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早晨，我买早报途经广州棠溪公共汽车站时，看见一位刚下车的年轻但看起来并不漂亮的女孩。她吃力地下了三个行李包，其中一个沉甸甸的约有20公斤左右。凭直觉，她是刚从家里返厂的外来妹。她背一个，左手提着轻的，右手用力地提起大包，走不到十米，她放下大包休息，准备双手交换轻重，并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脸红了，汗水从额角不停地渗出。她还回顾了一下后面慢慢跟着的那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大叠当天的广州日报等新报纸的我。

此时的我心想：以前站在三尺讲台上，总是教育自己的学生要学习雷锋，多做好事，助人为乐。现在轮到自己了。我便跨出几大步，接近姑娘的跟前，关切地问道：“小姐，请问到哪条街？”她吃惊地回答：“到国强大街，我是国强食品厂的工人。”“那好，我是帽厂的，正好同路，让我帮你提一个包吧！”我说。

“用不着，我自己能行。”她说着还看了我一眼后，提起大包慢慢前行。慌了手脚的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了好一阵。好在身边没有其他人，否则无地自容，真想旁边有个洞，从那里钻下去。心想：就算自己自讨没趣，多管闲事吧，不过这姑娘也不识好歹，良莠不分，自讨苦吃，忘记了家乡的一句谚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后来再深思，在广州这大都市里。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坑蒙拐骗，耳濡目染，看来这姑娘在广州打工也不是一天两天，警惕性还算高，连一向给人和蔼可亲印象的我也不相信，由此我比较了南北中国在识别人信任的差异。也由此，我回想起了春天在火车上的亲身体验。

记得那时四月中旬吧，我从家乡四川大巴山回广州的火车上发生的事情。当火车经过韶关站时，我所在的车厢里吃力地挤进了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应该都是古稀之年的老人，跟我母亲差不多，脑海一下子出现了我那位善良慈祥的母亲形象。从此，我便注视着三位老人。

其中一位佝偻着背脊，拄着刺藤拐杖。由于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老大娘只好靠在厕所边站着。她们手腕里都挎起一个不轻的布包，里面装得气鼓鼓的。我的座位也接近厕所，由于缺水，列车刚起动时，总是飘来一根根熏人的臭气。我捂着鼻子，视线透过站着的人群，发现老大娘用空着的那只手捂着难受的鼻子，脸上的皱纹更强调了沧桑的印痕。我的心仿佛被毒蜂蛰了一下。我立即站起身，挤到三位老人身旁，微笑着说：“大娘，我那里有两个座位，你们去吧！”她们相互看了几眼，迟疑地示了眼神，没有出声，都只是摇头。

我又问：“三位老大娘，请问你们要去哪里呀？”她们仍是不停地摇头。我还听见较瘦的那位大娘跟驼背大娘嘀咕了几句。对白话略知一二的我便隐隐约约听出了她们的意思，一下子恍然大悟。广东的老人们大都听不懂普通话，我说那么多话都是白搭，难怪她们总是摇头。

我回到原位置，叫同行的能说白话的侄女去搭话，一则是让座，二则是让她们放下重重的行李，减轻负担。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侄女用白话表达意思后，她们仍是摇头表示拒绝，用白话回应道：“不用，不用！”这样，周围的乘客不停地用复杂的眼神在我和侄女身上找答案，后来还是找到了，那便是“不信任”。

估计过了二十分钟，用两手托起面颊装睡的我悄悄地斜视大娘，却不见了。我好奇地去周围寻找，终于发现，她们正费劲地挤向了后面一节车厢。此刻，我心里更难受，陡然觉察到，身边埋着地雷，或是定时炸弹，不然老大娘怎么会远远地避开我们呢？其实这地雷就是一件件耸人听闻的骗局，教会她们的不信任生人，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不知不觉，我踏进了厂门。在办公室看到了当天的《南方日报》头版头条赫然出现了“陈观玉，特区的活雷锋”的标题。一口气读完了这位南方大娘震撼人心的先进事迹后，对这个处在转型期的时代里，人应该怎么活着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

其实，来到南方后，我仍然希望自己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做点什么，可因这个地方坑蒙拐骗的肮脏事屡见不爽，无意间搅乱了人们的视听，让人眼花缭乱后很难分清黑白是非，便只好对陌生人的行为以拒绝作为最好的办法，来降低风险。

这个大都市跟我西部的故乡比起来，经济上的繁荣与富有跟那里的贫穷与落后形成了鲜明对照，但在这里人心难测却为人们的处世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我想，要是雷锋处在九十年代的南方，那位大嫂一定不会将小孩给雷锋的，因为一定担心这个“多事”的男人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或者是色鬼。

在大都市我感觉很累，所以，不久后还是放弃了繁华，回到了让人活得轻松的故乡。

1996年7月3日于广州初稿，2013年1月14日再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