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看过一篇说刘邦是私生子的文章，其依据是《史记》和《汉书》中有关刘媪在野外和一条蛟龙交配而怀孕生下刘邦的记载，认为那不是蛟龙，是一个野汉子，所谓蛟龙是刘媪对寻迹而来的刘翁的糊弄之词。作者实证主义的科学态度固然值得称赞，但他是迂腐的，不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化帝王和神化时的不讲逻辑的光荣传统。文中还有对后来刘邦斩蛇起义一事提出质疑，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神化帝王这个传统，是君权神授的老把戏，特别是那些起身草莽或生于偏房小妾的帝王们尤其需要的，从而为他们合法性找到理论支持。

神化帝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刚开始人们只是从眼前的自然景物中找到祥瑞灵异。殷商的始祖契的母亲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呑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周的始祖弃的母亲“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史记-周本纪》）。后来人们发现女人怀孕主要是靠*交，于是有了与龙呀蛇呀交配，或干脆盘在腹上，而生下帝王的故事。如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再后来随着儒学体系的建立尊崇，这种赤luo裸的人神相交的故事有点黄，不雅观，于是采取象征派的手法。比如一道白光闪入腹中，出生时满屋红光，或者梦见了太阳掉下来，用手去接，总之是把现实中的载体换成天上的来客。

自汉武帝母亲王美人梦日入怀以后，别的皇帝母亲都学会了偷懒，不再想出什么新花样，差不多都是见日怀孕，而且久而久之，这太阳就成了帝王的专利品。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王朝更迭不断，帝王们假借灵瑞自然不必说，有意思的是到了宋朝，这个产生《梦溪笔谈》的年代，科学知识已经很发达了，但皇帝们依旧热衷于梦日入怀的花招，就有点叫人费思量了。有宋两朝前后　280多年，皇帝不过　18位，但用这把戏的就有11位之多。特别好玩的是赵匡胤和赵光义两位弟兄在他们出生前后时都有这样的祥瑞，这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女人两次与太阳有关的故事。据《宋书》记载，“太祖，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散”，“太宗，母曰昭宪皇后杜氏。初，后梦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于浚仪宫。是夜，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以我揣测，宋太祖是从后周孤儿寡母手里黄袍加身差不多是抢来的天下，而宋太宗又有什么烛光斧影的谣传，是从他哥哥手中窃起来的江山，故而于心有愧，便编出这样的八卦了。别的皇帝进而效仿，所以太阳之说对老赵家特别眷顾。

不但汉人喜爱这些传说，就连那崇拜雄鹰的草原民族一旦汉化也不能不入乡随俗。《元史》里有一段关于蒙古始祖孛端义儿的出生颇值得玩味，“吉尔福旺，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日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即孛端义儿。”好在那位说刘邦是私生子的作家没有见到这段文字，要不一个寡妇怀孕又要成为他想象的素材了。

不但帝王在娘肚里或出生时有太阳赤光之类出现，即使长大成人了，太阳也是如影随形。董卓梦见草垛旁有一轮红日，寻迹一看，找到了当时还是皇弟的刘协。于是杀了皇帝，立起了这位皇弟，便是汉献帝。可惜这太阳有点窝囊，并不光芒四射，成了曹孟德手中的玩偶。东晋大将王敦在姑熟时梦到太阳在自己的军营边晃悠，派人一查看，是晋明帝带着几个人在*窥大营。

总之，自汉以后，皇帝便和太阳结下了不解之缘，简直是融为一体了，我们不妨称之为太阳情结，为了鲜明和响亮起见，就叫红太阳情结吧。

红太阳情结根深蒂固，即使在上世纪反封建如火如荼赛先生和德先生已经漂洋过海来到文明古国时，它依旧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产生了著名的《东方红》。陕北农民那一声淳朴高抗的“东方红，太阳升----”一直传唱至今。据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播放的乐曲便是《东方红》，这太阳本来是天上的，现在又送回了天上，这是不是一种宿命呢？《东方红》文化近百年蔚然成为大观，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旺盛的生命力。

