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国的振兴做范蠡、做文种，它应该立志牺牲自己那种充满文人气的“自由”，起码五十年不动摇。在现实苦难的承受中去一点点接近理想，在不自由中去接近自由。

——《47楼207-蔡元培的矛盾》（重庆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谈到北大的历史使命，我们不得不想起蔡元培，不得不想起胡适。蔡元培的北大就是北大有史以来思想最奔放的时代，在蔡元培的指导下，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也是北大有史以来最活跃的时代。离开了蔡元培，离开了胡适的北大，已经是远离了自由的北大。北大如今已经被某一种思想所控制，自由的火花早就被禁锢的洪水浇灭，只要有一点点思想的萌芽，就会被一把野火烧尽，为了防止春风吹又生，甚至还要被斩草除根。

孔庆东说北大的使命是要做范蠡与文种。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读懂中国的历史，他不知道范蠡与文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他的理解里，认为范蠡文种是一个“忠君报国”的忠臣，其实他的历史水平只有幼儿园小朋友的水平。名捕只好甘为人师，来给孔教授上一节历史课。范蠡和文种都是博学多才之十，他们相交很深，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本来是楚国臣，在楚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是贵族就不能做重要的官员，范蠡和文种是怀才不遇，觉得自己才华出众，由于不是贵族出身，在楚国想出人头地是不会有机会的。再加上他们觉得楚国的政治黑暗，官场一片乌烟瘴气，对它极为不满。于是，他们相约出走，离开了楚国，投奔了越国。在越国，他们得到了越王勾践的赏识，对他们委以重任，他们也倾其所学为越王勾践效忠卖命，终于让越国战胜了吴国，打败了吴王夫差。使得越国成为独霸一方的诸侯。如果按照孔庆东一贯的逻辑来分析的话，范蠡与文种本来是楚国的人，他们不为自己的祖国卖命，却要逃到越国去给外国人卖命，他们其实是地地道道的“汉奸”。你想，要让一个背叛自己祖国的“汉奸”来承担北大的历史使命，你说这是不是很滑稽呢？就如你要让汪精卫来承担北大的历史使命，你说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孔庆东说北大要想得到或者是接近自由，首先必须要学会容忍，他说起码要容忍五十年不动摇。他的意思就是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其实他的这种观点并不是他的独创，而是在拾胡适的余唾。胡适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容忍与自由》，他在文章里提出了一个观点：“有时我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这篇文章是胡适1959年发表在《自由中国》的，离今天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在过去了半个世纪的今天，一位北大的教授还要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的观点阐发。这位教授就是孔庆东，他把这个观点改头换面地就以为是提出的新观点了。恰恰也是这个一向瞧不起胡适的北大教授孔庆东，在五十多年后，依然要把胡适的观点偷偷地拿来，阐发自己的“学术”，我看这不叫“学术”，应该叫“不学无术”，不对，不对，应该叫“不学有术”。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教会了徒弟打师傅。所以有很多技艺高超的人带徒弟都要“留一手”，以防徒弟学会了功夫来打师傅。孔庆东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在金庸古龙梁羽生的书里，不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吗？《天龙八部》里的丁春秋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丁春秋跟着师傅无崖子学艺，当无崖子把自己的所有绝学都传授给了丁春秋以后，丁春秋为了得到师傅的武功秘籍竟然加害师傅，把无崖子推到了悬崖下。孔庆东也是现实版中的丁春秋，当他学得了他的师傅胡适（注：胡适也是北大的教授，曾经当过北大校长，在这里称他为孔庆东的师傅并不为过）的“容忍与自由”的绝世神功后，就认为自己学业有成，开始打师傅了，于是就给了胡适一记“阴风扫心掌”。

四大名捕

2013年5月10日

于汉水河畔　书林隐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