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站在著名作家杨顶天的住所门口，刘昆按响了门铃。他昨天已经跟杨顶天约好了，今天来采访他。

杨顶天是最近两年迅速走红的作家。就在一个星期前，他的一部作品获得了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奖。可是在两年前，他还是一个在街头卖艺为生的乞丐。很多人对他从乞丐到作家的经历非常感兴趣。

作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报纸《长江时报》的资深记者，刘昆对于这次采访非常重视。当然不止他重视，报社领导也非常重视。来这里之前，总编告诉他，采访杨顶天的的报道将会出现在明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杨顶天的作品，刘昆原来是不以为然的。他认为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还当了那么多年乞丐的人，不可能写出多么优秀的作品。他只是会写作而已。这个时代会写作并且出了书的人太多了。当然，他的经历和很多会写作并且出了书的人不太一样。他当过多年的乞丐，但也仅此而已。

刘昆的这种看法实际上只是一种主观臆想，他原来并没有看过杨顶天的作品。当然，不只是杨顶天的作品，很多当代作家的新作他都没有看过。他一直认为，虽然在当代中国，每年出版的新书多的让人目不暇接，可真正值得一看的却难得一见，即便那些所谓的名家和大师的作品也往往让人很失望。

可是自打最近看了杨顶天的作品之后，刘昆的看法改变了。他是在杨顶天一个星期前获得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奖以后开始看他的作品的。他原本以为杨顶天最近两年声名雀起不过是出版社利用他当过乞丐的经历大肆炒作的结果。可是看了他的作品，他不得不承认，杨顶天确实是一名非常有实力的作家，绝非浪得虚名。他的文学功底以及他在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都让刘昆深为叹服。看他的作品让刘昆不由自主地想起很多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他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与文学史上那些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一脉相承。他的作品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刘昆毫不怀疑地认为，杨顶天是当代中国文坛最出色的作家，远胜那些成名已久的名家大腕。他很想知道，杨顶天是如何从一个乞丐一跃而成为一名优秀作家的。

二

门开了。刘昆认出开门的正是杨顶天本人。他从网络上看过杨顶天的照片。

刘昆说明了来意，杨顶天很客气地将他让进了房间，并为他倒上了一杯茶。

“听说杨先生您在开始写作之前当过乞丐，不，应该说是卖艺？”刘昆问道。

杨顶天笑了笑说道：“卖艺和乞讨都一样。说好听点叫卖艺，实际上就是乞讨。”

杨顶天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我是一九九九年出来打工的。当时在我们那里根本没什么赚钱的门路。种地，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地里那点收入，除去交给国家的，还有乡统筹，村提留以及各种集资、摊派。单靠种地连吃饭都成问题的。那时侯的农村，很多人家连萝卜白菜都得省着吃，并且炒菜的时侯还舍不得多放油。我那时侯在家里也尝试着做过小生意，主要是贩大米。农村的集市有背集和逢集之分。背集的时侯，我去别的集市买大米，天不亮就起床，骑自行车去，每次买一百多斤，用自行车驮回来，来回好几十里路。那时侯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禁止私人买卖，路上经常有稽查人员设卡堵截，被他们抓住就会被罚款。到了逢集，我把买来的大米驮到集市上去卖。除去罚款，平均一天才赚几块钱。干了没多久，我不小心收了一张一百块钱的假币，一下把赚来的钱全部搭起去了。后来我又到我们那里的采沙场给人家装沙子。可是由于装沙子的人太多，一天下来平均一个人才挣二块钱。可是即便这样还是有不少人在那里干。因为没有别的挣钱的门路。我当时是跟我二叔一起去的。你知道我二叔是怎么分配每天挣到手的那二块钱吗？一块钱买烟抽，另外一块钱是全家人一天的菜钱。你肯定会说一家人一天的菜钱只有一块钱怎么够。那个时侯萝卜白菜很便宜，一块钱能买十斤。一天挣二块钱，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就在十多年前，我亲身经历的。我记得有时侯还挣不到两块，一天挣一块钱的时侯也有。我那个二叔，除了吃饭之外，他每天最大的消费就是抽烟。他每天抽烟要花一块钱。可有时侯他一天才挣一块钱。这时侯只能憋着或者跟人家蹭烟抽。那个时侯在农村生存的艰难是很多城里人难以想象的。”