说到《东方红》不能提及开头所说的神化领袖的不讲逻辑性的话题。《东方红》中有两处互相矛盾的歌词，一句是开头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一句是第三节的“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从修辞上说，前者是比兴，由红太阳联想到毛泽东；后者是比喻，判断性比喻，用大救星来比喻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到底是太阳呢？还是星星呢？虽然从现代科学知识上说，太阳也是星星中的一种，但中国传统文化里日月星辰是泾渭分明的，日就是日，星就是星。不过这样的混乱和矛盾并不影响人们对于领袖的崇敬之心。自古以来，领袖们在对待恭维话上心胸还是宽阔的，并不在乎语法修辞上的瑕疵。如前文所说，古代人们常常把帝王比作太阳，但紫微星又是专指皇帝的。

《东方红》所透露的文化元素，有人给予褒扬，认为是民众朴实的情感；有人为之担心，认为是愚昧，但无论是朴实还是愚昧，其本质用意是好的。不过美好的愿望未必就有美好的结果，于是才有了“下不了的黄鹤楼”，于是才有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文革这样的浩劫。有人一提到文革，就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毛泽东，这未必就公平。毛泽东充其量只是文革的发动者，而全体民众才是责任的真正承担者。如果每个人都用脑思考，而不是用别人的脑袋代替自己的脑袋；如果每个人心中的红太阳就是自己而不是别人，那么当一代伟人毛泽东吹响文革的号角时，大不了是自拉自唱，而不会呈燎原之势，其后果绝不会那么严重！如果不从文化中剔除红太阳情结，那么文革2号、文革3号不是没有产生的可能的。

不管舒服不舒服，不管愿意不愿意，红太阳情结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上升期，红太阳情结还能凝聚人心，克服自然条件不足下的诸多生存困难，集中精力办大事，那么在今天生产力极大提高，追求个人价值的现代文明社会里，这样的文化显然是落伍了，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藩篱。卸下心中的红太阳，做一个大写的人吧！

红太阳情结里还有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也颇值得把玩。产生红太阳情结的土壤是君权神授，可人们为什么选择了太阳，而不是星星月亮呢？王立群先生在《读史记》中将其归结为上古时代的太阳神崇拜，我以为未必尽然。中国古代除了荆楚文化中有太阳崇拜，这可以从《九歌》等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但黄河流域为代表的中原文化里好像对太阳崇拜不是那么明显，人们只是对所要敬畏的笼统称之为“天”，对天的崇拜从商周一直到后来都有的。即使在更远的时代，人们从一块岩石上、一块陶片上发现了太阳的图画，但也不能说是对太阳的崇拜，至于后来先秦诸子百家中更是没把太阳当一回事。

我以为选择太阳作为这样文化载体是源于太阳的阳性和唯一性。《周易》是中华文化之源，《周易》中将事物分为乾坤阳阴，而太阳正是刚健光明的代表，故而人们自然容易把它和君临天下强势威严的帝王联系起来。同时，太阳是唯一的，正迎合了帝王的唯一性，于是有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唯我独尊是帝王的本质特征。中古以来，神化已经有点贬值，王侯将相、奇人异士都会在天上找到自己对应的位置。比如能打战的，便是将星；能写文章的便是文曲星；能杀人的便是灾星。诸葛亮累死在五丈原，据说那晚有人看到一颗将星陨落；苏东坡在人间不如意，便赌气说“我欲乘风归去”，去哪里？去天上。李太白后人直接称之为谪仙，是从天上下来的；宋公明和他的一百零八位兄弟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起源是一帮灾星被人无意间从地牢放出来的；张献忠杀人如麻却心安理得，原因是有一次他在武当山天王庙里得知自己是玉帝派到人间收人命的。在这样群星灿烂的背景下，只有太阳是唯一的，也是最为亮堂的，自然是非皇帝莫属了。

对于太阳和帝王的关系，古人中除了编写历史的御用文人故意装神弄鬼外，也有冷静清醒的旁观者，他们早把这套把戏看穿了。晚晴一位稗史作者说过这样的话：“凡此种种，万变不离其宗，有两个东西不可少，一曰日，一曰他娘。”读后颇耐人寻味。

2013年2月15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