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陈西滢表里不一的态度、首鼠两端的文笔，令鲁迅等人格外鄙视，也使得《西滢闲话》既无“美文”风致，又无“杂文”的爽快。出于对这么一本书的文学史的尊重，人们勉强找出它的一些优点，如有学识、有幽默感、有批判精神等；但这些已经并不重要了。说得刻薄一点，陈西滢实在是托了鲁迅的福才留下些许文名。

——《1921谁主沉浮——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重庆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几乎被我们遗忘的人物，他就是陈西滢。他被文学史所遗忘，是因为他被人们定性为“反动文人”有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公开跟鲁迅叫板的文人，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把鲁迅定性为“好人”，所以根据中国人的惯常思维，与“好人”作对的肯定就是“坏人”了。所以陈西滢就被当成了一个“坏人”来看待。对于他的一些事迹与思想，最开始是进行封锁或者是作“反面”的宣传，让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他就是一个“坏人”。我们来看看陈西滢的女儿陈小滢在《我的父亲陈西滢》里所描述的亲身经历：“一九七五年，父亲去世两年后，我和家人有机会回到祖国大陆乘火车游览一个月，在上海的鲁迅博物馆，惊讶地发现我父亲的名字在里面，还写有"反动文人陈西滢"！我父亲从来没有做过反动的事，可是他竟背上了"反动文人"的帽子。太不公平了！”（《西滢闲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为什么会把陈西滢定性为“反动文人”？这要从他与鲁迅的一场笔墨官司说起。在1925年发生的“女师大风潮”里，对于支持与反对学生运动与鲁迅发生严重的分歧，鲁迅等人鼓动学生起来造反，要把校长杨荫榆赶下台，而陈西滢却认为学生的任务是要好好学习知识，不要去“闹学潮”而荒废了学业。于是陈西滢就在他主笔的《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批评鲁迅，说他蛊惑学生，利用学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私心。鲁迅也给予了回应与反击。一场笔战就这样开场了。由于两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杂文”大家，文章都锋芒毕露，尖刻辛辣，所以就激怒了双方。陈西滢更是公开发文《剽窃与抄袭》、《致志摩》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因为他引用盐谷温的文章没有注明出处。文人最大的“罩门”就是怕别人说他抄袭，这一下可激怒了鲁迅，于是鲁迅就在文章里说陈西滢是“绅士”和“反动文人”，而陈西滢讥讽鲁迅为“正人君子”。其实陈西滢跟鲁迅只是很常见的“观点之争”而已，最后却发展到了“人身攻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两个人“站队”不同，鲁迅站对了队，而陈西滢却站错了队。鲁迅被老毛定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所以鲁迅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圣人，凡是跟鲁迅“作对”的人就不是“好人”了，更何况跟鲁迅打笔仗的陈西滢！并且鲁迅在文章里早就骂他为“反动文人”，就这样，“反动文人”这顶帽子就被牢牢地扣在了陈西滢的头上了。

我们现在有些人当然是从鲁迅的杂文里才知道陈西滢这个人的，但是我们就不能说陈西滢是靠鲁迅的“骂”才托了鲁迅的福有了一点文名。因为陈西滢在与鲁迅论战之前就是现代文坛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他1912年就到英国去读中学，后考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的外文系当教授。1924年在胡适的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了《现代评论》和《周刊》杂志，自己任文艺主编。同时他在《现代评论》上开杂文专栏“闲话”，发表了很多杂文，一时名声大噪。梁实秋在《西滢闲话》的序言里写到，“陈西滢的"西滢闲话"大概是在民国十四年左右发表在"现代评论"的，由于他的见解纯正文字优美的缘故，当时成为这个刊物中最受欢迎的一栏，我当时感觉有如阿迪孙与史提尔的"旁观报"风格。民国十六年我们几个朋友在上海开设新月书店，商得陈先生同意，出版"西滢闲话"，成为新月的最畅销书之一。”早在1920年，人们就尊他为现代评论派的主将。后来梁实秋也在《西滢闲话》的序言里也把他与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并称为“五四以来五大散文家”。再加上，在1929年到武汉大学做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所以说，陈西滢的“文名”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由自己的文章和地位得来的。至于孔庆东教授说他是托了鲁迅的福才得来了一点文名，简直是胡说八道，狗屁不通！

注：文中关于陈西滢的部分资料摘自百度百科。

四大名捕

2013年3月27日

于汉水河畔　书林隐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