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广义上，我与张学良是东北的老乡，都是辽宁人，但我对这位名扬天下的老乡印象并不好，于私，倒没有任何瓜葛，主要是于国于公，觉得张学良是典型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他的一生与两场外战有直接的关系，首先是东北易帜后，一九二九的“中东路事件”，强硬对苏宣战，张学良想以武力收复中东铁路主权，结果是交火之下损兵折将，致使苏联军队大举入侵中国东北，他却毫无抵抗能力，一味妥协，妥协不成，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少帅”锐气丧失，并导致了他对第二场外战的态度，在“九一八”事变中彻底疲软，发出“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的命令，不战而退，拱手将祖先的土地让与外寇，博得“不抵抗将军”的名声。

无论“中东路事件”还是“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身后都站着一个大人物，一个结拜的兄长，他就是掌握中国军政实权的蒋介石。“中东路事件”的“强硬”和“九一八事变”的软弱，有张学良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他的盟兄和领导蒋介石更是难辞其咎。张学良虽然手握东北最高军政大权，并兼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行事却极不成熟，无论是出兵收复中东铁路主权，还是轻易撤出东北全部军队，都显得轻率，做过了又都后悔，后悔了又把责任推给身后的盟兄和领导，并最后以亡羊补牢的心理“兵谏”活捉了蒋介石。同样是结义兄弟，论“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的英雄之器，蒋介石不如刘备；论“剌敌将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的剑气凌云，张学良不如关羽。身为领袖，被盟弟和属下活捉，虽然放了出来，却大失颜面，于是蒋介石一怒之下，软禁了喜欢惹事而不能了事的张学良，这一禁就是几十年。不过毕竟是“结义兄弟”，碍于舆论，蒋介石也不好意思把盟弟铁锁锒铛下到藏污纳垢的监狱，他首先把张学良安置在自己的家乡奉化溪口，关押于中国旅行社雪窦山招待所，如今是旅游景点“张学良第一幽禁地”。

自从踏入雪窦山招待所，张学良对于历史的车轮再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了，推动也无从推动，阻挡也无从阻挡，除了被政治家历史学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学说谈论往事时提及并冠以什么荣誉给以什么指责，或被文学家艺术家尽情尽兴发挥演绎出什么形象，或被普通百姓当做茶余酒后的谈资消遣光阴，他自己都只有隔岸观火的份儿，从这里开始，他以极其特殊的身份，过着极其特殊的日子，书写极其特殊的人生。

院子中的黑色塑像，张学良被塑造成“少帅”的模样，一身戎装的站姿，似乎正检阅麾下数十万的将士，正要给将士们发号施令，设计很有黑色幽默的风格，把一个类于阶下囚的失势之人装扮成了威风八面的大将军。

与此相对应，是一尊洁白的赵四小姐塑像，着装服饰在今天看来也很洋气，一顶花边的帽子，一头卷曲的烫发，一袭得体的长裙，一双时尚的鞋子，侧身坐在石头上，一副淑女风范。

塑像之后，是如今没有任何房客的一幢青砖黛瓦平房，房子建在雪窦山招待所旧址之位置，但不是当初张学良被“严加管束”的那幢房子，那幢房子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失火已被焚毁，如今的房子，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国家拨款复建的，复原了张学良当年幽禁生活的场景。一九八八年，蒋介石虽故，但张学良还没有解除“严加管束”而恢复人身自由。复建房子，也许有对国民党统战的需要，但后来，张学良被释放了，没有叶落归根，而是客死异国，国民党也不是台湾岛内唯一的执政党，所以统战的作用就没有了，“张学良第一幽禁地”成为了纯粹的旅游景点，一个陈列张学良生平事迹图片的纪念馆。

平房内几间屋子，分别是张学良卧室、书房、客厅，以及看守他的特务队队长刘乙光的住处。

屋子的面积和结构似乎没什么差别，只是陈设的物品不同，用途不同，卧室有一张床、两个沙发、一张写字台、一张梳妆台。因为虽然军事法庭会审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但实际没有执行，而是“经国府委员会讨论，一致决议接受蒋委员长请求，张学良准予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与外界断绝交往。”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蒋介石，他的意见就代表了军事委员会，他因西安事变引咎辞职，未获批准，回溪口休养，他并没有忘记致使他获得“休养”的正是张学良，于是电令戴笠，“限旬日内送汉卿来此，离京前不得与任何人晤见，防范切忌疏忽”。张学良就这样来到了溪口，因为不是囚徒，所以他可以与家属在一起的，梳妆台就是为家属准备的。

