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从军记

——人生散记之一

人生不能没有梦想，有梦就有期盼，生活才有奔头。我儿时的最大梦想，就是渴望能早日穿上军装去当兵。这固然与那年月“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社会氛围相关，但更多的则是我们这代人“生不逢时，多受磨难”的特殊经历使然。

我的老家位于南京城南农村，现在地属江宁谷里社区。父亲杨国全原先是国营建筑公司工人，五十年代末下放回乡后仍靠他的木工手艺谋生养家。母亲程桂珍是个纯朴能干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含辛茹苦为养育儿女辛勤劳作。这样“半工半农”的家庭，在当时江南农村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除有耳聋残疾的大姐志英之外，哥哥志宁、二姐志萍和我都有幸被父母供养读书，为我们后来分别从政、执教和当兵插上了翅膀。幸运中的不幸的是，我刚出生正赶上新中国百废待兴，刚记事就遇上大跃进砸锅卖铁，长身体时又碰上三年自然灾害，学知识时再摊上文革这场动乱……所有这些，使我小小年纪就感受到生活的苦涩和艰辛。因此说，我儿时的参军梦并不怎么纯洁高尚，更多的是期盼能去部队过上吃穿不愁的好日子。

真是连做梦也没想到，儿时渴望能穿上的这身军装，我一穿就是多半辈子。当年报名参军时一波三折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一）

1968年1月上旬，我利用寒假从县“红代会”回到家中准备过年。这个机构是响应毛主[xi]“联合起来闹革命”的号召，为促进红卫兵各派大联合而成立的一个过渡性社团组织，全县11所中学各选派一名代表参加。我作为陶吴中学师生推选的代表，在其中负责宣传文化工作，办公地点设在已停课一年多的江宁职业技校。没想到，就在我刚到家的第二天，北京空军接兵团也临时借住这里，团长办公室就在我们隔壁。得知这个消息，一心想当兵的我异常兴奋，立即风风火火赶往县城。

我家住地到县城的直线距离本不算远，也就30来华里，与到南京城里差不多。只是当年交通远不像现在四通八达，去县城得先步行个把小时到乡里等长途车，待到了南京中华门后再换乘郊区车前往。如今只需半个来小时的路程，那天竟耗去我六个多钟头。当我马不停蹄赶到的时候，谁知还是晚了一步。当天上午，接兵团已移师我们中学所在地陶吴镇。顿时，我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大失所望地瘫伏在课桌拼成的工作台上。

“怎么啦，太激动了吧？”不知什么时候，留守值班的小蔡吃完晚饭回到这里。他对我说：北京来的空军接兵团有位姓田的团长，从我们几个人的合影照上见到你，听说你杨志怀能写会画还爱摆弄乐器，特意叮嘱让你尽快去陶吴找他。

真的？不可能！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你想啊，我是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那位团长与我未曾谋面素不相识，人家怎么可能让我去找他？真去找他人家团长能见我？

“千真万确，毛主[xi]保证！”见小蔡竟然冒天下之大不讳，说出当时绝对禁忌的这等话来，刹那间我像是被注射了兴奋剂似的，不顾一切冲出办公室，一路狂奔跑向汽车站。竟忘了，此时夜幕已经降临，长途汽车早已停运。

田团长是位山东大汉，待人和蔼可亲，说话不紧不慢，嘴上总爱叼个烟斗。次日清晨，当我带着一身寒气来到接兵团，得知我饿着肚子走了30多里夜路才赶到这里，他立即安排司务长领我去食堂就餐。饭后，简单询问几句并让试试笛子和二胡，田团长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家伙啊，马上给我回家去，到你户口地去报名，先参加那儿陆军征兵体检。放心，只要你身体没大毛病，政审能过关，等到兵员分配的时候，我一定把你要过来带走！　

事后渐渐才知道，田团长一行人来自北京空军独立第四师。这是一支战功显赫的地空导弹部队，师首长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文化建设。田团长离京之前，师首长特意对他交待：遇有文艺特长的小青年，要想办法给带到四师来。

（二）

兴致勃勃回乡报名体检的第三天，我就沮丧地返回北空接兵团驻地。没料想，仅量完身高体重，连五官科都没查完，我就被刷了下来。理由和结论是：年龄差两岁，体重少两斤，右耳膜陈旧性穿孔，“不符合服兵役”。

现在想起来，当年乳臭未干的我也不知哪来的那股韧劲和勇气。回到北空接兵团驻地后，我竟不知深浅地和接兵干部吃住在一起，寸步不离地跟在田团长屁股后面死磨硬泡，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你不是许诺只要身体没有大毛病，政审能过关，就一定把我带到你们部队吗？我家祖上三代都是贫农，社会关系一清二白，不就是我患过中耳炎留下耳膜穿孔吗？我的右耳听力丝毫没受影响，你们空军也不像人家陆军武装泅渡，只要我注意防止耳朵进水，早就好了的中耳炎怎么会复发……不知是被我的执着所打动，还是田团长心中已有定律，一天午饭后，他特意指定随团老军医单独为我体检。结果，除仍查出“右耳膜陈旧性穿孔”，又多了项“肝大约一点五指”。

