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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焕在1949》田世松整理

公元1949年，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翻江倒海、沧桑巨变的年代，可以说，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身上无不留下这个鼎革之年的烙痕。当年作为一名军人的官焕，晚年回忆自己坎坷一生，特别是1949，更是感慨万千。

1945年夏天，我从滇缅前线返回，结束了青年远征军生涯，进入黄埔中学。次年，利用陕西宝鸡分校的炮兵、辎重兵等四个中队（班级）合并入中央军校的时机，由原青年远征军的辎重科长陈众闻保举，补入1945年夏天开办的

第二十一期辎重一队（班）学习，圆了读中央军校的梦。

1947年12月底，我在中央军校二十一期辎重一班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五军225师675团二营四连任少尉排长，1949年升任上尉连长。当年八月中旬，奉命率队伍到绵阳南坝驻扎。

南坝距绵阳有四十多公里，是一个山区小乡场，仅一条不到百米长的横街上，居然聚集了九十五军的军直属工兵连、225师团部运输连和官焕所在的三个连队。

几百士兵分散驻扎在约五里长的山地两旁，如此密集驻防乃兵家大忌，我当时大惑不解。后来才知道：原来九十五军高层人员早在年初就有起义投诚之念，而在6月初，就遵照双方约定，将散处于汉中、川陕公路沿线的部队渐渐集中到绵阳、成都等地，以策应大军入川。这里对九十五军情况作一个补充说明。

九十五军原隶属于川军邓锡侯将军的二十八军，军长黄隐是邓将军的保定同学，两人关系密切，感情深厚。1947年秋，蒋介石裁撤了邓将军担任主任职务的“川康绥靖公署”，九十五军则不再隶属于川军邓锡侯将军管辖。但是打碎骨头连着筋，九十五军官兵仍然效忠于邓将军，黄隐军长仍然惟邓将军马首是瞻。

1949年初，当地下党员章浩然再三嘱咐黄将军不要将起义一事告诉邓将军时，黄将军都明确表示：邓历来反蒋，他负责劝说邓将军一起举事，绝不会有问题！1949年12月9日，当刘、邓、潘在彭县龙兴寺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时，九十五军、二十四军和原刘湘二十一军的师长潘清洲等将军们也联名向毛泽东、朱德发出起义通电。

在南坝驻扎期间，我已经对国内形势有一定了解，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失南京、丢上海、败走武汉，大势已去，“国将不国”。　九十五军直属工兵连有一个排长刘春圃是北京人，也毕业于中央军校二十一期。他与我常来常往，在谈心时，刘多次慨叹家乡已经解放，自己却在千里之外的四川苦熬、苦撑，不知为了谁！后来部队转移到绵竹驻防，刘春圃就不辞而别了，至今去向不明。

1949年11月初，社会上关于九十五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不胫而走，那些非川籍的中央军校毕业生不时出走，也不知是回家还是投奔其他军队？我因为身在家乡，能去哪里？何况，当时九十五军有绥靖地方的职责，成都坝子内的彭县、郫县、崇宁、灌县、新繁等地皆是其防区。

作为黄埔军人守土有责，自然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在这战乱不已的时候，我有了回家成亲的念头：一来年迈的父母需要人照应，二来也应该给远在金堂、相恋三年的女友黄英华一个交代。

但是，请假却很不容易。当时，部队频繁调动，先后由江油、青川等地移师平武，据说即将换防到松潘。

那时，部队里的黄埔学生已经跑得差不多了，营长何汉君迟疑不决，我好说歹说，搬出叔祖父官兴文，才得以回家。

谁知新婚燕尔才三天，团部就派我的同学陈科孝开汽车到崇义，以有警急任务为由，将我接走。车到廖家桥，因路况不好，还差点翻车。

第二天一早，团长胡志超在向我贺喜后就交代任务：到河西接收溃败的国民党军残部。其中有军校的两个团和一个特警团，还有内二警的两个团和代号为“秋风”的国军部队。这些军队或是走投无路，或是想到阿坝大山中去打游击。但是都不能从九十五军的灌县防区通过。

九十五军一方面不想让他们通过，另一方面是想招降他们，以增加起义时谈判的筹码。接受招抚任务的一共四人，分别是九十五军225师师部的两个参谋——中校王扬谷和少校朱笠；团部的上尉张干事和身为上尉连长的我。

一行四人，带着九十五军的派遣令向河西进发。刚到中正桥（今青城桥）头，有人高喊“站住”！待到说明情况，便有一个全副武装的人请稍待，另有一个飞奔而去。十多分钟后，那人笑着说：“袁司令有请！”前行到玉堂街上的一个茶铺，几个人簇拥着一个人迎上前来，那人中等身材、年约五十，身着军服，肩上扛着少将军衔，连声说道：“鄙人袁学东，久仰，久仰，有失远迎。现在时局混乱，本部愿意投入贵军。如果不行，我准备单独干。”接着又说：“此去河西，沿途步哨很多，恐怕艰难，我派两名兄弟护送各位，如何？”王扬谷说明此行任务，再三推辞，并且将九十五军手令交给袁学东看，好说歹说，才得以脱身。走出玉堂地界，我对王扬谷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袁学东，此人是灌县有名的大土匪，不知他哪里找来一身将军服，好神气哟！”“他想投奔我们？九十五军该不会收编地方土匪吧！”我又说。王、朱二人忍俊不禁，大笑不止。