他的“家属”却有些特殊，有两位，一位是明媒正娶的夫人于凤至，一位是私人秘书赵一荻。夫人就是行过周公之礼而敦伦尽分的夫人，而秘书其实也是如夫人，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小三”，只不过，赵一荻这个“小三”属于出身大户官宦之家的“白富美”，十四五岁就曾成为《北洋画报》的封面*郎，所以被称为赵四小姐，看上张学良不仅是因为“高富帅”的身份，其中真爱的成分很大。连于凤至都感动于他们的爱，两人以姐妹相称，和睦相处。张学良称比自己大三岁的夫人为大姐，称小自己十一岁的赵四小姐为小妹。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张学良搬来此地，蒋介石允许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和他同住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两姐妹商量之后，基本每月一替一换，轮流来此悉心陪伴和劝慰张学良。于凤至由上海乘船来宁波，赵四小姐则由宁波去上海，有时她们也一同留在张学良的身边，小住几日。此处塑像只有赵四小姐而无于凤至，与历史不符，可是要把两个女人都树立起雕像，或许又怕有伤风化，对游客有诲淫之作用，所以喜新而厌旧了。赵四小姐与张学良长相厮守，是在三年以后的一九四〇年，雪窦山期间，还没有的，赵四小姐当时还要独自照料她与张学良所生的儿子，那年刚刚八岁。

赵四小姐虽然有来去的自由，生活条件也不差，但日子并不一定好过，国人的嘲讽和谩骂，也指向了她，谓之“红颜祸水”，视同历史上的妺喜、妲己、杨玉环、陈圆圆等一样。她也无法回父母那里，因为父亲早已经登报脱离了父女关系，云“四女绮霞，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二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情事，概不负责，此启。”她陪伴张学良，主观上肯定是爱的成分居多，客观上给予她其他选择的路也几乎没有一条能行得通，无论是世情是亲情，张学良都是唯一能接受她的港湾，张学良这个有名的花花公子，除了送上门来的赵四小姐，也没有选择其他女人的自由，所以才成全了他们颇具传奇色彩的爱情。至于他们结婚的方式，与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方式如出一辙，或许是宋美龄对赵四小姐面授机宜也不是没有可能。他们都需要先解决离婚问题，蒋介石是与毛福梅，张学良是与于凤至，理由都是同时拥有两位夫人接受洗礼有违基督教义的规定，所以协议离婚，毛福梅是离婚不离家，以蒋介石义姐名义一直留在蒋家，最终也死于蒋家。于凤至则不同，因为张学良丢弃了东北，丢弃了千千万万同胞的家，也丢弃了自己的家，无家可归的于凤至只能客居美国，她大度地回信：“你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堪称风尘知己。尤其是绮霞妹妹，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任劳任怨，陪侍汉卿，真是高风亮节，世人皆碑。其实，你俩早就应该结成丝梦，我谨在异国他乡对你们的婚礼表示祝贺！”以最和平的方式，“小三”成功转正。

包括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当时，他们谁都没意识到，张学良要被幽禁到二十一世纪，刘乙光要以看守张学良为终生事业，赵四小姐要成为陪伴张学良一生的风尘知己。刘乙光虽然在军统中只是少校军衔，但在黄埔系中，他比戴笠还资格要老，要高出两届，是四期毕业，戴笠只是六期。刘乙光同届的毕业生中，林彪、张灵甫，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一个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一个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七十四整编师师长。刘乙光的同乡同学中，还有一个也是著名的将军叫黄克诚，在一九二八年时，刘乙光在经济上帮助过共[chan*]党员黄克诚，也是有些义气的。刘乙光后来也做到了将军，但不是作战有功，只是因为看守张学良的苦劳。张学良是一九三五年授衔的八名一级陆军上将之一，他的看守级别也不能太低了，所以刘乙光最后升到了少将，追平了张灵甫生前的最高军衔。