说到这里，杨顶天的眼睛里闪着泪光。他所讲的那些农村的事，刘昆深有体会。他也是在农村长大的。

等情绪稍稍平复，杨顶天继续说道：“因为感觉呆在家里没有出路，我在一九九九年出来打工。最早去的是珠海，跟一个亲戚去的。去之前，办了好几个证件。除了身份证之外，还有劳务证、未婚证、边防证。每个证件都是要花钱的，其中边防证花钱最多。办边防证，先要在我们当地派出所填一张表。就这一张表二十块钱。然后拿着这张表去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当时办边防证是按天收费的。从发证那天算起，有效期多少天就交多少钱。负责办证的人会问你想办有效期是多少天的证件。如果你办有效期是三十天的，那就得交三十块钱。我办的是十五天的，交了十五块钱。光办齐这些证件当时就费了不少功夫。”

“去珠海之前，我本来以为找个工作并不是太难的事。可是去了以后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珠海的工厂虽然不少，可是招工的很少。我当时在那里租了一间房子。那房间很小，除了一张单人床已经没有多少地方了，可是居然要二百块钱一个月。要知道当时很多在那里打工的，一个月才挣四五百块钱。”

“我在那里找了一个月的工作，带去的几百块钱花得所剩无几。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往住的地方走的时侯，碰到联防查暂住证。我想避开可是却被他们叫住了。我知道被那些联防查到没有暂住证的后果，轻则罚款，重则被送进收容所。这些，我的亲戚跟我说过很多次，要我一定要躲着那些联防。”

“当时被联防叫住以后，我非常害怕。我不光是没有暂住证，连边防证都早已过期了。惊恐之下，我转身就跑。联防一边跟在我后面追，一边大声叫着让我站住，还从地上捡了砖块砸我。我腿上挨了一下，很痛。不过最后幸运的是，我跑掉了。从这件事之后，我成了惊弓之鸟，对联防包括警察非常非常害怕。走在路上总是前后左右地张望，看有没有联防或者警察在附近。有一次，我被两个人打劫。他们逼着我把身上的钱交出来。我当时身上只剩下几十块钱了，当然不愿意交。他们动手打我。我跟他们搏斗。这时侯有联防骑摩托车过来了。那两个人落荒而逃。我也跑了。我怕联防，怕他们查暂住证，怕被送进收容所。”

“后来我的亲戚打听到有一个老乡在一家工厂当主管。通过别人牵线，他请那位当主管的老乡吃了一顿饭，还给他买了礼物，希望他能把我弄进他们厂。为了让我进他们厂，那位当主管的老乡找借口炒掉了他部门的一个人，这样我才得以进去。”

“刚进厂的时侯我非常兴奋。那高大的厂房，轰鸣的机器，甚至于身上穿的簇新的厂服以及胸前的厂牌都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子激动不已。我觉得好日子就要开始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干。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为了找工作，我花了不少钱，费了很大的劲。那位当主管的老乡为了把我弄进来还采用了很不光彩的手段。”

“可是仅仅在那里干了一个月之后，我的热情完全消退了。在那个厂上班，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还多，没有星期天。每天早上八点钟上班，中午十二点下班。下午是一点半上班，五点班下班。晚上是六点半上班，十一点下班。这是正常情况下的上班时间。有些时侯为了赶货，中午下班和下午下班之后都是吃过饭就继续上班，名为直落。这是广东话，意思是连续上班。在那种情况下，一天的上班时间达到了十四个小时，够长吧。”

