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北大校园里，师生们谈论政治、议论领导，并没有什么大的顾忌。我认为“自由”二字是用不着去乞求、去“争取”的，拥有自由精神的人，你无论身在何时何地，都是自由的。严重的现状是，北大的某些方面未免太“自由”了。

——《47楼207-蔡元培的矛盾》（重庆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是一个“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北大。在那时的北大校园里，各种思想同时并存，他们可以放开胸怀，进行激烈地辩论，也可以各自为政，坚守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独立”，没有人会去干涉你，强迫你，甚至压制你。你如果是自由主义者，你可以高谈民主自由，你可以反对专制，抨击独裁；你如果是保守主义者，你也可以大谈专政的“好处”，也可以与自由主义者激烈交锋；你如果是中庸主义者，你还可以左冲右突，或者是呵左斥右，或者是左右逢源。这些都是你的自由，没有任何人去阻扰你，没有任何人去禁止你，而是让你们的这些互相矛盾的思想并存，让你们的思想自由地发展，最后通过激荡与融合，发展出一些新的思潮，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些都是与蔡元培“教育独立”的思想分不开的。

随着蔡元培的远去，北大的自由之风也随风而逝，“兼容并包”的北大就如黄鹤一去不复返。如今的北大已经沦为一个奴化了的教育机构。它的办学方针与教育思想已经变成了蔡元培当时所反对的那种教育模式，就是思想被钳制，学生被培养为一种为某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教育不能独立，而是甘心为某个团体效忠。北大培养出来的人才里，除了极个别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异端外，比如余杰。大部分都是一些奴性十足的“犬儒”，比如孔庆东等。就连执掌北大牛耳的北大校长也是一些媚态十足、点头哈腰的鼠辈，比如鼎鼎大名的“北大笑长”周其凤。

有人把北大比喻为一个北京的“党校”，这种比喻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北大的所作所为也证实了它的性质就如一个党校。它的思想教育完全受到了“党化教育”的干预，在北大校园里，只能有一种思想，并且只能唱赞歌，不能唱反调。有北大某教授爆料说，现在校方对学生的管控是“史上最严”。北大还制定了“学业会商制度”，就是对一些学生进行“约谈”。据说约谈的对象分为十类：学业困难者、思想偏激者、心理脆弱者、经济贫困者、学籍异动者（转学）、生活独立者（不合群）、网络成瘾者、就业困难者、罹患重大疾病者、受到违纪处分者。这些约谈的十类学生被人们戏称为“黑十类”，就跟文革中的“黑五类”是一个意思。并且在这“黑十类”里对“思想偏激”和“网络成瘾”的学生进行重点的会商月约谈。有人对“思想偏激”提出过质疑，认为这种情况很难界定，很有可能成为学校管制学生思想的借口。

北大工部某位副部长就“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的情况所谈到的问题，他说某些学生思想偏激，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细微漏洞，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动不动就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就批评学校。连饭菜涨价批评学校的学生也被作为“思想偏激”的学生要进行会商，你说在北大还有什么不是“思想偏激”的？

在如此禁锢思想的北大，在孔庆东的眼里竟然变成了一个“很自由”的地方，他说师生们可以谈论政治、议论领导。依我看来，如果师生们能够谈论政治的话，那他们所谈论的“政治”也只能是“如何做好思想工作”的政治，他们所“议论”的领导，也只是议论领导是“怎么样的正确、光荣、伟大”，除此之外，若要“议论”，思想就会“偏激”，就会受到“会商”。

孔庆东认为一个人只要拥有自由的精神，无论身在何处，都是自由的。这是孔庆东故意使的“障眼法”，他把“精神的自由”与“人身的自由”故意混为一谈，无非就是为了麻痹人们的神经，让你不要去追求“人身的自由”，他是用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来钳制人们的思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你的人身是否自由，只要你的心里想着自由，你就拥有了自由。孔庆东的思维已经混乱到了白痴的级别，就跟那些练习“法*工”的愚昧教众一个级别，认为只要心中有“法轮”，世上就会“法轮常转”了。也许，孔庆东并不是白痴，他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蒙蔽那些“愚众”，使他们不要再去追求“自由”了。

四大名捕

2013年5月9日

于汉水河畔　书林隐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