行至中兴，王扬谷将四人分为两组：一组由我和张干事到太平场，一组由王、朱二人前往柳街乡。原来，太平场的两个常规团和一个特务团是在向西昌撤退时，被解放军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截断去路后，逃窜而来的。其中有很多是中央军校的，与我应当认识，甚至很熟识。所以上级派官、张二人前往瓦解，给那些败兵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

我们二人迤逦来到太平场口，一个人从树后闪出，头戴钢盔，手握冲锋枪，高呼：“站住！”

我上前回答：“我是二十一期毕业的学生，今天有任务，要见你们总队长。”

“总队长今天不在，是办公厅吴起舞将军率领的队伍。”学生哨兵回答。

“请领我去见你们吴主任，有重大事情！”我回答。

走进太平场，满街都是一脸惊惶、失望的妇女、孩子——跟随部队逃难的军校家属们。看到这些，我心情沉重：“他们是无辜的，军校师生也是无辜的，因为军校毕竟是学校，而非战斗部队，我应该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脱离苦海。”正在这时，有人高喊“官焕！”抬头一看，原来是军校的卢文忠中队长。当年我在军校读书时，卢文忠是军校的篮球队长。这一下，很多人围了上来，七嘴八舌，打听情况。

听说成都等地并无烧杀劫掠，如果军校不撤退，也不会有问题。有几位年轻家属齐声说：“就是嘛，难道我们还会上山打游击吗？”我趁机说：“很好！今天我不回灌县了，就与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出路。”说完，就与张干事等人一起到太平乡政府去找军校的吴主任。

在太平乡乡长王代贤的引荐下，我们二人见到了吴主任。听说我是二十一期的学生，吴主任倍感亲切。谈了几句关于时事的闲话，吴主任谈起他们的事情：按照上级计划，军校应配合胡宗南的部队，离开成都，撤往西昌一带，上山打游击。但邛崃一战，部队被打垮，军校只好从大邑沿山撤退到此，准备转向阿坝山区，到那里再说。现在孤军一只，军校的学生军队伍由吴起舞中将、赵我华少将、叶子均少将等人率领，下面就剩卢文忠中队长等几个校级军官。

“军校李邦藩少将总队长在率领学生抢渡新津岷江大河时阵亡，肖平波少将总队长率领的千余人与大部队失散，目前尚不知其下落。”吴主任又补充说。

吴主任虽然忧虑重重，但仍然下不了起义、投诚或归附九十五军的决心，他用沉闷的声音连连反问：“难道，国难当头，黄埔精神就一点点都没有了吗？！”见此情况，我只好从家属身上入手，说：“军校家属拖得太苦了，请吴主任考虑考虑。”

“当初，不该让家属随军，现在成了部队的大包袱！”吴主任点头说。

我趁机说：“就算九十五军不阻拦你们，你们前往阿坝，一出灌县西门，全是单行道，崇山峻岭，你们的汽车、高炮、战车牵引等等，怎样成行？再说，羊肠小道上携家带口，一天能行几里！还不要说给养！兵无粮自绝！”吴主任顿时焦躁起来。这时，站在一旁的张干事建议：“先把军校家属尽快转到灌县城关，九十五军负责安排食宿。”吴主任听后，示意官、张二人退出，让他单独思考。

一会儿，吴主任要我一个人进去，开门见山：“你是受过黄埔培养的学生，虽然在川军部队担任连长，但是请你告诉我：贵军派你来联系我们的目的！”我再次说明，即使九十五军放军校部队一马，西去松茂也是死路一条，同时也指出，只有放下武器，军校师生才可能有出路。目前，九十五军当然希望接受军校部队的武器，也不会让你们西去松茂。吴主任认为：“你们那位张干事想要我部家属先入城，明显是当作人质，我们不能接受。”我表示理解，并且说：“军校这里有那么多的领导和熟人，我绝没有扣家属当人质的意思。”吴主任听后点头说：“下午两点钟再开会协商。”

当天中午，我在太平场一家饭店宴请卢文忠等几位中队长。卢文忠要我下次来时捎带几条烟、几盒罐头来，我满口答应。此时有几个家属上前询问，我动情地说：“我官焕原是二十一期辎重一队的学生，前几天才回家结婚，也算是有家眷的军人。我能体谅大家，一定进言，劝说吴主任放下武器，听后解放军安置。保证你们在短期内就回到成都！”

