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什么”和“想做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挺搞笑的。本来完全不矛盾的事情，但是大部分人都把这两个问题搞矛盾了。比如对我自己来说，我就能做好我想做的事情，同时，我就想做我能做好的事情，但是很遗憾的是：我想做好也能做好的事情，都是别人打心眼里不希望我去做的事情。

然后我听到别人说：“不是你能做好什么事情也不是你想做好什么事情，这些都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你能为别人做好什么事情或者你想为别人做好什么事情”。

于是这问题一下子变得复杂了。想不想为别人做事是一回事儿，能否为别人做好事情是另一回事儿，即便努力去做了，其结果的裁决权也不在自己手里，而是在别人手里，就像一团泥巴被别人捏在手心里，人家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完全不能由泥巴自己做主。那么，不能由自己做主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还不就是烂泥一摊的人生！

就这个问题，问同胞，都说能做好什么不重要，能赚到多少钱才是最重要的；问日本人，都说能不能赚到钱不重要，能做到什么水平才是最重要的，问美国人，人家说能否赚到钱不重要，能做到什么水平也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违心地去为别人去做事能得到快乐吗？

我发现美国人的做事思维让我很能产生共鸣。同时发现同胞的内心世界里除了钱啥也没剩下，同时也发现在日本人的内心世界里面，除了喜欢追求世界第一再也没有其他东西。

不过美国人好像不太了解亚洲人和亚洲社会，同样做一件快乐的事情，欧美人根本不用担心收入问题，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就会为收入问题而紧张得要命，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决定收入水平的根本不是工作能力大小，而恰恰是职位高低。因为职位高低决定了收入水平，所以在日本和中国，人们对做事其实是没有什么热情的，自然也发挥不出主观能动的能量，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形式主义而已。人们真正在乎的事情是高级职位，因为高级职位意味着能拿到高工资。

所以，原本完全不矛盾的“能做什么”和“想做什么”，在中国和日本社会，就完全变成了矛盾的对立，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心里想着“能做什么”，就得放弃“想做什么”，如果非要“想做什么”，就不能去干“能做什么”的事儿。然后我们再看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才发现他们的活法才是真正有滋有味的，因为他们能把“能做什么”和“想做什么”自然而然地合二为一，不但做得快乐，做得舒心，还能做出成绩，做出贡献。在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毫无顾忌，毫无牵绊：人人都是生活的主人，各个都是事业的舵手，而且都能找到做事的价值和生活的快乐。

当我试图把美国人对事业和人生的价值观在现实环境里试验一下，发现根本行不通：大和民族是喜欢追求痛苦的民族，你一个人做事得到快乐了，你身边的人就会竭尽全力排斥你，甚至想尽办法打击你对工作的热情和信心。这个民族很喜欢让别人在工作时表现出痛苦不堪的神色，因为他们顽固不化的思维习惯是：工作时，只有时时刻刻都痛苦不堪，才能证明你已经在工作上尽了全力，或已经超出了你的能量负荷。如果你的脸色有一点点*感，老板，上司，或其他同事就会认为你在偷懒未尽全力。日本人总喜欢固执地坚信：在体育竞赛上，那些总是力争第一的体育选手，其表情就是严重痛苦不堪的神色，但决不会因为痛苦不堪而放弃力争第一的目标。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生存智慧”之下，大部分日本人，其实并不是想着如何提高工作效率或提升工作业绩，而是每天都想着同样的问题：怎样才能让别人相信他已经在工作上尽了全力？

当我试图把同样的价值观对同胞阐述的时候，发现没有人会认真听我说一句，大部分同胞都是完全不耐烦地的神色：“少来这一套，你干这事儿挣了多少钱？”

所以我发现：跟同胞说话，任何话题都是多余的，不论谈到什么话题，最终都要扯到挣钱的数量，把赚到的钱的数额吹得越大，同胞就越尊敬你并崇拜你。跟日本人，就不能谈论钱也不能谈论做事的*感，而必须要谈两件事：做出的成绩及为此付出的痛苦代价。有了成绩，他们会嫉妒，但若是同时强调所付出的痛苦代价，他们就会原谅你的优秀——日本社会的一句俗话是：出头的钉子最容易被围攻。

还是做个美国人好：快乐做事，最大程度的发挥主观能动，而且不担心收入问题，更不用担心被小人嫉妒和暗算。只是心态是美国人的，环境却是亚洲。这不可调和的“能做什么”和“想做什么”，看来是很难和谐统一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