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要想达到用兵的最高境界，智谋是不可或缺的，而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拥有足够的实力，让对手感到敬畏，胆寒，具备不怒而威的气势。试想，狼和羊能和平共处吗？狼可以不战而屈羊，而羊能不战而屈狼吗？答案再清晰不过了。因而，对于凶恶的豺狼，是决不能手软的，妄图通过退让、忍耐、大度、感化甚或谈判去解决问题，是绝没有好结果的。一味的纵容迁就，只能使豺狼更加贪婪、更加疯狂。该出手时一定要出手，亮出我们的肌肉，展现我们的实力，吹响号角，擂起战鼓，跃马横刀，拔剑出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我们先看一下发生在1939的诺门坎战役。5月至9月，日本为实现既定入侵苏联的北进计划，向位于中蒙边境海拉尔以南200公里的诺门罕地区的苏蒙联军发动了大规模试探性战略进攻。苏联迅速调集优势兵力兵器，在曾任中国军事顾问、熟知日军作战特点的名将朱可夫大将指挥下，以强大空炮火力和坦克支援发起反击，迅速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阵地，打得日军溃不成军。诺门坎战役不仅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让日军看到了苏军的强大战斗力。这场战役树立了苏军对日军的心理优势，也奠定了苏联远东边境地区的稳定，它也是日本放弃“北进战略”，未敢与希特勒联手从东方进攻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使得卫国战争开始后，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精力对付纳粹德国。诺门坎之战，使苏联能够在莫斯科战役的关键时刻敢于抽空远东边境的20个亚洲师投入欧洲战场，起到了扭转乾坤的决定性作用。更为关键的是，日本大本营在“南进”战略的主使下，偷袭了珍珠港，不但失去了与德国在远东会师的机会，使自己陷入不能支撑的太平洋战役，而且终于将美国拖入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苏联则一举摆脱绝望的、必败的战略态势，全力以赴对付西面的威胁，从而在战略上奠定了胜利的格局。

再看一下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了能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共[chan*]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蒋介石急于向日本侵略者妥协。他一面下达“侈谈抗日者杀勿赦”的反动命令，破坏长城抗战；一面派亲日派头目黄郛北上与日军谈判，再次妥协投降。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国永远不能收复东北失地，而且又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而中国不能驻军的地区，使华北门户洞开，为后来华北事变的发生种下了恶果。这一协定丧权辱国的程度，可以说不亚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面对日军大举入侵，蒋介石倒行逆施，执行卖国不抵抗政策，这使得后来的抗战异常艰苦，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大好河山被日寇的铁蹄践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纵观历史长河，“以和为贵”的思想随着中华文明，流淌了几千年。泱泱华夏，“以和为贵”是其文明花园中一朵让每一个炎黄子孙赞美的奇葩。就国家而言，“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文化的同化力的积极作用。就社会而言，“以和为贵”的思想在推进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的是朋友，“和”的是能够真诚相待的兄弟，“和”的是能够风雨同舟、携手共肩的同志。而面对豺狼，姑息养奸是万万要不得的，只要谈，必有所失。我们不妨学习一下西方的狼性精神，毕竟在100多年前，中国人已经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良策，因而，我们面对豺狼时只能针锋相对，毫不手软，该出手时就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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