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十年浩劫中人的价值和尊严损失相当惨重，新时期人道主义的呐喊不仅合乎情理而且对特定阶段的进步有着不可怀疑的进步意义。几起几落的人道主义论争的社会思潮，为新时期现代主义文艺这一基本主题的阐发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背景。北岛一代以理想主义的态度呼吁人的尊严和自我的独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歌唱，但我首先记住作为一个人而歌唱。我坚信：只有每个人真正获得本来应有的权利，完全的互相结合才会实现。”（杨炼：《我的宣言》）他们认为，外在的社会力量和内在的自由意志、严酷的现实同美好的精神理想间不可调和与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后者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建构美好的艺术世界的支点。“心灵走过的道路，就是历史的道路。”（梁小斌：《我的看法》）北岛也同样宣称：“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虽然如此，北岛的作品里还是往往出现这样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基调：虽然强调自我表现，强调理想、主观世界的真心流露，但他又不能舍弃“大我”，仍以世界存在的客观为基本前提来谈论自己的主张。如《结局或开始》，北岛从中展示出“我是人/我需要爱”这一历史沉思的出发点，以人道主义作为永恒的、没有被严酷的现实锁住的理想来对照非人道的现实关系，使作品具有一种专注于内心世界的真诚和不可挥去的社会责任感，及民族整体观念间的自觉矛盾。故所以北岛常常在小我与大我、主观与客观的剧烈冲突中创作着，由此而形成其作品矛盾的基本内容特征：一方面要摆脱客观生活的影响，不满反映论式的文艺观念；另一方面又有明显的历史意志和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心情。或是在谈论表现自我的同时，骨子里说的仍是社会。他虽然不断地探究新的艺术技法，但依旧为了更深沉地表达自己的社会观念。作家本人矛盾而痛苦的观念促使他自觉地在作品中担负起强烈的剖析和批判社会生活的责任。

新时期呼吁理想的人道主义的主题在北岛的作品中被展示为两个方面的讴歌。首先是英雄主义的人性悲歌：“我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得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宣告》），“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结局或开始》）这里显然可以看出诗人具有悲剧主人公的历史责任感，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存在意义的悲剧性结局的同时，他自觉地站在一幕社会历史的悲剧里选择了自我悲剧性命运，高扬人的崇高精神和不屈的性格。虽然也明显地粘合着“个人自由意志”的歌颂，但作为在两首献给遇罗克烈士的诗里出现，还不能过它是非历史的观念。其次是温情主义的人性恋歌：“春天是没有国际的/白云是世界的公民”（《真的》），“那时/我们是孩子或老人/都无所谓/因为爱已注定/爱已找出了住所/和心理上的位置”（《住所》）。诗人从中试图以圣洁的诗情来培植理想的人生花蕾。（这个方面，在童话诗人顾城和浪漫感伤诗人舒婷的作品里更具浓彩重抹的情调。）无论是英雄主义的人性悲歌，还是温情主义的人性恋歌，在北岛作品里本质上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对邪恶势力的愤怒对抗和欢爱沟通的亲切呼吁是互不能割裂的，否则将会在相互的对应支持中失却情感的支点，使对抗没有目的，使呼唤没有原因，而此又恰恰是北岛所忽略的。

沉淀着历史内容或针对某种畸形的历史现象的人性主题，和对人性的历史主义描写，毕竟不是一回事。如果过多地放弃对社会的规律的清醒认识，势必容易把历史的悲剧当作抽象的人性悲剧来描写，使时代具有的大悲大欢不同程度地转化为作品独白式的沉吟，从而在历史人本化的过程中，导致了手段和目的的错位。纵观北岛的作品，就可以发现诗人追求中越来越暴露明显的一个弱点：即在批判和反思十年浩劫的立足点上，他的作品对人性的张扬多于对历史规律的沉实把握。如果说，人性主题的倡导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动还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的话，那么，把它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结局，作为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和最终目标则显得天真了。因为现实的进程不可能完全地成全和完善超越历史内容的人性恋歌和悲欢。于是，人性主题本身的悲剧命运无可选择地来到诗人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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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浮光掠影/女人捉摸不定的笑容/是我们的财富/可疑的是大理石/细密的花纹”（《可疑之处》）当历史的进程召唤北岛从悲愤中、从温情的沉吟中解脱出来，但他“似乎已经养成了一种警惕和反抗生活的惯性，以至当恶梦结束后，他仍然保持着那种冲刺的姿势。”（陈晋）即，在变化了的生活之前，惯性仍不可避免地把北导引向了思索世界的不可调和的龃龉关系之上。首先，变化无穷的历史进程在他的作品里似乎成了亘古的宁静。“时间不再从草叶上划过/太阳的钟摆停在云层后面/不再摇落晚霞和黎明”（《睡吧，山谷》）五彩缤纷的生活内容在他的心头成了一个沉重的解不开的谜：“消失的钟声/结成蛛网/在裂缝的柱子里/扩散成一圈圈的年轮/没有记忆/……/乌龟在泥土中复活/驮着沉重的秘密/爬出门坎”（《古寺》）。在静态化和空间化了的历史蛛网之中，北岛也没有感到舒适和惬意。相反地，他感到了更多的欺骗、丑恶和束缚，如其一字诗《生活》：“网”——所呈现的那种无奈情调。他似乎已变成了一个顽固的、有意地寻找恶的疮痍的刺激之人，这使他总摆脱不了历史的灾难性噩梦的纠缠，使得他在行动上滞留、徘徊，思想上滑坡、凝结。他所固执的思维模式一如写于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那种严峻日子里的严峻回答所设置，“我—不—相—信”的信条，在他的内心给其所追求的人性境界与外在现实间严密地构筑了一条牢不可破的不信任关系。“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距离》），沉思的呓语成了存在主义阴暗的“他人即是地狱”的中国式翻板。同时，北岛有其独特的气质，决定了他不愿意仅仅在内心深处完成托尔斯泰式的自我升华，而他理性主义的创作思维又使他倍感内心化于现实的登天之难，如此种种，迫使他的最终取向在无可奈何的尴尬局面里进退维谷。

