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说本性，执理话文风。

七子怀绝艺，九州享盛名。

远能齐子政，近可胜张衡。

清澈羞泉水，斑斓耻彩虹。

挥毫珠玉撒，走笔电雷惊。

赤似河中鲤，翠如山上松。

可惜难自见，无奈总相轻。

只道金笤异，不知长短通。

元瑜缺绮丽，德琏欠奇雄。

诗胜表王粲，意拙词孔融。

陈琳难细腻，徐干少柔情。

刘骨髓诚耿，桢心气过浓。

侍才何傲物，处世应宽胸。

月亮含阴影，峰拔起缓冲。

行行皆劝世，句句尽端行。

典论传今古，曹丕垂汗青。

参考资料：

1、《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三国时期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论文》是其中的一篇《典论?论文》是魏文帝曹丕所写的二十篇文章之一，按照“子”书的形式写成，是曹丕关于国家大事一系列的问题的论文总集。但是很可惜，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只剩下残章断简。而幸运的是，《论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2、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他们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对他们文章的风格、特点是这样评价的：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

3、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沛县（今属江苏徐州）人。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4、张衡（78－139），字平子，汉族，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多才多艺，既是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二京赋》曾花了10年的创作功夫，可见其创作态度的严肃。这篇赋不但文辞优美，脍炙人口，而且其中讽刺批评了当时统治集团的奢侈生活，其思想性也是比较高的。他在河间相任期时创作的《四愁诗》受到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的高度评价，称之为“不易得见的杰作”。他的《思玄赋》中有大段文字描述自己升上了天空，遨游于众星之间，可说是一篇优雅的科学幻想诗。除了上述诸文外，遗留至今的还有《温泉赋》、《归田赋》等20多篇，都是辞、义俱佳的力作。

5、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人，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首。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少有异才，勤奋好学，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并称俊秀。献帝即位后任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在郡六年，修城邑，立学校，举贤才，表儒术。建安元年（196），征还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又任大中大夫。性好宾客，喜抨议时政，言辞激烈，后因触怒曹操，为曹操所杀。能诗善文。散文锋利简洁，代表作是《荐祢衡表》。六言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原有文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孔北海集》。　

6、陈琳（？－217年），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人。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陈琳诗、文、赋皆能。诗歌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描写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颇具现实意义。全篇以对话方式写成，乐府民歌的影响较浓厚，是最早的文人拟作乐府诗作品之一。散文除《为袁绍檄豫州文》外，尚有《为曹洪与世子书》等。他的散文风格比较雄放，文气贯注，笔力强劲，所以曹丕有“孔璋章表殊健”（《又与吴质书》）的评论。辞赋代表作有《武军赋》，颂扬袁绍克灭公孙瓒的功业，写得颇为壮伟，当时亦称名篇。又《神武赋》是赞美曹操北征乌桓时军容之盛的，风格与《武军赋》相类。陈琳在汉魏间动乱时世中三易其主，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对功名的热衷。这种热衷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与“七子”其他人相比，他的诗、赋在表现“立德垂功名”一类内容上是较突出的。　

7、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最高。他以诗赋见长，《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是其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的代表作。同时王粲还撰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载“英雄”传记的史书《汉末英雄记》。明代人辑录其作品，编就《王侍中文集》流传后世。著名的文学典籍《昭明文选》中也有王粲的作品。建安二十二年卒，享年四十一岁。

8、汉末文学家、哲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徐干擅长辞赋，能诗，“其五言诗，妙绝当时”，曹丕极为赞赏。曾说：“干时有逸气……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衡）、蔡（邕）不过也。”现存传世之作《中论》，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及其文章风貌。其中《治学》篇中提出的“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强调主观努力的重要；又说“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反对“鄙儒”“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大义之所及”，批评了当时舍本逐末形式主义的治学态度。在《虚道》篇里，他说“人之为德其犹虚器欤！器虚则物注，满则止焉。故君子常虚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视彼犹贤，自视犹不足也，故人愿告之”，用比喻形象地说明谦虚能使人受益的道理。他还说：“人之耳目尽为我用，则我之聪明无敌于天下矣！是谓人一之，我万之”，把博采众识的道理说得极为透彻。他认为“贤者”仅只是品德端正还不够，要“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立功立事益于世”，才能称得上“明哲”，要求读书人应有匡时济世的抱负，真正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徐干的这些见解，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曹丕曾就此大加赞扬说：“……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

9、阮瑀（约165—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汉魏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建安十六年，阮禹随军西征关中，曹操请他代笔写一封书信。他骑在马上沉吟片刻，挥毫点就，呈给曹操。曹操提笔想作些修改，竟不能增损半字。

10、应玚（177--217年），字德琏，东汉南顿县（今项城）人。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有文赋数十篇，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玚处于汉、魏战乱时期，对人民的灾难深感同情，在他的《灵河赋》、《愍骥赋》、《征赋》和《公宴赋》等作品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

11、刘桢（？-217），三国时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刘桢的文学造诣不凡，五言诗尤为诸子之尊，今存的诗歌只有15首。《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中评价他的诗为：“思健功圆，以特有的清新刚劲，为人们所激赏。不仅称美于当世，并且光景常新，能楷模身后。”　他的诗作多以壮美山川为背景，借景抒情，少数为酬答之作。《赠徐干》诗被钟嵘评作“五言之警策也”。《赠从弟》三首为其众诗之著，第二首又为三首之最，诗为：“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钟嵘的《诗品序》说：“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可见，刘桢文学创作的贡献之大。他最著名的赋作有《鲁都赋》、《黎山阳赋》、《遂志赋》、《瓜赋》、《大署赋》、《清虑赋》等。他的赋文风格独特，“积极于宣时，校阅于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文心雕龙?注释》。他一改粉饰太平的世俗，以清新的笔调，娴熟的技巧，朴实准确的语言，纵古合今的大气，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讥讽时事，咏物抒情，实现了汉赋内容由宫廷转向社会，由帝王转向平民的转变。篇幅由长篇宏制转向短小精粹，为以后的文学发展开创了先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