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间诗话话“国家理想”

日前，与同事谈起钓鱼岛。一位老同事愤慨地抨击日本无耻，说日本人永远是中国的最大敌人。余当时感慨地说，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当年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改革不是发生在日本，而是发生在大清王朝，形势会是什么状况？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再遭遇钓鱼岛之类的不幸时，不再一味地骂侵略者，而自省自强，中国就会远离这种不幸了。因为所有中国人都把自己所能表达的全部污言秽语都泼向日本，日本也不会因为被骂得狗血喷头就衰落，我们中国也不会因此就强大。

没有想到（也应该是预料之中），这位老同事竟然激动指责余：“你这是什么混蛋逻辑，落后就应该挨打，强大就有权打别人……”，为此当时与这位老同事还闹个半红脸。这位先生说得没有错，落后不应该是挨打的理由，强大也不是打别人的权力。问题是他的这些观点与余自省自强的观念八杆子打不着。完全是种“特色条件反射”，在民族关系、国际关系上听不得中国有哪些不足。中外分歧，必定是全世界都对不起中国，世界都错了，所以国人不用想，只要与咱们不一致的，就用“国骂”淹死他们。

人类落后就要挨打的森林规则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落后无法有效地主张捍卫自己的利益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位老同事的观念，就是典型的特色效应，是被剥夺了灵魂的条件反射。长期特色教育理念特色舆论的误导，让国人形成“特色条件反射”。听到反华，就象被掘了祖坟一样愤然祭起“国骂”；听到称霸，就群起口诛笔伐。从不想人家反我们（华）什么？引导国人声讨的称霸，是怎么称霸的。误导国人，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抵制都视为中国落后的结果。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二号世界经济强国了，军事技术也进入世界强国之列了，可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质疑与抵制反而越来越多了。

被我们谴责了半个多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关系，在当下中国大有院内积薪后来居上的架式。特色国度上下，都把金钱视作万能手段。也的确用订单成功诱惑一些强劲的对手妥协。然而，这种高价买进低价卖出内外兼失的“经营”手段，只能解决暂时“困境”，无法跻身世界主流文明，因为我们没有国家理想。当年太祖声称是非洲朋友把咱们抬进联合国的。然而这并非是因为我们与非洲国家有相同的信仰，而是我们牺牲巨大的民族利益换来的，代价之大古今中外都是空前的。以利相交，利尽则散。贫穷落后的中国对非洲的“无偿援助”并没有象我们对国人讲的那样架起与非洲的友谊桥梁。而是一把一利索，你用“无偿援助”换我们把你们抬进联合国，我们已经做了。要想再得到我们的支持，那再拿援助来。

因为信息垄断，改革开放前大多数国人都以为全世界都敬佩我们中国人，尤其是非洲人民必定是对中国感恩戴德。开放后走出国门才能知道远不是那么回事。说中国人在世界象过街老鼠那是有些夸张，可是中国人在世界上远没有过去我们宣扬那样受世界欢迎。尤其是在我们牺牲巨大民族利益甚至付出万千生命代价援助的非洲，中国人几乎成为待宰羔羊。时常遭到非洲朋友的袭击与勒索。据到过非洲的朋友讲，在非洲国家开车，非洲警察专门拦截中国人，同样违章，对中国人的处罚常常重于其他国家的人。因为，西方人讲死理，对于非洲警方的处罚锱铢必较，想从西方人身上勒索点交通罚款，难度特别大。不但当事者不肯轻易就范，稍有不公，还会立即遭到当事者所在国外交机构的强烈干预与抗议。而我们中国人留给非洲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可以用金钱交换利益没有国家信仰的民族。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大多数中国人遇到这种事都喜欢用钱来息事宁人。甚至不等被处罚，就主动拿出钱来脱身。表面上看，中国人很聪明，相当多的中国人遇到这种事，很快就会过关；而西方人却较真得狠，不会在有理的地方作半点妥协，因此却迟迟不能过关。久而久之，非洲国家的警察，轻易不拦截西方人的车，而专门拦截中国人的车，这成了他们发财的一种手段。