便是到了此时，北岛仍具有他所独有的真诚，而没有流于玩弄现实的游戏式创作之中。他仍把人性的建设和道德的自我完善继续当作作品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桥梁。他宁肯什么也不相信，也不肯盲目地相信什么，没有信仰而不假装有信仰，与那些不相信自己所说所做的一切，而又时不时地对别人装腔作势的人相比，仍然要率直些许，不失为一种虽然有限却能震撼人心的真诚——诗人独特的气质魅力由此而卓然孑立。北岛中后期的作品常常流露出痛苦的色彩和情致，这是真诚地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艺术世界里，所往往会带来的痛苦。从艺术价值上作宏观的评价，又可以认为，这或许是某种醒悟的结果，是不愿放弃文学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一种体现。同样的，也因为自我完善及让美好的一切深入人心并不是那么简单顺利，于是造成了立足于人本主体的理想设计与现实实践的不和谐，给诗人带来了不易被人理解的深深痛苦。而且另一方面，美好的东西又往往和功利的、实用的、甚至是庸俗的、可恶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或被吞噬、毁灭于后者。此时的北岛虽然临水而战，身处窘迫，但他依然批判、呐喊、战斗，作品的价值由此便同社会的进步实实在在地扭在一起，他义无反顾地投入，是希望从中得到烈火般的超越。

于是，《界限》一诗中，他说：“我要到对岸去”，这“对岸”自然是诗人心中构想的理想彼岸，而“河水”是横隔到达对岸的障碍因素，因此，尽管我做出种种努力——“我在流动”，但“我的影子”依然“站在岸边”，而“我”所能看到的，只是：“对岸的树丛中/惊起一只孤独的野鸽/向我飞来”，故而从精神理想过渡到现实历史的过程中，诗人就象二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大诗人屈原，在愤怒的呐喊完《天问》后投入汩罗江那般，获得了最后的孤独、悲哀、失望乃至绝望的感受。终于，交叉渗透着相对主义、宿命论、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历史观与人生观，在北岛的思索中萌生了。“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全诗努力把诗人的生存状态升华为价值形态，沉思的琐语似乎总结了北岛自己的创作思想和人生观念，使作者一步跃为第一代崛起者诗人中走得最远的一个，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也是北岛一代在新时期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始作俑者的作品主题的一个阶段性句号，完结了时代赋予的沉重使命。（从北岛一代的创作上看，唯有杨炼突破了第一个时期思想的这种绝对化且是有所全新建树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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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喂养多年的狐狸/舞动着火红的尾巴/赞美我/伤害我”（《诗艺》）北岛所坚持的宣言：“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他似乎已经做到了，然后紧随而来的、精神反思的痛苦里，在自己建构的世界中的自我沉沦又开始让他不能自拔。面对精神存在的封锁，诗人要找到合乎自己理念的出口而突出重围，并非易事。这是一个挣扎、毁灭、再生的严峻而艰难的心路历程，萦萦绕绕挥之不去的痛苦主题犹如命中注定，谁也无法保证历经漫漫长路的求索后，就能见到天际升起的第一缕曙光。这一过程的记录，最终形成了诗人在精神价值上的存在意义。故纵观全部过程，可以作这样的判断：从理想主义的人性悲歌和人性恋歌，经由静止的历史观与人生观，到与现实的无法排解的冲突，最后丧失热情和痛苦，（如《走向冬天》：“风/把麻雀最后的余温/朝落日吹去/走向冬天/我们生下来并不是为了/一个神圣的预言/走吧”），走向怀疑和虚无。（如《回声》：“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被送葬的是你”）。——这就是新时期的一代诗人作者作品的合乎逻辑的思想轨迹，从中体现了对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和人生观的否定过程，也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和人生观的蜕化和自我否定过程。同时也是“第五代诗人”得以横刀跃马的取代其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可以再从作品价值论的观点来分析北岛作品在接受主体中作用淡化的原因北岛的作品里以对过去了的、那个荒诞年代的控诉的作品占绝大部分，也是最具价值的一部分。这种纯粹写“我”对世界痛定思痛的感受，写“我”与世界的隔膜和不信任关系，以及在这种扭曲的生活、变形的事物和深刻的疑惧中所展示的心态，可以用《触电》为其代表作品来分析。我们从中看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具持着强大的力量与主观世界对立，它曾经和正在“烫伤”“我”的心，“我”要摆脱它却又不能够，于是，陷入痛苦的历史与人性、主观与客观、个人和社会的冲突及困扰的深沉悲哀之中。但从理性的、客观的角度看，就可以发现北岛作品初始是气势雄健、震耳发聩，而最终由淡而无力、沉寂虚幻的原因了：如果把文艺的本体性归纳为批判一切的，那么，最积极、最完善的接受主体则将产生于批判理性时代。但新时期以来，一般群众在“文革”中被压抑的情感思想在“伤痕文学”思潮中得以充分倾泻以后，在导致人们灾难性的一些具体的、非人道的和落后的、反动的历史因素，受到社会和文艺的批判以后，整个社会进入了经济务实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有了新的充实目标，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如果继续保持其批判理性的特征，势必失去接受主，淡化一般读者对现代文艺发展的关心和关注。

