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利益是现实生活的基础，主要属物质形态；灵魂则是上层建筑，属意识形态。它们之间只会有形式上的互相影响，两者相比较则是件难事。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的本意，应该说是灵魂不易触及，因为它是思想，是价值观，一经形成，改变是很难的。而利益就不同了，它就是大小多少的事，且它本来就是一件加加减减的事，它从不恒定，也不可能恒定。因为不恒定，触动有何难？而现实确是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这就有必要了解一点利益与灵魂的一些往事。

改革开放前，国人对灵魂更看重一些。那时候，人们的利益有浓厚的分配色彩，触不触动都是上级或领导说了算。上面动你，或不动你不是你能决定的，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触动与不触动没有区别。而那时的灵魂却大多是众人一律的，“一致”这个词就是客观的写照，唯一要做的就是不一致时，把你改造成一致。这个改造就是触动。而在商品化的今天，灵魂已开始有自己的价格（以前只有价值，没有价格）。当只有价值时，是不容易撼动的，而当有了价格时就随行就市了。这时你触不触动它都在动。商品世界的利益就不同与分配时期的利益了，现在的利益则是人们用努力去交换的（至于不用交换就能得到利益的，那肯定是有另类的交换罢了），所以不是谁想动就能动的。说白了，利益是要交换的，只是这个交换可能不是等价的（利益的交换是仅以各自的需要为目的）。即使有人能为你谋利益，但你至少可以用支持他为交换。如今的宪法也保护公民利益。至少是不能用行政的办法想动谁的利益就动谁的利益，如今这已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了。所以如今要触动利益，则要从制度、规则、法律出发才可以去做。靠领袖们挥挥手就前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领袖们也是要与时俱进的。

如果只是说官员（以下涉及触动，均指对官员），则不用这么费事，你能让他上来又管不住他，就真的是你自己有问题了：不是你自己管不好，就是你本来就不好。

古训有“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怎么到如今就合二而一了？别忘了，我们的祖宗还有“升官发财”一说。官员也确有鞠躬尽瘁的，但对一些官员来说，当官不发财是难以做到的，且现实的世界是，你想不发财都难，在他们看来，升官就意味着发财。我们知道，古时有考“秀才”，如今已上升到“国考”了。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公务员岗位，或是中国自古以来公职人员的上岗竞争，会有如今“国考”那样轰轰烈烈的场面。做官如此吸引人，难道没有在为人民服务的光环下，闪耀着的诱人利益？我曾长时间认为，人如果不包括必需的生存需求的话，他另外的需求概括地说就两点：要么升官（争地位）；要么发财。一直到有一天发现共[chan*]党人也要靠高薪养廉时，就彻底蒙圈了。一个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怎么会有为个人利益而奋斗不止的人呢？必须承认，共[chan*]党人也食人间烟火，但，至少入党时的誓言不是要高薪才可以养廉的。发财是有发财的道路的，靠当官发财从来都是危险的（实践已证明：权力和金钱走在一起是危险的）道路。非常赞成“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如果真的能断掉发财的念想，就不会有财物的受贿（之所以用财物一词限制，是因为还可能有其它的贿赂形式，比如性），那么还用养廉吗？只是，断掉发财的念想谈何容易，至少目前不会有时间表。这可是国人用了几千年的实践还在不断探索的事。也是共[chan*]党人在建国以后（建国前实行的是供给制）一直在探索的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那只看不见的手，从没有停止过演变共[chan*]党人的行动。腐败案子越来越大就是证明。所以，还是不能轻言断掉发财的念想，但我们还是看到了要断掉发财的念想的力量在生成。真心地希望这个力量能发展壮大。

如果有人会说，能人都去发财怎么办？这根本不可能。因为官员对应的是权力，而权力在人的世界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且中国是一个出雷锋的社会，能感动中国的还确有其人。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证明了，物与人都具有自组织能力（有关自然科学中的自组织能力，我在《关于时间》一文中已经说过，不再重复）。据说新加坡的李光耀曾对邓小平说：“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基辛格的《论中国》）新加坡人早早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一点已经证明：就是一些农民一样也会做的好。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纠结在有国家资源和美国、苏联援助的蒋介石怎么就输给了一穷二白的毛泽东？（有关毛与蒋的成败问题我已有另文说了，不再累述）不问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资源的优势（包括所谓人才或人数的优势）并不都是绝对的优势。不必担心没有能人去做官，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形成升官与发财不能在一条路的机制。必竟升官和发财都是人们非常现实的利益。

