融时报》的文章引述“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指出，水资源危机导致的经济损失，已经约占中国gdp的2.3%。

这些年，围湖造田、三峡工程、南水北调、江河改道等备受争议和专家反对。例如，流入北京的永定河与潮白河，就因为上游修了200个以上水坝，把水拦截住了，所以永定河没水了，完全干了，潮白河也没水了，也干了。可是专家的话根本动摇不了地方上增长“gdp”的决心。受特色教育影响的专家明哲保身的居多，趋炎附势的大有人在。解决水资源危机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可是即便立即禁绝所有污染企业，解决这些年造成的水资源污染也需要成百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土壤被工业排放的污染水染污了重金属，土壤里的重金属再反过来污染水源，而土壤里的重金属要想去除到不威胁人类健康的地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使水污染的治理在现有科技条件下成了无解的题。

据统计，2012年至今，包括滙丰银行、毕马威、绿色和平、中国科学院地科所等在内的各大机构，发布了不下10份有关中国缺水的报告。专家们警告：“20年后中国将找不到可饮用的水资源。”

面对着一份份缺水资料，当局似乎意识到了水资源短缺的严重性，提出了一些“亡羊补牢”的政策，可在利益的驱动下，基本未见贯彻实施。试想有一天，我们十多亿国人的饮用水都不得不用工业方式净化（不是简单过滤的现在的所谓纯净水），水要比油贵上不知多少倍，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国人收入增长能不能应付这种饮食成本的暴增么。

注释：

①马寅初，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新中国建立后，他曾担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主张计划生育而被打成右派。如果那个年代就计划生育，提前二十年，一对夫妇四个孩子，人口缓慢有序增长，也不会造成现在的沉重人口压力。这二十年是中国人口激增的二十年。

②黄万里，生于上海，祖籍为原川沙县，是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第三子；1924年黄万里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1932年毕业。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曾对黄河长江进行过十数年的全面实地考察。可在许多黄河长江等重大水利项目论证时，那些只对黄河长江进行过走马观花般抽样考察（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实地考察过）的水利专家趋炎附势，支持上级盲目上马水利项目，指责黄万里。水利部曾与各相关单位打招呼，要他们在“论证三峡”题目时，决不能邀请黄万里参加。黄万里要求给他半个小时陈述一下观点都被拒绝。

黄万里在他的治黄策略中提到:“黄河乃是全世界最好的利河，今人把它看成害河，实为我水利学者的耻辱。它水少沙多，历史上南北漫流形成25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全球最大的三角洲。我祖先修了两堤，逐步加高成为悬河。今人恐惧洪水，不敢修闸分流，不知它正是一条自流淤灌的总干渠，足以解决华北平原缺水缺肥，恢复南北大运河。”可是其科学的结论，却因人为的因素，至今未能得以完全实施。

黄万里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都是和万里江河连在了一起，1971年，面临绝境（在农场被改造遭遇血吸虫病肆虐，身体虚弱时常晕倒的他却被拒绝回城治疗）的黄万里自以为不久于人世，他留下的“绝笔”是“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有关黄万里的资料请参阅拙作《他走了，一个时代随之终结》（用标题在百度搜索即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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