不但国人在非洲待遇如此。在非洲人心目中中国的形象也并非我们意淫那样受到景仰。记得少时，一个同学的父亲是铁路工程师，到非洲去援建坦赞铁路，多年同学都无法看到父亲。有一天，同学的父亲回来了，头上却缠着绷带。原来，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在建成通车仪式上，非洲人就用大棒感谢了这些援建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许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被打伤，据说是受西方国家的挑唆所致。

网络进入寻常百姓家后，余曾经多方在网上印证此事，可是始终查找不到相关信息。不知道是当年同学的父亲讲的是假话，还是这内容被和谐了。但是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常有非洲受援国与中国翻脸，想要得到人家的支持，就得继续援助。时至今日，中国对非洲的巨额援助仍动辄数百亿。仅改革开放前，中国对世界各国的援助就远远超过世界头号富国美国。可是今天雅安地震几千万元的救命钱，还非得等着国人捐赠。并且开动强大的宣传媒体，给因为红十字会信誉与挪用汶川地震捐款拒绝捐赠的港人施压。各地方强制性捐赠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那么些主动亲赶灾区救灾的国人，除了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感，不能不说受“组织救灾”的乱象影响，担心灾区人民得不到及时援助的因素。

几千年来，中国悲剧就在于国人的贤人政治观念。人性是有不确定性的，所以国人在期盼中失望，在失望中期盼。贤人政治早已经是人类文明的昨天，要想在当今时代赶上时代文明，势必从根本上改善。其实中国的问题不是国情不适合外来文明，而是特色体制不适合否定特权的外来文明。所以特权阶层利用所掌握的一切社会资源，操纵国人抵制外来文明。人类文明是个扬弃过程，不能全盘西化本就是一个洋务运动的陈词滥调，只要西方的科学技术不与现今体制产生抵触的增加经济利益的管理机制。也就是只要西方先进的生产力，不要产生这种先进生产力的土壤。能不能全盘西化，取决于西方的东西是否符合人类文明的走向，取决于传统的东西是否还适应时代文明的发展。如果这个逻辑要是成立的话，非洲的黑人、美洲的印第安人、印度人都应该继续回到原始时代。

其实不能全盘西化一个话外音就是，不能接受否定特权的体制，其他的都可以要。不能全盘西化，是符合人类文明正常的扬弃逻辑的，国人的悲剧是“什么是全盘西化”的解释权在特权阶层。特权阶层用一个正常逻辑粉饰了不能全盘西化的合理性，又用一个偷换概念手法，瞒天过海，让那些被特色了灵魂了国人接受不能全盘西化——拒绝否定特权体制的理念。其实无论是外来的还是传统的，都必须扬弃。西的东西多，还是中的东西多，取决于是否有益于中国人民的福祉，并非西的东西取的多了，就是全盘西化。我们常讲外来文明不适合中国国情，可是从来不讲哪些外来文明不适合哪些中国国情。

我们用“援助”走向世界，用“援助”进入联合国，用订单让世界接受中国特色。我们拿什么理想让世界接受我们的文明呢？虽然国家利益与国家理想常常并不矛盾，但体现一个国家民族文明程度的是当国家利益与国家理想发生矛盾时的态度。历史上的“amistad案件（曾被拍成电影，中文名《断锁怒潮》）”就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家利益与国家理想面前的抉择。

amistad本是美国制造的双桅纵帆船，后来被西班牙人买去。1839年，amistad号从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出发，船上运载的五十三名奴隶造反，杀死了船长及其押送奴隶的随从，仅留下两人，勒令此二人送他们返回西非。这两名西班牙人白天将船开向西非，晚上却往回开，这样往复折返中鬼使神差的将船开到了纽约，触发了一场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的著名官司。