时光飞逝，现实的面貌在不知觉间悄然变换，北岛们黯然退出曾经叱诧风云一时的诗艺殿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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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拓心灵的[ch*]女地／走入禁区，也许——／就在那里牺牲／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舒婷《献给我的同代人》）北岛一代崛起者都以个人觉醒为核心，但在艺术风格和社会心态上又有所不同。（“我从未想到自己是诗人。我知道我永远也成不了思想家（哪怕我多么愿意）。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感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达我对‘人’的一种关切。”——舒婷）然而，他们又有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和共同性：都呈现出深沉的、朦胧的悲剧美，更接近于象征主义，并保留了古典的悲剧崇高意识。可是，当持久而又执拗的艺术风格已形成一种稳定的创作个性后，他们就开始因为缺乏更大的、新的嬗变推进力而出现滞留；英雄主义和大写的人的关注在时代潮流中褪去最初的锋利后，这个人工化的意象也逐渐失去昔日新鲜的陌生化魅力，典雅而苍凉的意境追求，开始变的在妨碍更为独特的、立足个体体验上的、新崛起诗潮的长驱直入式的追求时，如此种种自身以生俱来的局限便无情地扼杀了他们一统诗坛的命运，为“第五代诗人”以一代开拓者的胆识迅捷地取而代之，一时间，各种风姿招摇、宣言洋洋洒洒的诗派横陈充塞整个文坛，如潮起江河般的淹没了昔日雄者的脚印。

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补充进来——文学史上每一个波动期都有这样的正常现象。北岛一代的句号并不意味着最终的完结和过去的无意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无法逾越的时间和空间，承认一种局限是客观的，只是对于当时深陷其中而无法超越的人而言，回顾时的清醒不啻于一种脊骨寒凉的残酷。“一切为总体目标所作的失败和成功，过时或超前的探索试验，无疑是值得人们深深眷念的。”（陈仲义：《〈今天〉十年》）对于他们所做的贡献，任何一个人都无权轻率地从诗歌史上将其抹去，因为它是未来诗歌嬗变衍化的基础和借鉴。以后的诗歌走向何方？一条更为漫长的、通往远方的路已经自眼前蜿蜒伸向茫茫的不可预知处，探索前行的路将更为艰难卓绝。

文章的结尾让我们记住这个曾经与北岛一代艰难开拓，现今已经走向更深境界的诗人杨炼的话吧：

“大诗人是指那些有魄力、有能力创造自己的独特构成方式，本质的包容当代人类思维的复杂性，懂那个唯一的思想并为后来者打开领域奠定基点的人。他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源’，成为人们摧毁或发现的对象。在中国，对于诗之自觉的思考，将使这样的大诗人的出现不可避免。”

本文已被编辑[轻轻走来]于2005-2-21　18:53:51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