“如果说30年前改革解决的是意识形态问题，那么现在就是利益问题，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子割自己的肉，必须下大决心。”既然领袖们已经看到了问题，且也下了割自己肉的决心。为什么现在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实际上，要触动的问题都是与时间及存在环境有关，没必要前后或左右比较。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环境特点。改革开放时，作为解放思想的“探索者”邓小平就有“杀出血路”那样的触动；朱镕基总理时有“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那样的触动；今天的改革也有“割腕”或“割肉”那样的触动。这些都是无法比较难易程度的，对当时来说都可能是要突破的重点。还是要欣赏“改革贵在行动”。

触动利益，首先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许多年以来，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对中国大陆的人们来说，真的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或者说，我们太会触及灵魂了。难与易，经常会表现为：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就是因为我们太会触及灵魂了，所以不难。今天，当我们的立场转移到市场经济时，利益的问题就突出了。而搞市场经济我们仍是新兵，因此，不会，就让我们为难。

其次是，触动利益为什么不可以用触及灵魂的功夫？因为我们认为触及灵魂更容易啊。人经常搞不懂的不是科学或哲学的问题，而只是不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且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具有所有的优势。当你满眼都是外国经验和教训时，你就没有能力审视自己的优势，且很容易让自己的优势消磨掉。欣赏学习别人，但还是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不是照搬。只要眼界开阔，我们行走的路上就有更多的不一样的风景。更重要的是，能发现不一样的风景本身就是创造，就是自己的力量。真的欣赏中国梦的概念（含概：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中国就应该有自己的能量，并能发挥好自己的能量。

再次是，人就是一个受利益驱动的动物，是这个驱动才有实现人类文明的可能。这个文明就是建立规则与秩序。其实触动利益更多的是建立规则，对我们来说根本的还在于实现规则。现在看，官员出的一些问题，不是没有规则，更多的是规则糟遇潜规则。或者说规则在潜规则面前不堪一击。触动利益说到底是一个规则和秩序的问题。新总理也说潜规则是问题，这是实际，并且是很难解决的实际问题。试想“表叔”为什么要彰显自己戴的表呢？官员们又为什么一定要开“豪车”？这样的彰显不是要证明自己先富起来了，而是要显示自己的地位和实力。“我爸是谁”也绝不是孩子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爸爸和几个爸爸的问题，折射的是权力和势力（其实这已经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个人现象）。最近，一张韩国总统3月13日，在超市买蔬菜水果付款时的照片被韩国人追捧，人们追的是领导人用的钱包，而这个钱包只价值22元人民币。一夜之间，在韩国，这个钱包竟然脱销了。而在中国不用说国家领导人，就是一个省长市长能去超市买东西吗？我们的领导人如果去超市肯定是搞调查研究的，他们没有自己，他们关注的都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或许偶而也会瞄准“lv”的包，而不是22元人民币的包）。如果我们的领袖也能身先士卒地示范22元人民币的力量，让中国的22元的包也能脱销，那一定是中国的一大幸事。只是不知道那离我们还有多远？如果我们的官员知道自己收入多少并有多少积蓄，超出了这个能力的个人拥有财物都有违法嫌疑，还会有“表叔”吗？如果官员都能严格执行用车制度，“豪车”在官员中还有市场吗？如果官员不滥用公权（滥用公权是一种最普遍的现象），孩子们会真的不晓得“我爸是谁”。你看出了事，都会让当事人顶上一条处理的规定，以示依法依规处理。问题是：这之前法律和规定为什么就成了“临时工”（要知道临时工，在现时官员们那里可是个法宝呀）？当然在官员们眼里还会有诸如“戴避孕套怎么能算强j*呢？”的伪道理而惊世骇俗。至此，我们才会恍然惊醒，要触动的利益竟包含着无法无天！

利益是不是能产生纠结我不知道，利益的问题是根本问题，确是不争的。解决的不好，会让解决问题的人疯了或是被解决了也难说。蒋经国当年在上海打老虎就差点被老虎吃掉，那绝不会是仅有的案例。所以，触动利益很难！所以，同志仍须努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