这场官司，从任何现实、功利的角度看，那些奴隶都是必输的。国际上，与强大的西班牙帝国的关系是美国当时最需要考虑的国家利益。范布伦政府不愿为一艘小船得罪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已经答应西班牙女王的要求将amistad及船上的奴隶归还西班牙。

内政上，美国南北两方因为奴隶问题日趋剑拔弩张，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局势的巨变。法律上，几级法院的法官都是总统委任的，理应考虑政府的立场，特别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有五位是南方蓄奴州的。最关键的是，那些奴隶不会说英语，也没有任何美国人听的懂他们的语言，就是说，那些奴隶是哪里来的根本没人知道。如果美国人将他们交还西班牙，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整件事情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认真的美国人硬是从大学里找来语言学家，弄明白从一到十的发音，到纽约黑人聚集区不断的念叨这十个数字，找到了会说这种语言的黑人来做翻译，弄清楚这五十三个奴隶是从西非的塞拉利昂来的。美国人请来一位前任总统johnquincyadams（约翰?昆西?亚当斯，美国第六任总统）为他们做律师。就这么一步一步的，为这些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甚至最开始都不知道来自何方的、没有任何地位和势力的陌生人争得了最后的自由，其代价是之后几十年与西班牙帝国关系的恶化，发生战争。

这场完全违背美国“国家利益”的官司，却最好地体现了美国人是如何虔诚地实践其国家理想的。当美国全力捍卫无力自卫的人的自由时，美国同时就向全世界宣示了其捍卫自由的坚定。当美国为无力发声人大声辩护之时，美国无疑已经证实了其国家的道义正当性。为保护善良的人不受欺凌，美国没有以国家利益推卸其义务。而我们却看不到这些美利坚主体文明的取向，放大美国警察打黑人，美国大兵虐囚之类的事件，以证明美国信仰的虚伪性。美国有多少警察打黑人？因为什么打黑人？是因为他们是黑人警察搞种族歧视对黑人施暴，还是他们违犯了法律。美国人民对待这种暴行是什么态度，政府对此事的处理会怎样影响美国人民选举下一届国家领导人？美国大兵虐囚是被什么人披露的？美国政府对待这种事是以国家利益予以袒护，还是依法处置？这些我们都不去关心。而是利用长期以来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误导国人美国种族歧视严重，到处都是警察打黑人，美国的价值理念是虚伪的，美国大兵虐囚是种国家行为。

提到执法人员执法犯法，又该如何界定我们自己呢！贪污腐败是世界现象，美国不是也出现几十年来轰动全美的巨大贪污案了么。可是犯罪嫌疑人新泽西州霍博肯市市长2万5千美元（不足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最高涉案金额，得到的处罚是20万美元的罚款与20年的牢狱之灾。最后连我们的“喉舌”都不好意思再报导下去了。

我们与国际社会的矛盾，并不是我们过去与西方世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因为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西方人都明白，意识形态的分歧已经远去。现在是集团利益分歧的矛盾。这也正是令国际社会最恐惧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民族信仰，没有国家理想。“国家利益”可以把中国引向任何不择手段追逐利益的方向，这种不确定性比意识形态的分歧还危险。而这种风险的始作俑者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通过刺激中国特权阶层的欲望，无节制地榨取中国资源，致使中国社会生存资源迅速枯竭，而中国特权阶层贪婪的欲望却呈加速巨增的态势。

在中国资源枯竭后，贪婪的特权阶层掌控的没有民族信仰与国家理想的中国会怎样，不能不令国际社会担忧。这是国际社会悖离文明理念，无视中国民众的正权益，与中国特权阶层沆瀣一气竭泽而渔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将给人类一个教训，无度地以不正常的手段榨取一个国家的生存资源，尤其是榨取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资源，是非常危险的。当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无法靠他们的资源生存下去时，国际社会敢设想后果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