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2年7月23日深夜，北京的大街小巷一片静寂。

西单未英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灯火通明。几个身着整齐服装的人，聚集在屋子里，有的坐着，有的来回踱着步，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他们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副秘书长黄中、吴学谦、老体育工作者牟作云、董守义和李凤楼。忽然，院门响了一下，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双手捧着一个大纸包。此人是体总秘书长荣高棠。他把纸包往桌子上一放，向大家嚷道：“来！芝麻烧饼夹肉，趁热垫点吧！”说着，他自己拿起一份。周围的人也纷纷走过来，吃起了香喷喷的肉夹饼。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7月19日已经在北欧的赫尔辛基开幕了。由于国际奥委会个别领导人对中国抱敌视态度，拒绝新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但我国的正义要求赢得了世界公正舆论的支持，国际奥委会终于在7月17日以多数票通过了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的决定。7月18日夜，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收到了第十五届奥运会组委会主[xi]、赫尔辛基市市长佛伦凯尔的邀请电，而再过几个小时，运动会开幕的火炬就要点燃了。

迟到的电报象一枚投到湖心的石子在体总小院激起了层层浪花。许多同志主张去，也有人说已赶不上比赛了，而且仓促上阵成绩不会好，是不是不去为好？7月19日夜，中央政务院总理在体总的一份特急请示报告天头上，用粗壮的毛笔写下了一行遒劲的大字：

要去。请主[xi]、少奇同志阅。

周恩来

几小时后，毛主[xi]和刘少奇同志也圈阅同意。尽管对这结果很感意外，但荣高棠毫不犹豫立即执行。于是火速拟定名单，调兵遣将。

三天后，新中国第一个赴奥运会的代表团组成。团长荣高棠；副团长是黄中和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吴学谦（时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教授。法文翻译是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副主[xi]的何振梁。

运动员只有足球、篮球两支队伍和一名游泳选手吴传玉，与32年后进军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那支有三百多人的大军相比，这支40人的代表团无论在实力与规模上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体总以最快的速度调集选手，组织队伍。三天后，一支包括足球、蓝球、游泳选手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组成了。团长是荣高棠，副团长是黄中和吴学谦。启程前，周总理答应会见代表团领导成员。

时针已经过12点了，还没有动静，人们心里焦急，然而又不安；总理日理万机，该有多少事情在等待他处理啊！

突然，“叮铃铃……”桌子上的电话机发出一阵急促的响声。屋里的几只手几乎同时伸向了电话耳机。电话是周总理办公室来的，通知代表团到中南海，总理马上会见。

象整装待发的战士听到上前线的命令一样，人们飞快地走出了房间。瞬间，两辆灰色的“奔驰”小轿车在一阵发动机轰响之后，消失在夜幕里。

当他们来到中南海西华厅时，总理的秘书已站在门口微笑地迎候。

宽敞的办公室，十分简洁。一张宽大的写字台摆在屋中央，上边堆着几叠文件和报纸。桌子对面有一圈罩着浅驼色布套的沙发。屋子的两角和窗台上摆着几盆主人喜爱的兰花。

屋里灯光十分柔和。总理刚会见完一批客人。此刻，他又趴在写字台上抓时间批阅起了文件。听到有人进来了，他才抬起头，露出了有些消瘦的脸。

“让你们久等了！快请坐！”总理起身和代表团的同志一边握手，一边让坐。他的话里带着歉意。那双略有血丝的眼睛仿佛两团跳动的火苗。代表团的同志都因为这样夜深还要耽误这位日理万机的伟人的休息，感到更深的歉意。

周总理详细地询问了代表团的准备情况。听完了荣高棠的汇报，总理说：“正式比赛参加不上，可以多和芬兰运动员进行比赛，多做友好工作，要通过你们的工作和运动员的精神而貌去宣传新中国……”

最后总理用手臂一挥，坚定地说：“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争取到参加这届奥运会，在国际上升起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有力的手势，仿佛是在挥师南下，炯炯有神的眼睛，闪射着希望的光芒。

（二）

东方欲晓。从总理办公室出来的人们度过了一个难忘之夜，迎来了又一个永载史册的早晨。五时正，飞机缓缓离开地面，载着中国奥运会体育代表团一行40人飞向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抵达奥运村，组委会便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举行了升旗仪式。足球运动员张邦伦担任了旗手。第一次在奥运会上空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许多国家的代表团、新闻记者都跑来观看、抢镜头。

