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宁抗上而不悖下，也许，抗上是一种更巧妙的媚上？也未可知。这群“嫩老儿”忽朝忽野，忽左忽右，演着最时髦的无情节无场次荒诞剧。

——《47楼207-灵魂工作者还能逮着老鼠吗？》（重庆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奸臣，他们代表的是那些溜须拍马、奸诈狡猾、一心以一己私利为主要目的、残害忠良的人。历史上著名的奸臣如秦朝的赵高，成语“指鹿为马”就是来源于他，他一时权倾朝野，位高权重，掌握了话语权，于是就可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鹿说成是马，也没人敢反对，所有的文武大臣都随声附和，说这就是马。还有宋朝的秦桧也是个大奸臣，自己通敌不说，还有诬陷抗金英雄岳飞是汉奸，于是给皇帝进谗，用十二道金牌召回在前线作战的岳飞，随便捏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岳飞父子害死在了“风波亭”。

有人编过一本书《马屁大观》，专门收集中国历史上历代奸臣的马屁术，各种手段，真是世界奇观。李宗吾的《厚黑学》也是一本揭示那些“厚颜黑心”的人的一部“人性的圣经”，种种丑恶现象都在这里来进行展览。

与奸臣相对的就是忠臣了，他们是一群为国为民、毫不利己、一心为公的忠贞之士。当他们的最高统帅皇上做了对人民不利的事的时候，他们为了黎民百姓的利益，也为了自己的的一片良心，敢于给皇帝提意见，有时不惜与皇帝老儿闹翻，甚至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历史上那些“谏臣”就是这些忠贞之士，他们有时用生命来“力谏”，也叫做“死谏”，为的只是要皇帝收回那些危害黎民百姓的成命。这就是某些人所谓的“抗上”。“抗上”是为了阻止某些对国家对人民不利的事件的发生，没有大气魄大胆略的人是做不到的。

在历史上很多“谏臣”里，最幸运的只有魏征，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明主”，一个喜欢“纳谏”的皇帝李世民。“秦王纳谏”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是常常被人所称道的。还有很多“谏臣”就没有魏征那么幸运，不是被贬职流放就是被“拖下去斩了”。虽然，做谏臣的下场不是很好，但是对于一些不利于国家黎民的“恶政”，还是有很多人敢于站出来“冒死直谏”。明代后期著名“谏臣”袁可立，因直言进谏，触怒神宗，被削职为民。

民国时期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胡适，也是一个甘愿做“谏臣”的人，他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蒋介石，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改良”社会，力争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国家。胡适的“直谏”使蒋介石对他怀恨在心，所以胡适一度被迫到美国去做“寓公”。假如胡适不“抗上”，而是一个劲地给蒋介石拍马屁的话，一定会活得无比滋润，绝对不会落得个“穷途末路”的境地。但是，胡适就是胡适，他之所以是胡适，就不会做那些“媚上”的事情，如果这样，他就不再是胡适之了。

与胡适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北大教授孔庆东，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分子，如果生在古代，他一定会是一个“奸臣”。他为了得到一点私利，一个劲地“媚上”，马屁拍得是震天价地响，他的主子不管是对是错，他都不管，只是一味地“歌颂”。他的主子说“太阳是红的”，他就会随声附和“太阳啊太阳啊红又嘛红彤彤哎”；他的主子说“太阳是白的”，他也会高声唱到“那白色的太阳是毛泽东哎”。这就是孔庆东，一个专门做“喉舌”，专门做“吹鼓手”的人，他的人格可想而知了。

当人们为了“公理”勇于直谏而“抗上”的时候，孔庆东却说那些“抗上”的人是一种更巧妙的“媚上”。不知是他的脑子有问题还是怎么的，一个人如果要去“媚上”，他一定会像你孔庆东一样的去谄媚，绝对不会“提着脑袋”去“抗上”。如果有这样的人，也只是一种“行为艺术”，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正因为孔庆东是一个一心“媚上”的“奸臣”，所以在他的脑子里，看什么都是“媚上”的。孔庆东就是一个奴颜媚骨的大奴才，他用一双“奴才的眼睛”来看世界，所以满世界都是“奴才”！

四大名捕

2013年5月18日

于汉水河畔　书林隐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