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央视导演的错位

——我的奥林匹克之二

中央电视台文艺部的导演袁德旺很小参加文艺工作，但十分喜欢体育；我虽身在体育部门，心却热爱文艺，我们有些错位却有共同的愿望，即一直想做一台体育内容的文艺晚会。1987年春天，当袁德旺和他的助手陈雨露在负责体育文艺工作的宣传司教育处找到我时，我们一拍即合，当即确定了合作意向，并开始了有计划的推进。

我从小就喜欢文艺。我的学生时代是在陕西西安渡过的。记得学龄前，父亲所在的西北新华书店参加莲湖区文艺汇演，在一个大礼堂演秦腔《杀庙》，我和院里的小伙伴蔡小萍饰演秦香莲的一对儿女，没有台词，只是跟着秦香莲在陈世美派来的韩旗刀下躲来躲去。虽然不大懂事，但满脸的油彩、演出后的点心让人记忆犹新。我就读的小学是莲湖区陈家巷小学，位于西安市西北青年路上的一个小胡同里。开始的班主任叫刘北孝，知识渊博，待人和善。后来的叫李瑞鸾，是西安市少有的特级教师，出身大家闺秀，明眸皓齿，很有人格魅力，深受学生爱戴。我们班师生感情很深，许多同学与老师几十年始终保持着联系。五十年代中期，发生美国侵犯古巴，接着的大跃进提出“超英赶美”，我和岳绍千等同学们在街头演活报剧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戴着英国式的高帽，纸做的画着白里透红的外国高鼻子，令人发笑。身边站着代表中国人民的张晓铃、魏春珍、白芝蓉、吉鹏飞、胡春辉等同学高唱着“要古巴，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而王志翔、权金玉、赵吉仁等爱好体育的小伙伴则在周围打场子，起哄，竟可以引来许多人驻足观看。

进入六十年代初，我在一个由城隍庙改建的市44中学读书。班主任姓陈，高大的身材，对人要求很严厉。那时我的篮球已打的不错，在校队之外，我们还自己组织剑牌球队，在背心上印着“剑”字，经常参加社会上的比赛。记得那时的伙伴有王运芳、刘承德、马俊青、于超凡等。

后来，我考入西安市第一中学。这是一个市重点高中，有一批特级和一级教师，其中教数学的身材矮小、需要踩着特制凳子讲课的小梁老师、后任西安市副市长的化学老师陈怀孝等，精辟的授课令人难忘。语文老师叫李正芝，有些秃顶，但显得很深沉、情高，在阅读和讲解范文时，总能紧紧地吸引着你。记得在朗读茹志娟的《百合花》时，绘声绘色，感情饱满，让我的眼里总闪着激动的泪花，可能也就是那一刻，启动了我走进业余文学创作的大门。学校除优质的师资外还有良好的教学设备：三层的教学楼，试验室和音乐教室在另一栋四层楼里。音乐老师张庭铭，腿有些毛病，走路一瘸一拐，但歌唱的好听，同时拉一手好手风琴，专门辅导过我。教导主任何林，脖子有些歪，拉一手好小提琴，拉琴时用下巴夹着提琴，正严丝合缝。他嗓子醇厚，拿手的歌曲是《金瓶似的小山上》，常常受到人们的喝彩。

学校十分重视体育和文艺活动。在体育老师张天顶带领下，校田径、篮球、棒垒球等项目多次参加比赛获奖，名列西安前茅。我和我的体育伙伴王国柱、王宝成、胡希杰、李赛民、刘小洋、吴军业等都曾是这些项目的主力。文艺方面活动更为丰富。每年都参加市、区会演。当时我们学演了歌舞《洗衣歌》，我扮演解放军班长，活泼开朗的贺晓玲、段玲玲、朱静荣和文静的崔秀芳、白秀云及大眼睛的廖黎明扮演为解放军洗衣的蔵族姑娘，有很高文艺天赋、气质不凡的屈令娴扮演小卓妈。节目水平虽难比专业，但演出后仍好评如潮。表演唱《我们五个都叫娃》，是从西安音乐学院学过来的，有浓郁的陕西风格，由性格豪放的郭钧西、一表人才的盛平洋及我等参加，演出效果相当好。由孙先平指挥的合唱节目连续几次获奖。19*4年，我们很多同学参加了西安统一组织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和发小刘志文在“打土豪，分田地”一场领舞，特别得意。那些日子仿佛天天都过年，兴奋、激动、忘情……

在后来的岁月里，很多同学发展得很有出息，如胡希杰做了交通部副部长，郭钧西、权金玉成了名画家，王世平是知名考古学者，王宝成、刘小洋都是大学教授，徐光华是某大公司的总工，赛民是城建设计师，有“老夫子”之称的樊俊鹏在文学中有所建树，出版了专著。王志翔成为西安一家健身俱乐部老总，刘志文先是陕西歌舞剧院的台柱子，后调北京奥林匹克中心任党办主任……

世界最宝贵的是失去的、永不再回来的东西。对人就是快乐的童年。学生时代青春浪漫，如花似锦，充满绚丽、充满憧憬，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是最令人难忘、让人怀念的时光。是这些老师和同学培养了我的为人品行和文体爱好，为我后来组织各项体育文艺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会永远记住他们。

选自《鸣共体育文学集》（人民出版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