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黄白的中篇小说《我,哀悼自己……》
千千万万幼稚的学生,被巨大的运动机器一口吞了进去,又一下吐了出来,倾泻到广阔的天地里。他们在泥水中爬过一趟,然后带着创伤,潮水般地涌回生息养育他们的故土,这,便是扭曲时代的扭曲下放。其中的砥砺磨难,苦涩辛酸,我们已在《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等一大批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知青文学中略见端倪。这批迷惘的一代,这批历史的弃儿,在回城之后,在改革大潮中又是如何浮沉,如何驾驭自己的呢?这是人们冷漠而又关心,无视而又重视的问题。近日翻看《青春丛刊》,看到海南著名作家黄白的中篇小说《我,哀悼自己……》,它给我们生动地展示了生活的这一隅。
《我,哀悼自己……》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一言以蔽之:“我”想要单位出钱上大学弄张文凭,对老局长的老千金施展了一局“美男计”。作者从这条“计”的破土,发展到夭折的主干上,巧妙地枝节横生,繁衍出一批回城知青,并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形象地反映了一代知青在回城后那段时期的种种思想情绪,成功地创作了一部含着泪笑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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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称《我,哀悼自己……》为含着泪笑的艺术,是因为它具有幽默美学的特征。
“我”在老[ch*]女赵茹面前,用皱眉、嘟哝、强颜、叹气及不停地抽烟,来强化求爱得不到反应的痛苦,用“米西米西”、“八格牙路”之类的童稚戏语来冒充懂得日语;为了得到宣传部长的好印象,企图用局长的上司压迫局长就范,送自己上大学的马屁方案的精心设计、破产。王欣下放时为争取进大队电站,把杀猪的父亲和“开打火机”的哥哥都吹成柴油机厂的工人,为塑造知识化领导人形象而戴上平光眼镜,弯曲拇指慢悠悠地摘眼镜的动作等等。这些人物本身就极富幽默感,他们生动诙谐的言谈举止给作品营造了一个幽默的氛围。
王欣为“土豆”找老婆精心设计的闭眼撞车,买通医生,病后休养,糖弹轰炸的“苦肉计”,为“我”上大学设计的“美男计”,以及王欣、土豆和“我”为回城上调而导演的“舍身救猪”这些情节,也都具有强烈的喜剧性,十分滑稽可笑。
作者还巧妙地信手拈来一些特定的词语,进行错位处理,以加强作品的幽默感。像土豆被他老婆“醋坛子”撕扯后,晦青着脸的自诉:“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王欣下乡时“无出山造反之意”,王欣说“醋坛子”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王欣等人设计水中救猪时,“岸上的人感动得直想呼口号”,王欣上了岸,“躺在塘边,高翘起跳水时不慎踢破的脚,用劲喘着粗气说:‘首,首长,不要管我,救,救猪要紧!’”。检查组长“颤抖着嘴唇,万语千言难以表达,终于汇成一句话:‘你们……真是广阔天地炼红心啊!’”,以及我把讨好部长称为“曲线救国”等等,
像这样可笑的人们,滑稽的情节,诙谐的语言,在作品中俯拾即是,使作品流溢着浓郁的幽默情调。
然而,无论是捧腹大笑也好,淡淡微笑也罢,它们都不是丑化性的表演,也不是寻开心的产物;这是一种“有深刻而丰富精神基础”和“显示出实体性意蕴”的“真正的幽默”(黑格尔《美学》二卷第三七四页)是“通过世人看得见的笑和他们看不见不明的泪来直观生活的幽默”(《别林斯基选集》一九三页)它使人笑出苦涩,笑潮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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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含泪的笑的泪腺在哪里呢?
《我,哀悼自己……》,哀悼者,悲伤之谓也。悲伤什么?六个凝重的省略点,正是作品要通过形象喻示我们的。
“我”从小“有理想,有追求,门门功课全优”,“进中学后一直当班干部,当校刊编委,初二就得过稿费”,“学过作曲,写过小说,练过书法,钻研过不少冷门学科”。如在海晏河清的年代,这将是一个很可造就,大有前途的人才。然而下放回城,韶华已逝,而立之年早过,还是一个以工代干的干事。参加了四门外语函授,三所刊大学习,未成正果,聊以自慰的只不过是有二十几首辗转含辛的“旅游诗作”。好不容易搞到一个上大学的指标,可又被局长的“统一安排”、“原则问题”一把卡死。不甘心的情况之下,研读了三个版本的《恋爱心理漫谈》,对比自己大三岁,苦瓜脸的局长老千金发起了“爱”的佯攻。其间听说赵茹有个新加坡舅舅又想舍学屈从,甚至还借同行的朋友妻子向赵茹炫耀,想激使赵茹主动向自己靠拢。为达目的,要挟局长,逢迎部长,不择手段。
为塑造这个“极具个性,出窍的灵魂”(《青春》编辑评语)作者不但成功地以第一人称,即“我”的言行及“我”与其他人物的关系,进行入木三分地多角度刻画,而且充分利用了第一人称的优势,对“我”的内心进行寻微探幽,用无情的笔触对人物做了深层次开掘,使形象完整、立体、丰满,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
为了使这个迷惘的一代的典型具有普遍的意义,作者通过“我”牵扯出一个经纬交错的回城知青网络:王秋、土豆是“我”共患难的“插友”,小傅、醋坛子、赵茹则分别是王欣、土豆和“我”的有过下放经历的夫人或“预备夫人”。而部长夫人则是王欣下放是的初恋情人。作者有意无意地多次点明“下过放的人心是相通的”,于是通过这些人互相观照,互相补充,反映出一代知青某些共同的心理和情绪。
作品形象地显示了改革大潮下的一个生活角落的波动。作者在对这个横断面进行冷静的剖析当中,不时来几道纵的切割,挑起几块带血的记忆,这就使作品兼备了现实的丰富性和历史的深刻性,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直面审视和对人生的严肃思考。
这种“我”与他人的观照,历史与现实的观照的结果是什么呢?
