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从军，经风历雨三十载激流勇退，续写人生篇章；

二十习文，呕心沥血百万字笔耕不止，吟颂苦乐年华。

这副自撰联，是对我多半辈子人生的浓缩与概括。人生不易，谁都希望活得精彩。我不敢奢谈自己的人生够得上精彩，但说多彩似是不算为过。

有人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不如识人无数”。自16岁起，在从军路上我先后干过文艺、文化、青年、组织等工作，涉足过电影、摄影、新闻、策划企划等行当；在习文路上，我曾经写过公文、论文、杂文、散文等文字，涉及到哲学、史学、文学、社会科学等领域。从这个意义讲，应当说我的人生经历和阅历还算丰富多彩。只是，性格决定命运，命运改变人生。争强好胜的天性，刚直不阿的本性，加上江南血脉的灵性，决定了我这辈子在多少能干点事情或曰成就点事业的同时，也注定我一路走来不可能顺风顺水，势必多经磨砺磨难，饱受风雨风霜。

三十而立

按照孔子“三十而立”的说法，人到三十上下，应当能够自立于道，有所担当。1981年2月，“天降大任于斯”，我由青年科副营职干事提升为组织科副科长。对于这一任命，我想都没有想过。因为在组织部干事队伍中，比我早来机关的大有人在，早当兵三、五、八年的都有。何况29岁刚过就升任副团，这在当时全区部队都屈指可数。面对领导的信任和组织的重托，我在惊喜感动的同时，更多的则是下决心干出成绩来，以实际行动来回报。只是当时也没想到，这一干就在副团岗位干了时间很久，比“八年抗战”还多出10个月。不过，正是有了这段旷日持久的磨砺和磨练，才使我亦步亦趋地走到今天。所以，我至今仍很感激当年那些知人善任的领导，惦念那些曾与我朝夕相处的战友，也很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组织科是最能煅炼人的地方。当年除去党务、青年、纪检三项工作，组织部其他业务全都放在组织科。能有幸来这个科工作，我自是既有动力更有压力。当时的科长由王福文担任。他是一个能力素质都很全面的老机关，对于我的任职真诚欢迎也寄以厚望。只是我连板凳还没坐热，就奉命赴张家口参加华北军事大演习，负责空军参演部队的信息交流、情况反馈和演习影像的拍摄制作等工作，演习结束后又到南京政校参加全军组织处科长党史轮训，直到一年半后才真正成为他的副手。可惜，我俩同在组织科朝夕相处仅半年，他就调任航运团政委。待他重返组织部担任副部长、部长的时候，已是在与我这个新手暂别两年之后。尽管如此，我的成长、成熟和成绩，仍从老科长福文身上获益匪浅。

组织科也是最能出成果的地方。1983年2月，我接任组织科长。副科长先是1959年入伍的王致义，后是1965年参军的束荣涛，任用他俩都带有照顾和过渡性质。真正成为我得力助手的，是第三任副科长李洪。我俩同批调入机关，彼此知根知底，工作配合默契。本着“中心工作全力以赴，主要工作做出成绩，一般工作不出差错”的原则，全科上下同心协力加班加点，各项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在我任科长六年间，组织科先后推出“神威导弹营”、“见义勇为英雄排长”孙耀佳、“学朱伯儒标兵”叶重辉、“模范指导员”滕安等一批响当当的典型；探索总结的导弹2团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的经验被总政转发全军，北空党委机关对基层“分类指导、综合治理“的做法在空军范围推广，空70团飞行大队党支部“三化”建设经验在全区部队普及；组织编写的《连队党支部工作50个怎么办》等实用教材，策划摄制的《基层党务工作指南》等教学影像，深受部队机关和基层欢迎。为此，组织科多人立功受奖，我本人也两次荣立三等功。

组织科更是人才辈出的地方。远的不说，北空副政委杨治理将军，成空副政委田瑞昌将军，空六军政治部卢金桂副主任，这三位前辈在我到组织部时都分别任过组织科正副科长。后来到六飞院当政委的唐官华，到空十七师任政委的王福文，也都在组织科长岗位干过。令人欣慰和骄傲的是，我任科长期间的那几茬干事，后来一个个全都走上重要岗位，成为栋梁之材。当年主抓基层工作的王文兵干事，现已跨入将军行列。分管训练政治工作的许金宝干事，一路走到北京空军参谋长助理岗位。负责内勤工作的李献忠干事，一直干到正师职政委退休。最后一个选来的林广吉干事，干到雷达二旅政委职位转业。较早到地方创业的邓炳勋干事，早已成为几家公司的老板。从正团职岗位退休的王志纯干事，现任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秘书长。副科长李洪这个老伙计，先是下到八一飞行表演队当政委，后又回到组织处继续给我当副手，不得已办退休后进入一家外企当高管，至今还在为挣不完的钱常年四处奔走，忙得不亦乐乎。小小组织科总共才七八个人、六七个兵，如今全都出息得功成名就、事业有成，我这个老科长能不为之兴奋和自豪吗？

四十始惑

人活到四十岁左右，按说理应活得很明白，遇事不再犯糊涂。而我则不然，恰恰活到这把年纪反倒糊涂起来，年轻时许多从未遇过想过的事情，竟不明不白地轮到自己头上。这里摘要略记一二，既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也为供友人以正视听。

