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诗词能够深入人心，首先依靠的是其自身的巨大艺术感染力，而不仅仅是政治一类的外因。广大人民群众并不是因为热爱毛泽东才热爱他的作品，而是热爱他的作品以后更加热爱他本人。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发展到全国性的迷海狂潮，他的诗词不能不说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人们不仅崇拜这尊神，同时也崇拜着神所唱出的歌。

——《47楼207-毛泽东诗词中的君王意识》（重庆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从文革过来的人，都能背诵几首毛泽东诗词，有的人是很喜欢，所以就爱读，也爱背诵，还有人，虽然能背诵几首，但是也不一定是过于喜欢。因为在毛时代，特别是文革时代，老毛被神话了，全国上下都要背诵老毛的语录，干什么事之前都要背诵，这就是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就如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在干什么事之前都要祷告一样。举国上下都要读老毛的书，不准读其他的书，其它的书都被视为“毒草”。这种强迫性式的“读书”，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爱读不爱读，你都要“读”，甚至还要背诵。于是，全国人人手一本毛选，“读”了还要讲学习心得与体会，谁敢不从，就会受到批斗。在这种强化训练下的人们，你想不会背诵都不行。读毛选的同时，毛的诗词也是必读之书。这就是毛泽东诗词受到“热捧”的真相。读毛泽东的诗词其实质是一场政治运动，由于政治的作用，作为“最高统帅”的语录与诗词就成为了“红宝书”。所以有很多人“爱”毛泽东诗词，并不是出于真心地“爱”，而是被逼于无奈，你不爱不行。你看毛泽东的诗词集叫做《毛主[xi]诗词》，光从书名就可想而知，这是政治化的产物。

毛泽东的诗词当然也是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的，他那大气磅薄的气势，广阔的胸襟也是很富有感染力的。但是毛泽东的诗词也并不是那样的完美无缺，有很多地方就不大符合格律，作为古诗词来说，就一定要讲究古诗词的“游戏规则”，所以毛泽东的诗词有很多缺点，并不是某些人吹嘘的那么“深不可测”。再就是毛泽东有些诗词涉嫌“剽窃”，比如那首《咏蛙》就是抄袭于清末湖北名士郑正鹄。郑正鹄的原诗是：“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阴。明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毛泽东的诗是：“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我们来看看，抄袭的痕迹很严重。

其实跟老毛同时代比他诗词写得好的大有人在。我们熟知的“大汉奸”汪精卫，他的古诗词功底很深，诗词写得也意境深远，英雄豪迈。他的诗词被集为《双照楼诗词稿》，有很多诗词写得慷慨激昂，叫人读来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其中有他于1910年写的《被逮口占》四首曾经传诵一时，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视死如归的气概多么地慷慨激昂！有人称汪精卫为“民国第一词人”，当然是名副其实的。他的造诣比老毛要高出不止一筹。著名历史学家，在清华任教时被人们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对汪精卫诗词的评价是很高的，就是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里也对汪精卫诗词评价很高。著名作家章诒和和台湾著名学者许倬云也对汪精卫的诗词有很高的评价。著名学者余英时也是很欣赏汪精卫的诗词，并且欣然为香港新版的《双照楼诗词稿》作序。因为汪精卫是“汉奸”，由于政治的原因，汪精卫的诗词在中国一直是禁书，如今在某些学者的推动下，也只能在香港出版。在中国有一个很不好的“潜规则”，就是搞什么都要讲“政治正确性”，你“政治正确”就什么都是好的，“政治不正确”，你就完了，什么都不对了。如今有些有识之士就打破了这一“潜规则”，认为文学应该与政治分开，一是一，二是二。余英时在序里写到：“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别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说得多么好！

由于政治的不正确，我们就抹杀了汪精卫的艺术，所以汪精卫的诗词在大陆是遭到禁止的，尽管他是“民国第一词人”。相反由于政治的正确，毛泽东的诗词就受到了不是一般的“礼遇”，甚至被当作“神品”来看待，尽管老毛的诗词比起汪精卫来要差很远。

孔庆东说老毛的诗词在大陆能够口口相传并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是因为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感染力，所以人们才因为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更喜欢老毛的人。孔庆东简直是在胡说八道，汪精卫所谓诗词比起老毛来更具有艺术的感染力，那为什么人们不去崇拜汪精卫？这是因为汪精卫是“汉奸”，人们因为政治的原因，不能读到汪精卫的诗词，或者是不让读汪精卫的诗词，也有意识形态思维不想去读汪精卫的诗词。老毛的诗词艺术感染力不及汪精卫，但是他的诗词却能做到家喻户晓，并不是因为老毛的诗词有更高的吸引力，而是政治的因素。孔庆东为老毛贴金，也是本着一种“政治的正确性”来思考问题的，他嘴里胡说八道只因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五毛”，为了“五毛钱”不惜丧失自己的人格，真不知“可耻”二字怎么写！

四大名捕

2013年5月14日

于汉水河畔　书林隐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