有位已故的历史学家临终时说过:“‘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恶性断裂,其全部结果,将持久地影响中国至少几十年。”
请看“我”在“文革”二十年后的慷慨陈词:“我们这代人实在是命歪”,“人家说我们这代人是:长身体时碰上三年自然灾害,想读书时碰上停课闹革命,想就业时得上山下乡,该结婚了又要提倡晚婚,连生儿子也只能生一个……知识最臭的时候我们是知识青年,知识香起来的时候我们却要去参加形形色色的补习,不去要扣奖金,要不被淘汰,我们必须花费比旁人多十倍百倍的时间和精力……”
除开其中某些偏激和不尽正确的成分,这不就是对极“左”的声讨和控诉吗?从作品塑造的这个回城知青系列的身上,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到这些被耽误了的一代文化低、学历浅,还存在就业难,转干难,自学难,婚姻难等许许多多的问题,这就是变态的历史积淀,是“哀悼”的泪腺之一。
历史毕竟翻过了那颠倒的一页,彻底否定了那扭曲的年代。迷惘的一代中,自然不乏像考上北大研究生的李永光,到美国进修博士的钟世生和当上了养鱼专业户的丁秀贞这样一大批成器,成才者。然而也存在为数不少的,像“我”、王欣、土豆一类的迷惘者,他们染上了那个疯狂年代的某些恶习,理想和现实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和冲突。他们不甘沉沦,又找不到奋斗的良径。尤其是在改革大潮“涌起千堆雪”之际,他们有的走私,有的钻营,有的拍马,有的怅然若失,找不到自我的价值,甚至“不认识自己”。这些人血气方刚却已充满倦意,年过而立就老谋深算,前途无量却深感茫然,这是“哀悼”的泪腺之二。
人物来自现实,泪腺也植根于现实,这里既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又是历史的无奈回眸,这是“一掌一掴血,一鞭一道痕”的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幽默的美学力量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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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哀悼自己……》不是直接反映改革这场伟大变革的作品,也没有塑造叱咤风云的的改革人物,作品的主要人物基调不无迷惘,但作者是将自己的作品放在改革的底色上来表现,让自己的人物活动于这场迅猛的暴风雨天幕之下。死抱“原则”,思想保守,善于奉迎领导的广电局长岌岌自危;王欣介绍的特区繁荣、兴旺景象;车队领导腐化、贪污,搞假承包,触犯众怒,土豆要搞现代管理的新承包;小县城的商业迅速发展等等在作品中我们随处可以感受这种改革的气氛和历史前进的脚步声,这说明作者的时代意识始终清醒着。
作者之所以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时时回顾那段惨痛的历史,既是为了揭示形成这一代人“迷惘”的时代背景,以加强作品的历史纵深感,也是对那段扭曲人性的荒唐历史痛定思痛的反思与批评。
世间没有绝对的完美,就像地球上不能制造出绝对的真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雨果《克林威尔》序)作为对超级英雄文学的一种反正,我们在作品中丝毫看不见那种虚假、眩目的灵光。
作品中的迷惘的一代,无论是谁,都在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大声呼喊过“我就不相信!”这是一代人不甘沉沦的呼号,是对不合理的困厄强烈的逆反心理。“我”千方百计想上大学,土豆要拿出令人信服的承包细则,王欣的机智、自信、胆魄和开拓精神。他们三人的患难友谊和互济精神都应该说是一种带缺陷的美。
作者也未放过他们身上的种种陋习,如吹牛、撒慌、贿赂、走私、投机等,把这些陋习集中概括起来,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使人们惊醒,感奋起来,为改变自己和所处的环境去努力,去奋斗。
作品以平庸、乖戾暴躁的父亲的葬礼为结束。哀悼之后是什么呢?他们还在困难的泥泞中跋涉,尽管脸上会挂着笑,嘴上会哼着歌,“我,必须往前走!只有不停地走,希望才不会泯灭……”对于作品的这个隐义层面,我们不妨用《浮士德》的结束语来概括:“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但作为社会,是否也应该给这些迷惘者以足够的机会、理解、关怀和爱呢?
《我,哀悼自己……》堪称一部有较深刻的思想性和幽默特色的作品。金无足赤,小说也有如电影,往往是一种遗憾的艺术,这篇作品也尚有些一些值得推敲、斟酌之处。如赵局长“不谋私利”讲原则,才会使自己的女儿长期占着工人编制,而又是这一点,与后来在部长欢迎会上表现出来的故作姿态,老谋深算,在性格的“丰富性、确定性、整体性”(黑格尔语)上有明显的矛盾。还有像赵茹这样不积极应世的老[ch*]女,连个局长父亲都不利用,是否会制造“新加坡有个舅舅”的海外奇谈?这几处幽默由于不符合生活的逻辑,故显得“硬”。另外,整个作品的基调似乎灰了些,有些幽默看后使人欲笑不能,欲哭也不能,产生一种压抑的感觉,大约是作者对黑色幽默借鉴时的扬弃不够有关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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