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那年，我很年轻，头年刚中学毕业，刚步入成年行列，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沿铁路闹革命走长征路的红卫兵接连不断，我常站在地头看，他们打着红旗喊着“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一路前行。因为他们是走到哪吃到哪，县城，小镇有人接待，吃饭，住宿不要钱。农村还没那么闹，只是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常招开会议，目地就是叫他们遵纪守法。

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严重，工厂不上班，机关不办工，学生闹罢课，那时有文化的人都叫臭老九。在九月的一天下午快收工时，公社来了通知，叫我去临颖县展览馆上班。我星夜兼程，背上被子坐上开往县城的火车，一路打听赶到了县展览馆，已是花灯初上，早已过了吃晚饭时间，馆里有两个女同志和两个男同志接待了我，女的一个姓秦，已二十八岁，还上个大姑娘，另一个姓王，他俩年龄差不多，都是县文化局的干事，晚上住在馆里。男的一个是姓杜，是银行的，因为有金银一类的展品，所以银行的人要天天拿出拿进，听说他已有了孩子。一个是林业局的姓李，秦大姐就叫我叫他们李老师，第二天叫我到林业局吃饭，因为林业局近。晚上打地铺睡觉，男老师都在单位住。另外还有两位男老师是公安局和人委的，公安局的姓董，高大的个子有三十多岁，人委的姓刘年龄有点大，个子不太高。后来又来了两位女孩，长我一岁，讲解员都是女的，男的维持秩序和其他事情。一共有三个馆，第一个是刀枪，还有毒药，都是从地主反坏右分家收出来的。第二个馆是一些各种各样的佛，神像大小铜铁都有，摆满了一大方桌。第三个馆是从地主家收出的衣服，布匹、还有元宝金手饰，还有一个从贾阁老墓里扒出的铜镜子，各种玉镯。讲台上摆的是穷人家的破衣烂被，和地主家的东西形成鲜明的对比。我讲的是第三馆，每天接待的人多的很，红卫兵，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机关干部、全县的农民，刘老师说：“你们比县长见的人都多，一场接一场，嗓子都哑了，讲地主怎样欺压人民，穷人怎样受苦，每次讲的都是痛哭流涕，下边的听众哭声一片，有一个老师还哭晕了过去。一批又一批的参观人员使我们应接不暇瑕，中午都不休息换着吃饭，忙中有乐，从没觉着累，等我下场后还去帮一馆二馆讲。

后来刘老师把我们都转到县人委吃饭，排队买饭时听人说：“今天批斗县长，他的儿子也上台斗他的父亲，还说给他父亲划清界线。”那时的县长是刁文，我也看到过他的儿子，大概有十来岁。闲时我也常去看批斗会：“打倒刁文。”的口号不绝于耳，批斗会都在电影院举行。星期天我在街上闲转，看到一群人架着一个微胖的老人，两只胳膊背到后边，那时叫坐飞机，一路口号不断：“打倒宋保太，打倒宋保太……”呀!这个老人我认识，是锅雍口的，他是全国劳动模范，毛主[xi]还接见过他。我上小学时他到学校给我们讲过他的事绩和毛主[xi]接见他的情行，他和我是临村，离城二十多里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还是坐“飞机”来的，我鄂然，怎么老模也挨起了批斗？他有什么错？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我满脑的疑问。我尾随批斗队伍来到电影院，站到后边仰着脖子往台上看，一个接一个年轻人窜到台上积极表现，用力按下宋保太的头，控诉他的罪行，然后举手高喊：“打倒宋保太，打倒宋保太。”台下的人也跟着高喊，我喊不出看来，有的人还用脚踢，用手推，把老人折腾的够呛，我不忍再看，就退出了会场。-我心里很矛盾，现在的人是不是疯了，动不动打倒到这个，批判那个，我不敢乱说。

那个年代学毛选，背老三篇，背毛主[xi]语录成风，大人小孩和老人都会背上几段，你们没看过老两口学毛选这个节目吗，最能表现当时学毛选的场面。一般家庭都有一两套毛选，还有老三篇，新五篇的精装小红本，都随身带着，休息时就学，晚饭后都聚到一块学。批斗人时也会先背一段语录，按着这条语录的意思更深入的批下去。星期天我常到电影院转，因为我爱看电影，谁知又碰上了批斗场面，这可是批斗县长的，就是刁文，他脖子上挂着个大牌子，上边写着打倒刁文的大字，他低着头站在台上，一个人上去按一下他的头：“老实点，打倒刁文”又举起手高喊。我最不能看这样的场面，就回到了单位。-

十一月半时，董老师要带我们全馆人员到郑州去参观，那时到处都是展览馆，新郑有个收租院，先到那去看。火车到了临颖车站，车上人已满，门口都是人，怎么办，董老师前头开路，李老师和杜老师在后边推着我们，总算上去了，哎呀！挤扁拉，有人吆呵着。我们在男老师的保护下，顺利的挤到车箱里。到新郑下车时，又是一场大战，挤呀挤，董老师冲在前边，我门们又顺利的下车了。走了一里多路就到了展览馆，参观的人不少，按顺续参观，馆里塑的都是泥象，有凶恶的地主老财，还有受苦的穷人，不外呼就是地主逼债，穷人受苦。新郑到处都是枣树，树下种花生，我是第一次出门，没见过世面，不知道新郑出枣，还特别甜，董老师买了一提包，坐到车上我们都吃着他买的枣，看来董老师是有备而来。天忽然变了，下起了大雪，人们都冻的缩着脖，参观的人群还是不断。有好多人都不知道新郑产枣，没准备提包，赶催把里边的线裤脱了下来，装了满满一裤袋枣，在脖子上拖着，从对面走来我看到后直对托枣的人笑，拖枣的人也给我个笑。

在郑州住了一晚，又参观了雷峰纪念馆，刘英俊记念馆后就坐上了南去的列车，人尽管多，我们在男老师的保护下还是坐上了位置，车上有暖气，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暖气，我的胳膊放上挺烧：“哎呀！别把我的衣服烧糊了。”老师们都笑着说：“这是水暖，没事。”我闹了个大红脸。车上的人越来越多，连扎针的地方都没有，有人吆呵着去厕所，可就挤不过去，厕所里站的都是人，“要挤死人了”人们吆呵着。革命的浪潮越来越凶涌，越来越深入，大家都要起来闹革命，革谁的命呢？

参观回来没多久，老师们都要想回本单位闹革命，谁也无法拦阻，因为老师们都是从各机关抽调的，只有我们几个小姑娘是农村来的，没了领头羊，我们也只有回家闹革命了，临走前，老师带领着我们把玉镯全摔碎在水泥花池上，还把地主小姐穿的衣服用火烧掉，衣服上有很多珠子，不知是不是珍珠，两具泥塑也打碎在我们面前，其它东西也不知是怎么处理的。在这一生里我时常想起那段日子，还常和人讲一九六六年我在县展览馆当讲解员的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