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带有战斗性的杂文，陈西滢（1896——1970）的《西滢闲话》中的文章在20年代显得颇为与众不同。陈西滢是“现代评论派”的锋线人物，《现代评论》“闲话”专栏的作者。他的闲话有剧评、影评、书评、随感、杂谈、笔记、人物评、创作平等，擅长说理议论，但态度有些复杂，有时批判政府，有时批判民众，有时批判洋人，有时又批判国人。有人说，鲁迅不也是这样么？其实不然。鲁迅的批判是外冷内热，出发点是明确的启蒙爱国立场。而陈西滢则给人高高在上之感，仿佛谁都不如他理智、公允，他的“闲话”是站在事情之外的冷眼旁观，并不连自己烧在其内，是一种地地道道地“闲”。

——《1921谁主沉浮——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重庆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北大教授孔庆东是鲁迅研究的专家，他研究鲁迅是为了混口饭吃，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吃鲁迅饭”的。他研究鲁迅，推崇鲁迅，但他自己却成了鲁迅笔下所要鞭挞的人。鲁迅深恶痛绝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和“二丑”等等形象在孔教授的身上可以找到影子。他研究鲁迅，目的也是为了借鲁迅的名声来出名。他把鲁迅的研究搞到了央视的“百家讲坛”，因为鲁迅的名声是“如雷贯耳”，孔庆东在收视率特别高的“百家讲坛”讲鲁迅，就可以“借鸡下蛋”，借鲁迅的大名和央视的传播面来谋取一点“虚名”。

孔庆东研究鲁迅跟别人的鲁迅研究不同，别人研究鲁迅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好的就说好，不好的就批评。但是孔庆东却不同，他是对鲁迅极力推崇，到了崇拜的地步。就跟那些追星族的小年轻一样，鲁迅成了孔庆东眼中的偶像，他也承认自己是鲁迅的“粉丝”，他曾说自己中了“鲁迅毒”。所以，在他眼里，鲁迅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没有错误。所以，鲁迅好的方面他就极力颂扬，不好的一面，当然人无完人，是人就会有缺点，鲁迅的缺点他就会极力去掩饰，甚至把他的缺点也“巧言伶舌”地说成是“优点”。

他把自己也当做了鲁迅，鲁迅的立场就是自己的立场。凡是鲁迅赞同的东西，他也极力赞同，凡是鲁迅反对的，他就反对。俨然他就是鲁迅的影子，完全没有了自我，没有一点自己独立思考的思想，整个人就成了鲁迅的跟屁虫。

在他的心中，已经把鲁迅当做了一个“好人”，所以，凡是跟“好人”作对，或者是批评“好人”的就一定是坏人。胡适跟鲁迅观点不同，所以他就痛骂胡适，胡适的成就就被他抹杀了，在他眼里，胡适就“不是东西”了。苏雪林批评鲁迅，所以就有“13日读完了苏雪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这本泼妇骂街之书”（《独立韩秋——韩国日记（三）》京华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梁实秋跟鲁迅打过笔仗，所以就看不起梁实秋。同样的，陈西滢也跟鲁迅有过很激烈的笔战，也是第一个敢于跟鲁迅公开叫板的人。由于陈西滢戳了鲁迅的痛处，所以鲁迅对他恨之入骨，骂他是“反动文人”。正是如此，在孔庆东的“三角眼”里，陈西滢也就成了“反动文人”。

由于对陈西滢有着一种天生的偏见，所以他的什么都是“坏”的了，他的人品就不好了，他的文章也就不好了。孔庆东戴着“有色眼镜”读了《西滢闲话》后，就认为陈西滢的文章都是一些闲得蛋疼的“闲话”了。

陈西滢是“现代评论派”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杂文自成一派，不但对邪恶势力“横眉冷对”，而且对那些愚昧的国民也来“杀戮”——对其进行启蒙开智。这些在孔庆东的眼里，就成了“冷眼旁观的闲话”。要知道“闲话”也是杂文的一种文体形式，“闲话”并不是闲着没事干去说些不疼不痒的闲得无聊的话。鲁迅也出版过一本《三闲集》，照孔庆东的逻辑，鲁迅岂不也是“闲得蛋疼”来写一些“地地道道的闲”？鲁迅还有一本《南腔北调集》，照字面去理解，鲁迅岂不是在“南腔北调”乱弹琴？魏明伦的一本著名的杂文集叫做《巴山鬼话》，你孔庆东岂不说魏明伦说的都是些“鬼话”，没有一句是人话？

孔庆东在书中为了说明陈西滢的“闲”，也举了几篇陈西滢文章的例子，“即如五卅运动期间，陈西滢发表了《五卅惨案》、《干着急》、《多数与少数》等文章，表面上也是在批评帝国主义的暴行，但却很少有批判的言辞，多是讲些细碎的小事表示自己的冷静。”我们来看一看陈西滢的文章，在《多数与少数》一文的结尾有这样一段，“有人说，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一声也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地愤慨起来。这话是对的。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向没有纠正军阀，现在就不抵抗外人。我们希望大家竭力地抵抗外人，因为如果杀了你几十个人不抵抗，将来也许杀你几百几千几万人。我们同时希望以后国民对于内乱也要有同样的觉悟，也要有同样的愤慨，也要有同样的抵抗才好。”（《西滢闲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难道这就不是批判的言辞？我们的孔教授怎么就看不见？是不是因为“眼邪心不正”所以就会“视而不见”混淆黑白！

四大名捕

2013年3月25日

于汉水河畔　书林隐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