遗憾的是由于迟到，比赛已接近尾声。足球、篮球都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能坐在观众席上观摩。惟有吴传玉第二天赶上游泳预赛。预赛中吴传玉仰泳100米的成绩是1分12秒3。他被淘汰了，但在奥运会上却留下了中国运动员的第一个纪录。真是虽败犹荣！

代表团遵照总理指示尽力开展一些友好活动。足球、篮球队也分别在赫尔辛基和其他城市同芬兰的工人、学生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所到之处均受到芬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友谊比赛和联欢会上，新中国体育健儿第一次结识了如此之多的外国朋友。他们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在欢乐和友谊的海洋里，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无不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然而，在高兴之余，多次比赛失败的严酷事实却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人的心。

这是足球队离开芬兰后，在华沙与波兰队的一场友谊比赛。赛前，当领队黄中和波兰大使来到主[xi]台第一排就座时，热情的观众起立鼓掌，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开赛不久，中国足球队便连连失误，记分牌上，波兰队进球数直线增加：3、4、5、……而中国队下的“0”却象被钉子钉住一样，纹丝不动。波兰队每攻进一球，主[xi]台下的观众便一齐扭过头来向坐在主[xi]台的中国官员瞅一眼。这眼光象一道道刺目的闪电，令足球队领导黄中抬不起头。

他如坐针毡。他再也坐不下去了，悄悄地走到不惹人注意的主[xi]台最后一排椅子上。

是夜，黄中躺在床上，白天足球场上1比7的比分总在他眼前晃动。在古老而广袤的神州大地，炎黄子孙早在一千三百年前就盛行蹴鞠这种类似现代足球的运动。然而，为什么现在却被那些建国只有百年，甚至几十年的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是多么难堪啊！此刻，他又想起旧中国参加奥运会被人嘲弄的一幕幕情景，心头仿佛被扎了一刀。

他起身拿出波兰使馆同志托他带给中央的那封信。信中希望国家采取得力措施，大力发展体育事业。是啊！这种极不协调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大力发展体育，必须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去组织。

在赫尔辛基最高兴的还是苏联人，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运动成绩总分竟达494分，与世界头号体育强国——美国平分秋色。

赫尔辛基的圣火熄灭了。当荣高棠一行应苏联代表团邀请访苏。

低达莫斯科时，荣高棠惊呆了：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夹道欢迎他们的英雄凯旋，人们疯狂地唱着、跳着，有时干脆把运动员抬起来抛到空中……所到之处尽是鲜花和欢乐的海洋，其隆重、热闹的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节日。

荣高棠整整大半天都是在这种狂欢的气氛中度过的。是夜，他躺在宾馆里久久不能入睡，他想不到体育比赛竟有这样大的作用!在国际赛场的胜利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他第一次体验到“体育”这两个字的份量，他转瞬又联想到中国。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古老的文化，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但是，仅仅靠这些能唤起国际对你的尊重吗?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重要的是取决它的是否强大，而这种强大往往在国际体育竞赛场上反映得特别明显。这是荣高棠此时此刻最深刻的体会。

第二天，他们象一群探宝者，以好奇的心情参观了苏联体委、运动员训练基地及体育学院，接着是座谈调查。他们仔细地看着、听着，他们要把苏联体育成功之迷弄个水落石。经过几天的考察和探究，荣高棠心里终于明白了。原来在社会主义苏联，把体育当作是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的。他们在苏维埃部长会议下设部一级的苏联体育事务委员机构，有正副主[xi]，下面又分若干个部直接领导全国的体育运动。

荣高棠又想到了中国，体育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国家的荣誉，民族的士气。这样的大事只有政府才能统得起来，这样重要的问题也只有政府出面才能抓好。而中国现在仅靠一

个体育总会的群众团体怎么能行呢?　

（三）　

回到北京，荣高棠追不及待地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代表团的情况，并提出了要在政务院设立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建议。团中央领导同志都同意荣高棠的意见。成立中央体委势在必行。可是，请谁来挂帅呢?冯文彬稍加思索，便提出了人选：“贺老总怎么样?”他早在延安就和贺龙一起工作，深知贺老总热爱体育。前不久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就建议过贺老总主管体育。

荣高棠一听正中下怀。他兴奋地一拍大腿：“好极了!有这样一位老总领着我们干，中国体育事业一定能很快搞上去!”当即，荣高棠拿出纸和笔．连夜字斟旬酌地写起向中央建议成立体委的报告。

