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世界还真是热闹,伊拉克、以色列、阿富汗战火此起彼伏;我们文坛的口诛笔伐也从未停息。
近日翻2004年第六期的《杂文月刊》,就看到为了明代学者吕坤《呻吟语•治道》一句“变民风易,变士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的话,引起我们当代的两位鸿儒的一番唇枪舌剑。起因是朱蓬蓬先生在其文《民风·士风·仕风》中的标新立异(见2004年第一期《杂文月刊·选刊》,他根据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一些引用不当的语录,作出了逻辑混乱、牵强附会的推论,要将吕坤此语改为“变仕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民风难;民风变,天下治矣!”
而李树荣先生则在他的《“仕风”、“民风”“变”之辩》一文中引用了大量上自孔、孟、荀、晏诸子,下至宋代的名家名句为理论支持,对朱先生的论据进行条分析地反驳,要正本清源。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从一个场外观众的角度评判,我无疑是更为赞成李树荣先生的基本观点的:要想改变民风,首先必须改变官(仕)风;官风不正,天下难治;官风正,则天下太平。
另外,从一个观众的冷眼,我又看到了“两位运动员”自己没有发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朱先生所说的仕,是指一般当官的,他把皇帝排除在外,如他说的秦始皇等人就是如此。而李先生所说的“仕”是涵栝了这些最大的“仕”的。两相比较,我认为如果说在封建社会,朱先生的说法不无道理的话;那么在当今社会,李先生的分类应该是比较科学的。争论双方在产生概念错位情况下,争论有时也就变得没有价值起来。
其次,两位先生在口焦舌燥地争论“仕风”、“士风”和“民风”的时候,我则不禁疑惑起来:在时过境迁的今天,还有“士风”一说吗?一是随着新中国教育的普及,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真正意义上的文盲已极少,知识分子也只有大小之分,很难划出一个严格的“士”的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士风”的载体何在?二是封建的传统历来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前的“士”,就是“准当官”的备料,是高人一等的,而现在知识分子不是人民的一份子吗?
所以,我认为两位先生在争论时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将“士风”抽去,将其并入“民风”范畴,认真严肃深入地讨论一番“仕风”和“民风”孰重孰轻的问题。倘能对遏制颓废、腐败,张扬新风有所裨益,则民族幸甚,百姓幸甚矣。
本文已被编辑[hugomyson]于2005-2-16 16:02:23修改过
-全文完-
▷ 进入猪不戒的文集继续阅读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