1992年4月，我被任命为导弹训练基地政委但不到职，继续代理组织处长等待上级命令。这一任命虽有曲线迂回之嫌，但并无什么照顾性质，毕竟我已在副团正团岗位干了11年之久，何况许多职务原在我之下的已被提升使用。可不知为何，一时间“杨志怀是靠给赵炳耀‘吹喇叭、抬轿子’才被重用”之说，在机关和部队不胫而走。难道因我思维不怎么愚钝、文笔也还算可以，赵政委等首长用起来比较顺手，这也成了一种罪过？如果因为工作常给首长写点东西就被认作是溜须拍马，那我老杨吹过拍过的首长可嗨了去了。从刘司令、耀司令、林司令，到马占民司令、乔清晨司令，外加副司令副政委和主任副主任们，有几位没让杨志怀写过讲话之类材料？吹过拍过这么多首长，为何拖了这么多年没有重用？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1993年5月的一天，政治部刘亚洲副主任把我召进办公室，将空军纪委批转的一封匿名信让我过目。信中举报我顶风违纪购置桑塔拉豪华轿车，处置两辆旧皇冠车款不知去向，携家人游山玩水四处留影。我当即表示：虽不敢说我是清官，但我决不是贪官，真金白银从来不沾。车在卖旧换新前已报经部领导同意，所谓游山玩水的照片主角系北空新任政委。只要查出杨志怀有一分钱问题，请开除我党籍和军籍！至今我仍闹不明白，就是这么件一清二楚、一查便清的事情，为何竟被列为大案要案一查就是几个月，迟迟不做结论，闹得满城风雨？这里似有必要提一下，此信虽经我过目顶多两分钟，且内容系打印后装入地方信封寄出，但透过信中所列“罪状”、方言特征和邮戳印记，我当场已知是谁所为、何事引起、从哪寄出。这大概正是江南人的灵性所致。只是想到难得共事一场，留个面子至今没给捅破而已。

担任组织部长那五年，可说是我一生中工作最忙碌、身心最疲惫的几年。别的不说，仅全区123个团以上部队我就跑了6趟，平均每年一趟都不止。其间，经历了三任政委、四任司令和四任党委书记，且两任书记由司令担任。作为职责所系，日常组织工作你得安排，常委相关活动你得参加，政委任副书记的一些难事需要你去协调，哪位新官上任要去看望部队你都得陪同转上一圈。要命的是，像军委副主[xi]、总政治部主任和空军司令、政委、主任等来北空视察，这些本不该我劳神受累的事情也得奉命陪同张罗；就连飞行事故系带飞教员思想问题所致结论难下，也非要派我带人赶往重新排查。真是“枪打出头鸟”，还没等我累倒趴下，诸如“咋就什么事总有杨志怀参合，出什么风头”之类的非议此起彼伏，以致让清楚任务多由司令、政委直接点将的杨治理主任都很为难，再遇有急难重的事情让我去也不是不去更不是。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多久，又由上往下查起捅破天的谣传：“听杨志怀讲，军委张副主[xi]想让马占民接空军司令，江主[xi]不同意要安排他自己人。”这是何等了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至今我都闹不明白，怎么竟无中生有地把我这个只顾埋头干活、不知抬头看路的人，与党、国家和军队最高层扯到了一起？不得己，趁李洪副部长的副师问题始终未能解决，我便萌生出不如让出位置平调到正空缺的后勤当主任的想法，实在不行哪怕就在政治部当个研究员也凑合，以便把自己从风口浪尖和漩涡中解脱出来。

激流勇退

1996年9月28日，下午3时左右。当一知己劝我“别平调后勤当主任，否则说你被眨职”的时候，　有好心人从正在研究任免的常委会议室外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主动要求去政治部当研究员。我立即意识到，仅私下向个别领导透露的万不得已之策，竟被某些别有用的人所利用。于是在当天下班之前，我即向司令、政委并北空党委递交了“免职治病”申请报告。此时，离我45周岁生日还差72天。待到1997年春节过后，经空军党委批准正式移交工作时，我的46岁人生刚刚开始。

45岁啊！45岁正是男人一生中最为成熟的年龄，正是年富力强的黄金季节。这种时候，我却要离开整整干了20年所热爱的组织工作，难道从此就赋闲在家靠养花种草消磨时光？不！这不是我的性格，不该是我所为。于是，稍事调整和休整之后，我先是受聘到卫生部月刊《中国卫生》杂志社任常务副总编，一年后应邀到一家公司任总经理，再后来就是协助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经营起一家广告公司。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回想仍在继续行走的风雨人生路，应当说命运始终待我不薄，一直对我不错。尽管一路磕磕碰碰，但毕竟命运之神对我已很惠顾，让我从最基层一路走进北空机关，由小战士一直混至师职大校。至于常有老首长和老战友感慨“杨志怀没用起来不应该、太亏了”，我则想说：一个农家子弟能有今天，我已经很知足也很满足。非常感谢那些始终如一理解我、关心我、帮助过我的热心肠，当然也感谢那些心怀鬼胎刁难我、诬陷我、加害于我的笑面虎。如果没有他们，我的人生不会如此丰富多彩，我的日子自然也不及今天这般有滋有味。

2012年5月于首地大峡谷

（摘自《陈年老酒》——杨志怀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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