“每天晚上下班之后要洗澡，洗衣服，等到躺到床上的时侯已经过了十二点。一觉醒来又快到上班时间了。接着带着困意起床，又开始重复前一天的生活。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除了干活、睡觉、吃饭和洗澡、洗衣服，几乎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这么说吧，在那种厂里干活，属于个人的时间被压缩到了极限，而干活的时间则被尽可能地延长。”

“除了干活之外，人的其他活动，比如说吃饭、睡觉、洗衣服、洗澡也都是为了继续干活所必需的。你想搞点娱乐，根本没有时间。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可是在那种地方上班，哪里有时间看书。我觉得这种生活非常无聊和无趣，甚至很多时侯觉得生不如死。人得干活这没错，可是也不能这么干呀，总得让人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吧。我想每天能够有时间看看书，有时间思考一些问题。”

“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这种生活根本没有一点幸福感可言。这份工作让我牺牲得太多，可是得到的却并不那么让人满意。那个厂实行的是计时工资，一个小时一块四毛钱。算起来一天干十二个小时还不到十七块钱，而每天还要扣三块钱的伙食费。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工资只有四百多一点。”

“我不想干了，可是又不敢辞工。这份工作虽然让我厌恶，可是当初却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得到的。如果辞了工，不要说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就算找一个跟这相当的工作也是很难的。找工作的艰难我可是领教过的。当初找工作花的钱，在那个厂要辛辛苦苦干一个多月才能挣到。”

“不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最后还是辞工了。我的亲戚把我辞工的原因归结为我吃不了苦。我辩驳说不是自己吃不了苦，而是不想仅仅作为给老板赚钱的机器活着。我还跟他说生活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干活挣钱。我的亲戚说别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人和人不一样。”

“那个厂当时规定，没干满半年辞工的，要扣一个月工资；干满半年但没满一年辞工的，扣半个月工资。我当时没干满半年，辞工是要扣一个月工资的。这种规定明显是不合理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为刀殂，我为鱼肉，只能让人宰割。不过在我交了辞工书之后没几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提前离厂，并且还没扣工资。”

“那件事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因为赶一批货，晚上过了十二点我们还在上班。因为太困，很多人打瞌睡。那些没打瞌睡的也都是无精打采的。就在这时，老板进到了车间，工人们的状态让他勃然大怒。他让众人排好队站在车间里，让后喝令众人跪下。为了保住饭碗，其他人都不情愿地跪下了，只有我一个人没跪。老板指着我说，你不跪是吧？那好，你不用上班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那个厂有这样一种规矩，就是被厂方炒掉的人，如果没有给厂方造成损失的话是不扣工资的。这一点还算比较合理。老板不让我上班就等于说是把我解雇了。于是我当时就回宿舍睡觉了。第二天，我结了工资离厂了。”

“从那个厂出去以后，我不想在广东呆下去了。珠三角的很多工厂从上班时间，工资待遇等方面讲，都是大同小异的，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我想找一个每天上班八小时，每个星期可以休息一天的工作。可是我知道，在广东，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我去了北京。为什么去北京呢？因为按我的想法，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首善之区。在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和尊严方面，北京理应比其它地方做的都好。我在这里应该最有希望找到每天只上八小时，每个星期可以休息一天的工作。可是事实证明这仅仅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北京，我一般是在劳务市场找工作。在那种地方找活的都是外地人，在那里所能找到的活都是本地人宁肯拿低保也不会去干的低档活，象饭馆杂工、搬运工，还有工地上的活。这些低档活每天的干活时间都有十多个小时，并且还很累。不仅如此，很多雇人的老板还总是拖欠工资。那种地方经常发生干活的人跟欠他工资的老板争斗的事。我曾亲眼在劳务市场看到一个干活的人拿刀将一对到那里雇人的夫妻捅死。他曾给那两口子干过活，那两口子欠他工资不给，还动手打了他。他判断那两口子还会到劳务市场雇人，所以就买了一把刀在那里等他们出现。在劳务市场那种地方找活你不得不提防老板。因为雇人干活不给钱的黑心老板实在太多了。当然，不光是得提防老板，还得提防着警察。那地方经常会有警察来对那些找活的外地人进行清理，如果被他们抓住，他们会把你弄到收容所。每次有警察来清理劳务市场的时侯，那些找活的外地人都赶忙四散奔逃。等警察走后，他们又重新聚集在那里。这有点象以前的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你知道那些没找到活身上又没钱的人是怎么解决生存危机的吗？有的去卖血，有的在那些专门在医院倒号的号贩子的引诱下去医院挂号，挂一个号，号贩子会给你五十块钱，还有的靠捡瓶子弄个饭钱。我当时在那里找工作的时侯，为了省钱，晚上去火车站过夜。在火车站，我亲眼看到，一个和我一样，白天在劳务市场找活，晚上在火车站过夜的人因为没钱吃饭偷车站商店的面包被抓。”

