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北大时，的确短时期形成“兼容并包”的局面，那局面到今天已经成为北大人向往的神话。但当时被蔡元培兼容的各方，却并不肯相互兼容，甚至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所谓“兼容”，实际上是靠蔡元培个人之力在维系。也就是说，北大的短暂“自由”是由一个伟人的专制之力所造成的。一旦伟人离去，那“自由”就无法延续。

——《47楼207-蔡元培的矛盾》（重庆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说中，提出大学的实际意义就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是说，大学的功能就是用来研究学问的地方。然而如今的大学，却失去了这种意义，而是成为某些人混文凭的地方，他们读大学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为了获得一张名牌大学的文凭，将来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如此而已。蔡元培所阐释的那种意义已经完全失去了，学生不像学生，搞学习的很少，而是忙着谈恋爱，做生意，教授也不像教授，以教书育人为目的的很少，而是大部分忙着找项目，评职称，以名校搭台，经济唱戏。失去了蔡元培的北大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了。

蔡元培在北大的时候，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办校方针，他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应该广集人才，能够容纳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让他们百家争鸣，自由发展，这样才能使各种学说相互激荡，有利于思想的发展。如果墨守陈规，只能让一种思想存在，容不下别的“异见”，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发展的。

在蔡元培的这种“兼容”思想的指导下，一时北大成为了各种思想的集聚地，自由派与保守派同时并存，革新派与复古派同室而居。在当时的北大教员里，有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胡适、鲁迅，也有保守顽固的复古派辜鸿铭、刘师培，有喝过洋墨水的周作人，也有只有中学学历自学成才的梁漱溟。在这样一个新旧并存的圈子里，有西装革履的胡适之，也有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一个是新派的先驱，一个是守旧的泰斗，交相辉映，形成了北大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蔡元培还提出了“教育独立”的主张，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人格，对人类文化能尽到一份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工具，给某些人为了某种目的去利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该完全交给教育家，让他们有独立的资格，丝毫不受各个政党和各个教会的影响。

蔡元培的教育主张，根据本国所需，兼采各国的所长，兼收并蓄，对中国的教育发展，特别是对高等教育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蔡元培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他的办学方针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然而，随着蔡元培离开北大，那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象也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殆尽，“兼容并包成绝响，北大不见蔡元培”。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北大，在“自由思想”的指导下，各种思潮在这里融合贯通，激烈碰撞，擦出了许多闪亮的火花。自由主义的胡适，胸怀广阔，就如海纳百川，对不同政见者采取的是“包容”的态度，鲁迅与其观点不一致，时时与之唱对台戏，然而胡适却并没有因为与鲁迅的“过节”而贬低鲁迅，而是以广阔的襟怀公正地评价鲁迅，对他的文章推崇备至。

百花齐放的蔡元培时代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在孔庆东的眼里却被看变了味。他说北大的“兼容”是由蔡元培一个人的“专制”才能造就的，简直是胡说八道，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专制，什么叫自由。他把蔡元培的“兼容”也看成了是一种“专制”，在一个“专制思维”的人眼里，看什么都是专制，除了专制，他不会识别别的东西了，他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色盲”。

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各种思潮的兼容并存孔庆东没有看到，而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那时的北大，各种思潮并没有很好的“兼容”，而是互相排挤，相互火拼，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胡适博大的胸怀他视而不见，因为他对胡适怀有偏见，所以就耍起了他的“傲慢雨偏剑”。

注：“傲慢雨偏剑”取自于温瑞安的一篇短篇武侠小说《傲慢雨偏剑》，并不是“傲慢与偏见”的误笔。

四大名捕

2013年5月8日

于汉水河畔　书林隐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