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交响曲

——人生散记之二

青春最美好。我也年轻过。遥想青春年少时，稚嫩轻狂也好，气盛张扬也罢，我都无怨无悔。毕竟，青春岁月是我人生旅途中最绚丽的一抹。

如按团章规定“年满28岁应当离团”计算，从16岁应征入伍来到部队，到28岁离开青年工作岗位，这段时间应是我的青春岁月，也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美好时光。尽管我刚上初二就已入团，但那时毕竟还不谙世事。我真正的人生之旅是从参军后开始，走向成熟也从这时候起步出发。　

宣传队里的娃娃兵

1968年3月，新兵训练还没结束，我就被调入导弹四师业余文艺宣传队。这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不到30号人几乎个个都是多才多艺的行家里手。别的不说，在我亲身经历的一年间，这支队伍就先后参加央视前身北京电视台9场文艺演出，代表领导机关走遍多半个中国为军民送演慰问。八一厂《万水千山》摄制组面向全军遴选演员，这个小小宣传队连我在内就有三人入选。只是后因电影剧本在特定年代无法通过，我和汤忠良、赵东川才不无遗憾地重返部队舞台。仅此可见，这支业余文艺宣传队并非业余，演出水准差不多可与专业文工团体媲美。

我虽是被当作文艺兵选到部队，参军前对民间常见乐器也能比划几下，但实际水准离登台演奏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好就好在，初生牛犊不怕虎，少年壮志不言愁。虽已穿上军装、却仍满脸稚气的我，赶紧向老同志拜师学艺，虚心跟郝金明练笛子，随王铁军练扬琴，向周铭共学演技。没过多久，我就能担任器乐伴奏、合奏和笛子独奏等节目，并参加一些歌舞剧、表演唱节目演出。记得在赴广西南宁地区的那几十场慰问演出中，我边舞边吹的笛子独奏曲《在北京的金山上》，和郝金明共同演绎的笛子二重奏《老俩口学毛选》，总是赢得满堂喝彩，多次返场谢幕也不行，只有再演奏几曲才能罢休。

在常人眼中，搞文艺的成天蹦蹦跳跳开开心心，工作自是轻轻松松。其实不然。尤其在“文革”那个年代，每当毛主[xi]发表个最新指示，或是有个关于“红太阳”的新闻事件，宣传队就得通宵达旦赶排节目配合宣传。记得《毛主[xi]去安源》油画发表后，宣传队长刘致中从东方歌舞团请来老师，为我们突击排练自编自演的同名歌舞剧，练得大家连走路都抬不起腿、迈不开脚。尽管每天如此劳累紧张，不知疲倦的我浑身仍有使不完的劲儿，利用参军前曾在县“红代会”干过文化工作的那点能耐，差不多把舞美、灯光、服装、道具、化妆等活全部包揽下来，以至被队里老同志亲切称为　“小老杨”。现在再细想，当年“九大”闭幕后党员队伍搞“吐故纳新”，宣传队党支部之所以仅通过我这个娃娃兵一人入党，大概就是对我“年纪不大，干劲不小，本领不少”的一种肯定。只因当时不满18岁上报未批，待我年龄符合党章规定后才获批准，并当选为师政治部党支部青年委员。这是后话。

放映队伍中的佼佼者

1969年5月“九大”闭幕不久，全军所有业余文艺宣传队奉命解散，我被分配到师政治部电影组任放映员。组长施天枝是比我早参军五年的南京同乡，我随后掌握的那些放映技术都是他手把手所教。只可惜师徒相处时间不长，刚半年左右他就调任保卫科干事。“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经努力，我很快便可独挡一面。新任组长李映堂属半路出家，不会放电影却写一手好字，于是互帮互学，携手共进。后来我书写标语横幅、绘制宣传橱窗时的常用美术字体，都是跟他所学与其难分上下。

1971年2月，我三年服役期满提干。国庆节前，结束在“英雄营”二连下放当兵、见习副指导员各三个月的回炉锻炼之后，回到师政治部正式继任电影放映组长。电影组不仅要为师机关和直属连队放映电影，还要为驻守北京周边的导弹营上门服务，近的在京郊怀柔、延庆等地，远的在河北易县、香河和天津小站。尽管当时的影片除去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这“老三战”，但每月巡回放映两场还是把我忙得够呛。幸运的是，手下的几任放映员都是个顶个的好兵，哪怕比我年长或是与我同岁，也照样听我这个刚19岁多点的小领导招呼。接我班的谢全明转业后一路干到汇源集团副总裁，复员回乡的王成森由最基层干成市公安局长，因患眼疾未能提干的华叔年由站柜台干到南京家电公司总经理，这足以证明他们的能力素质都相当高。