“想当初，我到北京来是想在这里找一个每天只干八小时，每个星期可以休息一天的工作。可是残酷的现实让我不得不放弃这种在很多人看来近乎奢侈的想法。为了生存，我在北京干过苦力。我曾在一家石材公司干过装缷工，每天十二个小时，一个月八百块钱。那活很累很累。可是在那时的北京，这已就算是好活了。当时在北京，饭馆杂工一个月才三百。不过我说那活是好活不光是因为工资还可以，还因为老板的信誉不错，工资发的很及时，从不拖欠。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得的。”

“在北京我吃过很多苦，卖苦力的活我干过不少，干了活拿不到钱的事我也碰到过。我还被当作盲流收容过一次。那次被收容，我在收容所呆了七天，好几十人住一间屋里。因为人多，炕上睡不下，很多人睡在地上。屋里搁着一个尿桶。到早上的时侯，尿桶里的尿已经溢出来流到地上了，那些睡在地上离尿桶比较近的人，身下的被子已经被尿液打湿了。”

“在北京，找不到活的时侯我焦虑，可是找到活我也同样焦虑。这种生活离我心中的理想生活实在差的太远了。这种生活没什么幸福感可言。我想过的开心，快乐。我想每天只干八小时，每个星期可以休息一天，让我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高。可是从南走到北，从广东到北京，我都实现不了这种愿望。我感到非常的绝望。在现实面前，我无能为力。”

“不过就在这时，我认识了一个拉二胡卖艺的乞丐。他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那位拉二胡的乞丐是安徽人。他是个残疾人，右腿膝盖以下都没有了。有一天，他在一个地下通道卖唱的时侯，我从那里路过。当时有一个人从他面前的碗里抓了一把钞票就跑。那个拉二胡卖艺的残疾人大声喊着：“抢钱了，抢钱了。”我听到

喊声回过头，看到那个抢钱的人正跑过来。跑到我跟前的时侯，我一把抓住了他。他使劲挣扎，但没能挣脱。那个残疾乞丐这时侯已经到了我俩跟前。那个抢钱的人一看跑不脱了，把钱给了那个残疾乞丐，然后哀求我们放了他。他说自己给一个老板干了一个多月的活没拿到工资，还被老板赶走了，身上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之所以抢乞丐的钱也是没办法。他的言辞颇为哀切。几个围观的路人建议把那个抢钱的人交给警察处理。可是那个残疾乞丐却让我放了他，并且还给了他十块钱让他走了。围观的人都非常不解，有人还说他这么做是纵容坏人。那乞丐对那些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是被逼的。”

“那残疾乞丐要请我吃饭。我推辞，他却一再坚持。盛情难却，我也就不好再推辞了。吃饭的时侯，我随便问了一下他每天的收入情况。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自己现在每天的收入能达到一百多元。我简直震惊了。我从没想到乞讨能有这么高的收入。”

