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谈到变量问题，此文则专门针对变量的不确定性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变量是不确定的，对这个问题下一个结论是非常容易的，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对于画家或研究美学的人而言，仅仅因为知道变量是无法确定的事情就摊开双手耸耸肩，那就不配做一个画家或一个研究学者。因为很简单，没有变量便没有递进或改革，至少艺术和学术方面也只能反复拉出“传统”的老调谈个没完。

谈到变量的不确定性，举一个很简单很常见的例子就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本身并不是某种哲学，因为它违背了所有的哲学体系及其要义。存在主义不是为了争论而产生的，而恰恰是为了强调当前存在的合理性而喊出的口号，这口号里面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存在便是合理；二，为存在而哲学，即，情绪的存在是一种合理，而为了证明这种存在是合理的，所以要引用哲学。

于是变量便产生了不确定性。比如：如果一个人做错了事儿，我们去纠正他的错误，他会引用存在主义，甚而要上升到存在主义哲学的高度，既“存在等于合理”。如此一来，纠正错误的行为便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多么荒谬的结论。于是又有了新问题：比如情绪问题。还是同样的例子，我们去纠正错误的事情，总会涉及到具体的个人。某个人的错误被我们所纠正，或许心情不会好（一般情况下），而心情不好，便会产生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产生了，便会产生新的“存在”，而“存在”的负面情绪，毫无疑问是另一种否定的方式，即被否定后的否定，因此变量就有可能朝向负面的方向发展，而这就是变量的可怕之处——不确定性及随意生发的特质。

大部分人，都是情绪化的。理性是制约机制，情绪是发散机制。这两种机制既可对立也可协调。太过理性，容易扼杀感性的爆发力，太过感性，则容易丧失理智。

我们经常会抱怨，为什么抱怨？是因为心理有怨气，怨气又是怎么产生的？自然和环境有关，环境怎么回事儿？哦，说到底不过是因为：环境压抑了个体人的主观能动，并严重损害了个体人的创造力和爆发力，归根结底是因为环境在无视着个体的存在价值，并过分制约了人的动态能量，尤其是在现代这个以学历为主，或崇拜金钱或崇拜权力的时代，一切都被环境给简单化了：有钱和没钱的差别——天上和地下。

这就是所有怨气产生的根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时代早就成了历史，倒是“不患不均而患寡”才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奔跑，拼命地去争夺，用最简单的“多多益善”去指导自己或别人的生活理念，再用这种生活理念去盲目地追逐一切：买了一个房子还想买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

环境对人精神的压迫，最终要导致这样一种结果：每个人都深感不幸福且疲惫不堪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来，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满足于既得的，而只会把眼睛盯在还没有得到的东西上面，然后去追逐，舍命地追逐，直到筋疲力尽轰然倒下。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每个个体都是制造社会怨气的根源，同时也都是承受怨气的载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样一种气候：互相指责，但是没有结果。因为没有人肯坐下来协商，每个个体都在强调个体的存在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体的存在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不等于个体的所有情绪都是绝对真理。比如绝对自由的概念就是个妄想。

因此，变量的可怕性也就在这里，但是在文化艺术中，变量的可爱性也就在这里。我的意思是说：不遵守约定俗成的审美习惯才是可爱的。也就是说，媚俗作品不是好作品，因为这种作品遵守了“约定俗成”的审美定式。　

变量是不确定的，所以才能不断地生发和演绎。比如夫妻吵架也是个很值得研究的例子。大凡夫妻吵架，基本上是嗓门越大吵得越欢。其实不论是哪一方，只要喊出了大嗓门，大概都是为了“以喝止吵”才会那么大嗓门，但是实际效果却往往会朝向相反的方向，不但吵架的激烈程度会升级，甚至还有可能会演化成大打出手的结果。

这就是变量的作用，大嗓门的一方，完全不顾对方在情绪上是否能接受，也完全不顾对方的自尊心是否已经受到严重伤害，满脑子只想着用高分贝的音量试图去证明他（她）自己正确以便让对方快点闭嘴的作法，其实只能证明一件事儿：吵架本身就是多余的，大嗓门的一方必然是强词夺理并气急败坏而完全丧失了理性。

变量是不确定的。正因如此，把握起来就有相对大的难度。　恒量是可以确定的，但在变量面前又往往是那么苍白无力。恒量有个最致命的弱点：在变量面前成为空洞，在生发面前成为虚伪，在品格面前变成教条，在演绎面前成为一个累赘。不过，这都是表面现象。正如大多数少年犯，在他们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总是强烈地要求父母们给他们独立和自主，一旦父母们给了他们自主的权力，他们便以侵犯和攻击行为报复社会，然后锒铛入狱。

任何事情一旦做过了头，便不再是变量，而是一个被伸僵了的弹簧，因为丧失了弹性，再也无法自由伸缩。

2013年1月15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