任放映组长三年，除去要为师机关和部队放电影，我还负责图书阅览管理、文体器材采购、政工费用开支等事项，每一项都干得井井有条。其间，我还对全师11个团营的放映员办班培训，讲授电工、机械、无线电等原理，传授故障排除、幻灯制作等经验，这在当时北空军师级部队尚属首家。我个人也取得全北空放映队伍专业理论和操作技术考核双第一，并在大军区幻灯创作汇演比赛中荣获二等奖。然而，不知满足不大安分的我，自20岁起即利用帮干事们抄写材料悄悄练起写作，稍后又结合搞图片展览拜师学习摄影。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有我两篇练笔文章在《军事摄影》杂志刊登，三张新闻照片被新华社通稿全国，投稿命中率比专职新闻干事还高。

战士眼中的小指导员

1974年8月，我被任命为四师三十三营三连副指导员。这是一个导弹技术保障连队，排长、技师们基本都是从军校毕业的大学生，全都比我入伍早、年龄大、学历高。正因为自知军龄刚有6年半，年龄22岁刚出头，而且仅是个初中毕业生，所以我十分注意严于律己，自觉坚持率先垂范，哪怕是每天出操站队都跑在前面，养猪种菜淘厕所更是身先士卒。不料在年终的民主评议会上，我仍成为不受战士欢迎的人。

毛病究竟出在哪儿？事后通过逐个谈心交心才明白，勤奋好学本是我的一个优点，在基层却成了影响官兵关系的一个障碍——我的所有业余时间，差不多全用在了求知学习上。病根找到了就好办，从此无论星期天玩军棋谁输谁喝凉水，还是节假日打扑克谁输谁钻桌子，我几乎一次没再拉下，只是从未输过也没喝过钻过而已。这样没多久，我便赢得了全连官兵的信任和拥戴。在战士眼里，我这个小指导员近乎无所不能，值得尊敬信赖。于是，谁有心事都愿向我诉说，谁遇上难事都会找我商量，就连找对象也请我给当参谋，与女朋友闹别扭也找我写信解围……在随后的时间里，我带领连队“三进三出”师部新建工地，携带装备摩托化行军奔赴内蒙古黄旗海驻训打靶，1976年底使连队首次跨入先进并荣立集体三等功。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同训练、同学习，同劳动、同休息，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战友战友，这亲切的称呼，这崇高的友谊，把我们团结成钢铁集体！”。正如这首歌所唱的一样，我在基层直接带兵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深切体会到什么样的干部才受战士欢迎，什么样的情感才称得上战斗友谊。记得在我接到命令赴北空机关任职时，年近四十的大胡子连长谢柞忠抱着我哇哇大哭，全连官兵无不含着泪水为我列队送行。每每想起这难舍难分的情景，我总会心头发热眼圈发红。

这段宝贵的连队工作经历，也为我后来有幸负责指导全区基层建设和抓基层工作奠定了基础。

组织部里的年青人

1977年2月，我以优秀基层主官和借调帮助工作的双重身份，在参加军区空军“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表彰大会之后，正式调入北空组织部青年科任干事，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机关工作生涯。

军队组织部门与地方不尽相同，除主抓党委班子、基层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之外，还负责党务、组织、青年、纪检和作战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政工条例修订、政治实力统计和共青团、军人委员会、人大、政协、工会、妇联、婚姻、抚恤、奖励等诸多业务。可以说，凡是没有明确主管部门的工作，几乎全由组织部门统管负责。面对如此繁重冗杂的任务，当任部长徐德才和继任部长刘昌茗，都非常重视对组织部新人的选拔和培养。

与我同批来组织部任干事的，有从空8师到党务科的李雨生；从空17、24师分别来组织科的李洪、赵泽新，我们几个年龄都在二十五六上下。这是组织部在文革后期首次从部队选人。原有的曹维符、冉宝清、李东南、刘怡峰、石天庆等干事，此时都已来部里工作年头不短。我们这批年青人的到来，加上稍后有李达文、杨义安、周宝琪等新人的相继调入，无疑为组织部建设与工作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我刚来青年科报到时的科长是丁健儒。当时他在天津五七干校锻炼，回来后直接调任党务科长，因而我并无缘在其手下工作过。真正把我带上路、扶上马的科长是曹维符。他工作勤奋踏实，为人真诚正直，待我亲如兄弟。我在曹科长手下前后工作整四年，他言传身教的潜移默化作用，对我人格品行的修养和提升影响很大。此前我虽在基层当过团支部书记，但对如何指导全区部队共青团工作则是一头雾水。为此，曹科长带我到驻地条件艰苦的包头高炮五师、公庙子飞行场站等部队，通过调查研究、解剖典型和总结经验，增强我对青年工作的整体感知和具体了解。在他的热忱传帮带之下，没多久我就基本适应机关环境，胜任本职工作。

1977年10月，在走进组织部从事青年工作刚八个月的时候，我有幸成为北空部队十来万青年官兵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007年12月于香榭舍酒店

（摘自《陈年老酒》——杨志怀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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