当新的一天的晨曦透进窗棂时，一份长达八页的《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已经完稿。荣高棠在报告上郑重得签上自己的名子。

在《报告》的建议中，荣高棠写道：“应加强对我国体育运动的领导工作。必须首先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机构。我们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最好请一位像贺龙同志那样的将军任主[xi]。另调两三位相当于副部长的专职干部任副主[xi]……”

9月15号这天，他终于等来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荣高棠同志吗？请您到中南海来一下，邓副总理找你！”

邓小平微笑着和他握手，随即让他坐在自己对面，对他说：“你的报告少奇同志已经批了，主[xi]也划圈了，我也有几个字写在上边，”说罢将批件递给荣高棠。然后对荣高棠说：“找你来，我还有五点意见要跟你讲一下。”

荣高棠立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和一支钢笔，拧开笔帽准备记录。邓小平侃侃而谈：“一、关于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在就要搭架子，准备人选　。暂时由你牵头具体筹备。找总政、教育部、人事部联络，提出名单，先找几个人开始办公，待习仲勋到后，请习召集会议。二、关于运动员：要扩大运动队伍，规定选拔标准。军队三千人已集中，地方三千人要着手搞起来，要发指示，规定选拔标准。人员，要从华北、华南、东北按标准选拔并规定集中时间，但不一定都集中在北京。三、关于运动场：要建立，但不要离开市区太远，否则交通工具接不上，先农坛体育场要立即进行设计。四、关于体育学院：要尽快筹建。只要有师资、有学生就可以办起来。体育学院今年已无法建筑，可先找临时地点把人集中起来训练。五、关于明年的全国运动大会：可以批准。”

邓小平一条一条交待着，荣高棠边听边认真地记着，中间还不时地点着头，他的心由于兴奋而加快了跳动的速度。他的眼前展现出一片未来美好前景。他想不到问题解决得这样快，更没想到，邓小平副总理考虑得这样细致，这样具体。他恨不得立即回去把这巨大喜讯告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同志，告诉团中央军体部的同志，告诉大街上行走的每一位同胞……

（四）

重庆，贺龙同志办公室的电话“叮铃铃”响了起来。当秘书同志听到是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组织部长邓小平同志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时，连忙把话筒交给了贺老总。一个熟悉的四川口音从话筒里传出来：“喂！贺胡子吗？我是邓小平！我和周恩来给你讨了个好差使，你干不干？”

“啥子好差？”贺龙急忙问道。

“管体委。中央要对政务院的机构进行调整和补充。决定成立中央体委，下面来报告请你挂帅，我和总理商量了，也觉得你最合适，不知你愿不愿出马？”

“主[xi]的意见呢？”

“主[xi]也赞成！”

听到这儿，贺总果断地回答：

“好！中央决定，毛主[xi]让干，我就干！不过，我得向你要人，要钱！”

“嗬！你还是老脾气，人还没有上任，就先招兵买马，筹集粮草了！”

“我是光杆司令，两手空空，咋个干法？”

“你要人还不容易，过去在延安的时候，你都能把人家县太爷（指刘卓甫）挖来当你的篮球队长，现在你要那一个，还能不给？钱嘛，向薄一波伸手要，财神爷口袋里有你花的！”说着，两个人便哈哈大笑起来。

年轻的中央人民政府保持着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高效率，两个月后，即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正式决定，在政务院下增设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命贺龙同志为中央体委主任，蔡廷锴将军为副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

当荣高棠把这个消息传到体总时，未英胡同34号小院顿时沸腾起来。

随着事业的发展壮大，未英胡同的小四合院已经远远不够用了。然而，在刚解放不久的北京城，找房子并非易事，荣高棠一方面向贺总报告，一方面和黄中等人在北京走街串巷，四处寻找，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了王府井八面槽的三套小院。谁知北京市已早有打算派别的用场。荣高棠不得不上门去求助他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时领导他工作的彭真同志，他现任北京市市长。当他向彭真同志说明来意后，彭真同志笑呵呵地给他拿出一封信。荣高棠执接过一看，正是他写给贺老总要求找房子的报告。只见天头用黑笔写着：

“贺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落款：彭真。

“怎么样？满意了吧！”彭真同志笑着问。

“太好了！”荣高棠喜形于色。他一边道谢，一边急忙收起报告向市府房管部门跑去。

一个月后，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大牌子挂在王府井八面槽131号的门口。

从此荣高棠和黄中正式调出团中央，开始了他们专职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崎岖而辉煌的历程。

原载《中国体育文化导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