在雪窦山上，刘乙光也救了张学良一次性命。当时蒋介石的堂侄孙媳，原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的妻子袁静芝也住在溪口镇。蒋孝先西安事变时，负隅顽抗，在临潼被张学良的部下击毙。袁静芝对张学良的仇恨极大，打定主意要刺杀张学良，为丈夫报仇。知道张学良就在溪口，袁静芝大喜过望，火速召集心腹周密部署刺杀张学良。一个手下表示了担忧，在雪窦山上刺杀张学良是否妥当？如果被蒋介石知道了，后果会怎么样？袁静芝道：“碍于西安事变的影响，委员长不能公开杀了姓张的，但并不表示他老人家不想姓张的死。猎杀了姓张的，既为我丈夫报了仇，又替他老人家除去了心腹之患。事成之后，他老人家一定不会责怪我。”那天，张学良和于凤至在刘乙光等特务的护卫下登上了妙高台。藏身在妙高台下一块巨石后面的袁静芝，离张学良约百步远，她对准了张学良的脑袋。“砰！”枪声呼啸着从张学良身边飞过，偏离的子弹射进了他身旁一棵大树里。刘乙光立刻朝枪响处扑去，把袁静芝给扭了出来，她的手下也都被刘乙光的特务队控制起来，功败垂成。她气急败坏地和刘乙光厮打了起来。刘乙光本来是可以当场将刺客击毙的，但是他认出了袁静芝，忌讳委员长侄孙媳妇的特殊身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放她一马，总算救得了张学良的性命。袁静芝分析蒋介石的心理不一定正确，张学良即使是其心腹之患，但死在他的家乡自己眼皮子底下，行凶的又是自己的侄孙媳妇，蒋介石是不可能撇清责任的，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给蒋介石惹上大麻烦，幸而没有刺杀成功，没成功的刺杀就等于什么都没发生，所以蒋介石知道了这件事，并未深究，而是给了她一笔巨款，让她在上海买了一幢房子，对张学良的刺杀也就此终止。

张学良当年十一月九日离开的雪窦山，满打满算，在第一幽禁地是待了十个月的时间。墙上有“张学良幽禁生活转移线路示意图”和“张学良在各地的幽禁处”照片，幽禁生活生活占据了他大半生的时间，幽禁处也就成为了这位大名人的故居。

他的成名其实全在被幽禁之前，所以陈列了他幽禁之前的经历。他生于一九〇一年，字汉卿，号毅庵，十八岁在父亲安排下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一年就毕业，成为上校，随后任东三省巡阅使署第三旅少将旅长，时年还不满二十岁。一九二四年任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兼东三省陆军副监，那时中国军队最大的编制就是师，师长就是最有实力的军阀，也是他父亲张作霖原先的职位。他父亲张作霖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治家严谨，有一次听说第三旅的人在外面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回家就让旅长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张作霖一九二七年在北京组成安国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面对日本人要其在满蒙悬案书上签字的无理要求，坚决拒绝，决不低头，表示“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因此，也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一九二八年由北京返奉在皇姑屯被炸遇害。张学良做为长子，继承了父亲的权力，并通电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宣告结束，中国形式上实行了统一，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军司令长官，一九三一年更晋升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坐镇北京，节掌华北、西北和东北八省三市军政大权。可惜，他没有继承父亲宁死也要坚持的男儿血性，“九一八事变”不放一枪一炮丢了整个东北，日军进攻黑龙江，马占山部江桥对敌，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一九三二年，日本策划的伪满州国成立。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就是张学良留给中国人永不磨灭的耻辱印记。一九三四年二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一九三五年，到武昌行营任主任，指挥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充分显示了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本事。

墙壁上有他自己书写的一副对联，“两字听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也算是对自己的再认识，他凭着点小聪明行事，率性而为，甚至把国家军政大事视同儿戏，误人误己更误国，成为张家的不肖子孙，更成为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

至于张学良雕像的底座上“千古功臣”的评语，是对党派而言，不是对民族而言，他发动“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给了共[chan*]党以合法的名义和地位，并凭此共[chan*]党站住了脚跟，壮大了力量，最终推翻国民党政权，解放了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中国大陆地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当然的功臣，但与他对民族的“不肖”也不矛盾。他当初若早筑起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不丢弃东北，何来“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即使对西安事变，他也曾表达过“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chan*]党耳”的悔意，从普通人的角度，我们理解这是为了遵照蒋介石旨意，希望早日获得自由身的虚与委蛇，非由衷之言，如同阿斗的“此间乐，不思蜀”的“聪明”，但作为军人，作为军队的统帅，我们更愿意歌颂操干戚以舞的刑天，更愿意赞扬使“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的霍去病，张学良自认“不肖”，我以为不是谦逊之词，而是觉悟之意。

他的政治使命，在雪窦山这里，其实早已经死了，人们还一直关注他，只不过是对英雄末路、美人迟暮的一种怜悯之心罢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