“第二天，我决意拜残疾乞丐为师。我给他买了一份礼物，向他说明了我的意思。他答应了。他把拉二胡的技艺传授给我。我在这方面非常用心，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我已经把残疾乞丐会拉的曲子都学会了。残疾乞丐不仅会拉二胡，还会自己谱曲。他把这种技艺也教给了我。后来我还自己谱了一首曲子，叫《碧海潮生曲》。”

“残疾乞丐，不，应该说是我师父对我恩同再造。可以这么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每年他过生日的时侯，不管他身在何处，我都会赶过去。”

“出师以后，我和师父分开了，开始单干。干上这一行以后，我真正可以做到每天只干八小时，每个星期可以休息一天。每天我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看书。不光是看，我还开始写作。我小时侯就有这样一个梦想，那就是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作家。就算当乞丐，我也没有放弃这种梦想。并且我觉得这种梦想并非不能实现。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作家虽然很多，可是却写不出让人佩服的作品。他们的水平，我觉得自己也能达到，甚至我觉得自己能写的更好。”

“就这样，我白天拉二胡卖艺行乞，晚上看书写作。我的作品都是以自己的经历作为素材，力图真实地展现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我多次向一些杂志投稿，可是最终都无声无息，没有一篇能够发表。即便这样，我的创作热情仍然不减。我坚信不疑地认为，我的作品远胜过很多杂志上的作品。在这方面，我非常自信。虽然我没有多高的学历，可是我从小喜欢看书。我看过很多书。对于文学，我还是有鉴赏能力的。很多所谓的名家作品，矫揉造作，无病呻吟，避重就轻。他们只知道取悦读者。他们的作品中尽是喋喋不休的缠绵悱恻和风花雪月。写作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他们从来不愿去描写真实的世界。他们的作品也许文字很精致，但是作品本身却没有灵魂，让人有一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感觉。而我和他们完全不同。我的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影子。写作的时侯，我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有时侯写着写着，我自己都被自己的作品感动了。我的笔不是生花妙笔，可是我表现的是真实的东西。我喜欢真实，我一直认为，真实的丑恶也胜过虚假的漂亮。”

“我从写作中找到了一种乐趣。虽然我的作品无人问津，但是我却自得其乐。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在街头卖艺的乞丐，一个可怜人。可是我却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我每天都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拉二胡卖艺乞讨，我每天只干八小时，并且每个星期都要休息一天。每天的收入比给人家打工强多了。我喜欢这种事情，甚至可以说是热爱这种事情。也许有人会说当乞丐没有尊严，可是给人家打工在我看来也不见得比乞丐有尊严到哪去。我记得有一次从一个工地门前经过时，很多农民工跪在大门口，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张大纸，上面写着：老板，请把工钱给我。你看，干活给钱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却要跪下来跟老板要工资。这叫有尊严吗？卖艺乞讨的这些年里，我深切体会到，很多人对待乞丐的态度都比不少老板对待自己的工人要好的多。当然，这不是体面的事情，可是却能让我过上以我的状况所能过上的最好的生活。”

“后来我写出的作品越来越多。卖艺乞讨的时侯，我把这些作品摆在跟前，并且还在身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站街乞讨，只为求作品出版。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少人看了我的作品以后非常佩服，把我看作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后来，一家报社的记者采访了我。我上了报纸，一下子出名了。出名之后，一家出版社相中了我的作品，跟我签了出版协议。于是，我的第一本书就出版了。这本书一出版，没几天就销售一空，后来加印了两次。这本书当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我这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一下子名满天下了。趁着这种势头，我又写出了第二部作品，还没等写完，已经有好几家出版社抢着跟我签约。前不久获奖的是我的第三部作品。我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了一名作家了。至于说乞讨，在我的第一部作品出版以后我就没干了。不过，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段经历。我从来不介意别人说我当过乞丐。如果不当乞丐的话，我现在很有可能还和一般的民工没什么两样。是乞讨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有条件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并最终实现了梦想。”

刘昆根据这次对杨顶天的访谈写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出现在第二天的《长江时报》的头版头条，标题是〈从乞丐到作家——著名作家杨顶天访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