“你必须赶紧到市级医院化验肝功。肝功是不是正常，决定你这次能不能当兵。最晚在后天午饭之前，你务必把医院报告交给我”。受田团长之托，老军医一脸严肃地郑重告诉我。

不到两天就出肝功化验结果，即使在医学发达、设备先进的今天也难做到。所幸当时我不懂也没想这些，只想到舅家表嫂是南京妇产医院的护士长。当我心急火燎地赶到那里已是下午四点多，热心的表嫂赶紧带我去找医生。那位医生听罢十分为难：帮忙查验没问题，只是不可能这么快出结果，何况抽血还得等明天早晨空腹来啊。见我急得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表嫂边安慰我边向医生求情：小表弟的健康状况我有数，逢年过节常和我们全家共用碗筷吃饭，他的肝功不会有问题。再说了，报名参军、保家卫国是好事啊，你就成全我小表弟吧……

次日清晨，我小心翼翼地把悬系自己命运的“肝功能正常”报告单，提前送到正准备移师县城的北空接兵团。看罢，不苟言笑的老军医诡异地笑了笑，和蔼可亲的田团长会心地点了点头：小家伙，放心回家过年去吧。如果不出意外，五天之内你就会接到通知书，顶多半个月就跟我出发去北京！

回到家里才知道，就在我来回奔走的那几天，接兵团已派两名干部对我直系亲属和社会关系进行内查外调。难怪田团长说话的语气那么肯定，原来我的政治审查已经过关。

说来也巧，大约在我当兵20年之后，北空政治部统一组织清理文革期间入伍的干部档案，让我有幸亲眼看到自己当年那张《应征入伍体检表》，结论栏中那“不符合服现役”的蓝色印戳格外惹眼。我不由自主地笑道：本人当兵这么多年，从未因病请过假，更没生病住过院，这样的身体怎么就不合格？看来征兵条件真得改改才是。

（三）

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我当兵的事已成定局，全家人正欢聚一堂准备过年，万万没想到张榜公布的名单中竟没有我。　

天啦！这到底是怎么了？见别人接到入伍通知书后奔走相告欣喜若狂，我一下子像是跌入万丈深渊绝望透顶。任凭父母怎么劝说，哥姐如何宽慰，我都不听不顾发疯发狂……

“杨志怀这个兵我们要定了，甭管他身体合格不合格，你们这儿放是不放，我们都要把他带走！”在县武装部的简易会议室里，田团长的话不紧不慢、柔中带刚。

“那么多好小伙哭着闹着走不了，我们推荐的人你不要，偏要把一个身体有毛病的人带走，你让我们的工作怎么做？不行，这不合适，不能例外！”年过半百的武装部长寸步不让。

“那好啊，既然这个兵不能例外，那我们对所有人都不例外，包括你们想塞进来的那几个部队干部子弟，我们一个也不要！”田团长点燃烟斗吸了一口，仍然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那……”老部长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是好。

“我看这样吧，杨志怀的入伍通知和新兵被装可以不发，但手续你们给办，人由我们带走，这样是不是两全齐美？”没等武装部长回答，田团长就起身离开会场。

在县委招行所的一个房间里，接兵团张参谋把田团长与武装部长的交涉过程，完完整整地转告了我。听着听着，我的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失声哭泣起来。

这是感激的泪！幸福的泪！

1968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十，晚8点整。这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历史性时刻。一队身着新军装、胸戴大红花的新战士，在众亲友簇拥和乡亲们的夹道欢送下，含泪告别江南这片热土，依次登上军用敞蓬卡车，一路高歌向江北浦口火车站驶去。

最后一个登上车的是我。没有军装，没有红花。依旧一身学生装束，只是多个母亲给准备的简易行囊。虽说有点遗憾，有点孤单，但我的军旅生涯即将从此开始，心中充满的则是无比的幸福、感激和对军营生活的不尽向往……

从1968年1月刚满16岁报名当兵，到2006年12月年满55岁正式退休，我的风雨从军路至此已画上句号。无论这个句号画得圆是不圆，我都将永远铭记生我养我的已故父母，铭记当年四师的各位首长，铭记为我圆梦的田团长，铭记所有理解我帮过我的热心人。如果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的今世今生。

值得欣慰也可以告慰的是：当年身着军服从南京来到北空部队的那152位战友，已无一例外地相继脱下军装复员或转业回乡。唯独一身学生装束、带着几丝遗憾而来的我，这身军装一穿就是整整四十年。

2007年8月于御景园公寓　

（摘自《陈年老酒》——杨志怀文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