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希贵，因为日本只有一个藤野先生影响和改变了鲁迅；而我们中国也只有一个鲁迅，但并没有唤醒我们的国人。

对于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来说，学习什么都快，遗忘也快。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成为强国。中国的“戊戍变法”虽然晚了三十年，但并未成功。虽经百日，不过是空欢喜一场。难道我们炎黄子孙就是劣等的民族，当然不是。有骂光绪帝的，他为什么就不是李世民呢，有骂康有为的，同时骂慈嬉那些顽固份子的人更多。但骂来骂去，是没有一个人去骂自己的。

做为后人，不管是保守派，还是维新派，我们所关注的并不多。李鸿章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把自己定位在“裱糊匠”的位置上，这到是自知之明。一间即将倒塌的房屋里，“裱糊匠”的价值只限于在这倒塌的房屋上添加一些毫无用处东西。到底需要什么呢，有人说是建筑大师，更有人说曾国藩就是建筑大师，然而这并不是真理。

很多人愿意把俾斯麦和曾国藩相比较，并认为俾斯麦比曾国藩更具实力，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意义是相同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而曾国藩也消灭了太平军。因为思想的缘故，德国统一后成为了世界的强国。而我们伟大的曾先生，消灭太平军后并没有什么远见，唯唯诺诺做了盖世功臣。李鸿章把自己定义为“裱糊匠”，而曾国藩不过是即将倒塌的房屋中，新立的一跟柱子，即使支撑得再牢固，也不会改变倒塌的命运。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其实这句话也同样可以用在曾国藩身上。这也是曾国藩和李鸿章与俾斯麦最本质的区别吧。

一个愚昧的人无法正视自己的愚昧，是这个人无法走出愚昧最根本的标志，我想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民族和国家上。梁启超看出了民族的愚昧，其结果是流亡日本，而他的同志却只能在菜市口“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在一个独裁的社会里，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然而任何的变法都是损害统治者的权益的。所以在我们中国变法就必须流血，不论成功与否也必须见血。商鞅的悲剧，并不是历史的悲剧，而是人的悲剧。我们中国并不是缺乏有智慧的人，面对鲜血，面对用独裁多带来的压迫；很多有智慧的人宁愿把自己的智慧压抑在内心的最深处，用冷漠和无聊撑起一张虚伪的笑脸，用谎言来诉说着这个异样的世界。这是否还是一个人呢，是人，但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试想一下，每个人都无法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的表象又有什么意义呢。

康德说过：“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是表象的世界。”这也是每个统治者赋予我们炎黄子孙最根本的真理。因为那些统治者要我们相信，任何一次对百姓所实施的压迫甚至是屠杀，都是表象，同时包括文革和*四运动。

面对鲜血，我们表现出从来都不敢相信的懦弱。“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正的猛士仿佛只停留在鲁迅那里，然而刘和珍却只能用浓缩的文字记录在短暂的几页中，前有古人，后却不见来者。

那些自以为是的作家，不过是为女人创作几首打油诗的庸人，却顶着诗人的贵冠。

我们确实属于劣等人，五千年的文明并没有让我们进步，在这个独裁的社会里，我们的人的价值不过是权利的附庸。我们无法正视历史，在控诉日本当年在南京屠杀我们中国人的时候，自己却也在毁灭先人抗日流血牺牲的历史印记。同时也无法面对自己丑陋和卑劣的内心，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对文革和*四运动负责呢。我们战胜了日本人，却无法战胜自己，我们还有无数的人在为日货喝彩。

独裁导致压迫，在这个言论和人生都不自由的世界里，我们默默的忍受着，习惯着。习惯着对独裁统治者卑躬屈膝，习惯着渐渐走向愚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