下午，吴主任态度有所改变，提出以下三条：

一、不送家属进城；

二、不接受九十五军安排；

三、就地放下武器，听候解放军派代表前来谈判。

大家围绕这三条协商。只是，张干事因为此行目的不能达到，心有不甘，始终坚持要军校家属进城。我为使此事办妥，提出要吴主任派人进城洽谈、协商。

吴主任说：“本军并不是不愿向贵军靠拢，因为我们目前尚属友军，自应互相尊重才是。况且，我军并非贵军手下败将，贵军也非胜利之师，为什么我们要听指挥！”张干事见势头不妙，连忙解释，请不要引起误会。赵我华少将也从中圆场。叶子均少将这时提出粮食问题：希望九十五军能以友军名义支援军校一些粮食。张干事趁机旧话重提，要求家属先进城。自然不能达成协议。只好再推移到晚上。

晚上，我趁开会前，找到太平乡王代贤乡长，说：“你们乡上刚收完公粮，应该说过境的部队需要吃粮时，乡政府应该无条件拨给嘛！”王乡长回答：“按规定应该这样。但现在的形势是，解放军马上就要来了，假如我把公粮拨给国民党军队，共[chan*]党来了又不认，到那时我乡从哪里去拨粮食呢！我还想不想活命！”我说：“如果用武力逼你开仓呢？”乡长回答：“真要那样，就只有让他们拿去，但是起码要开张收条，将来我好交账！”我转身，悄悄将此事告诉了卢文忠中队长。

晚上八点，吴起舞首先声明：问题已基本谈清，家属肯定会跟部队在一起，哪有在战乱中甩掉家属的不义之师呢！其他问题请叶科长负责定夺。然后转身离去。由于张干事坚持要军校家属进城的条件，谈判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第二天一早醒来，事情却有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军校二千多师生集中在青城乡小学校的操场上，等待解放军派来联系的代表。原来，在军校学生抢渡新津岷江大河时，率领一千余人与大部队失散的肖平波少将总队长，辗转中到了彭县地界，通过地下党，与解放军搭上了关系，凌晨三时通过电话与吴主任联系，安排好军校师生起义投诚事项。于是我们二人便回城复命。

走到县城，第一眼看到的变化是：守城士兵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已经不见。我暗自纳闷：“难道九十五军已经明确表态了吗？”两人急忙赶到设在文庙街师部，向师长于戒需报到。于师长和胡志超团长等人正在谈话。官、张二人连忙行礼报告。张干事汇报收编失败情况。于师长笑着说：“这本来就是难以实现的事情，派你们去也算是我军的一个表态。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吧！”胡团长也安慰官焕：“王扬谷、朱笙昨天就回来了，也是两手空空！”然后又说：“今晚十时，师部要召开紧急会议，连长以上的都要参加。”我心想：一定是要宣布起义大事了。

晚上，225师师直机关人员以及全师连长以上军官集会，于师长宣布：“我九十五军今晚十时正式宣布起义，请大家摘下青天白日帽徽。”说罢，举手揭帽，摘下帽徽，团、营、连等军官也纷纷效仿。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师直属工兵连连长黄文臣去大声说：“我不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吃的、穿的都是国民党供给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背叛？！”

一时间，大家都愣住了。于师长大怒，说：“我是你上级，少将师长，都要服从上级命令，你一个小小的上尉连长，竟然胆敢反对起义吗？”黄强硬地说：“人各有志，不能强迫。我要回老家湖南！”这时，于师长非常生气，举手给了黄文臣一个耳光，黄生气地冲出会议室。我连忙对师长说：“我去劝劝他。”师长点头，我便追了出去。

黄文臣字知诚，湖南新田县人，毕业于中央军校第二十期工兵科，当时年约二十五岁，驻防绵阳时，与我相处了几个月，关系不错。老实说，作为黄埔军人，我十分敬佩黄文臣的勇气和骨气。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已经腐败透顶，失去人心，江山易帜已是大势所趋。我在文庙街口追上黄文臣，握着他的手规劝道：“叛蒋起义，又不是向日本人伏地投降。我们顺应潮流，挣脱黑暗，奔向光明，你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好好想一想。”黄却怒目圆睁，狠狠地说：“我半夜起来，用手榴弹炸死他！”我急忙用手捂住他的口：“别瞎说！你认为这样就重于泰山了吗！千万不要太鲁莽了。想想你千里之外的父母吧！念念他们的养育之恩，千万不能让老人家绝望啊！”经过很长时间，黄文臣才平静下来。然而，在次年的“二五叛乱”中，他还是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身死异地，令人痛心。

1949年12月23日，在灌县离堆公园的群众大会上，过渡县长王元枢宣布就职。会后，于师长对我说:“听从新政府的安排，我225师指挥部迁往崇义乡，师部就驻扎在你家——官家花园。你也不回675团，留在师部，担任警卫连连长。”

六十多年后，回首往事，我曾多次感叹道：“1949年，我的命运随着九十五军225师的起义而改变，人生道路的曲折，以及因此给家人带来的灾难是谁也不能想象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