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形势犹如川剧中的“变脸”——说变就变,取得“辉煌胜利”的“保守派”还来不及弹冠相庆,还没有把庆功酒喝完,中央文件就来了,军代表进驻了各单位,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刚刚还笑逐颜开、兴高采烈的“保守派”,一下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造反派”悲愤地从各个地下冒了出来,各单位首先召开了各式各样的追悼会,在自己的地盘建起了自己单位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然后开始了一场“以牙还牙”的野蛮清算运动。
各单位的“保守派”头头和骨干分子被抓了起来,遭受了最残酷的虐待和毒打。我所在学校有一个姓郑的老师是个保守派的骨干,“造反派”的学生把他关起来后,天天用棍子、拳头凶狠地打他。每次挨打,他都发出令人毛骨耸然的惨叫;每次挨打,他都就用两手紧夹住身体的两侧,以保护自己腋下的要害部位。学生打完后还不给他水喝,让他喝自己拉的尿。后来不知是被打坏了内脏,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反正那位郑老师好几年都全身浮肿,连五官都肿得变了形。
而对于那些在“6·29”杀了人的“保守派”,“造反派”就下手更狠。我们学校有个叫罗波的学生,是个“保守派”学生的头。在“⒍29”期间他亲手杀了两个人,在“保守派”胜利的时候为了邀功,他就到处吹牛说自己杀了三个。后来“造反派”胜利了,就天天逼他折磨他,让他受尽了严刑毒打,人都差点给打死了,才查清楚,原来那第三个死者只是他的主观臆造,“浮夸”恶习。
用枪打断曾上群右臂的那个狙击手也查到了,原来是粮食局的一个退伍军人,曾上群带了赣五中的一伙同学找到粮食局,在粮食局“造反派”的协助下,把那个人狠狠地打了一顿,打得他满地打滚,跪地求饶。
我念初中的时候有个姓胡的同学,初中毕业后考到南昌航校去了。“文革”时,听说他在南昌学生届当了个什么“造反派”的小头头。他父亲在赣州百货公司也参加了“造反派”,在“⒍29”的时候被人杀害了。他回来赣州奔丧时就带了一把手枪,听说那个杀他父亲的人受了伤在医院住院,他就到医院去找他。到了医院,那个杀人者一看到他就万分恐惧,一再忏悔和赔礼,但他一句话也没说,掏出手枪在那人两个膝盖打了两枪,然后吹吹枪口的硝烟,揣上枪大摇大摆地走了。
那天早上,天下着毛毛细雨,听邻居说南门口枪毙了人,我就赶紧跑去看。到了南门口,许多的人围在城门口右边的黄土坪那儿,说是市运输局的党委书记,原来的“老保”头子赵某某,被几个“造反派”的学生早上拉来枪毙了,我就从人群中挤了进去。我看见一个很胖的男人手被粗麻绳绑在后面,仰面躺在地上,头上只有半个脑袋,另半个脑壳被掀开在距他身子有一米多的黄泥地上,殷红的血和灰白色脑浆随着雨水四处漂浮……我觉得胃里一阵翻涌,赶紧从人缝中钻了出来,蹲在地上大声地呕吐起来。
百货公司有几个“造反派”的人被“保守派”杀了,“造反派’就押着那几个杀人者去指认埋人的地方。找到地方后,不准他们用任何工具,只能用手指把埋在土里的死尸挖出来,因为泥层太厚,把那几个人的手都刨得鲜血淋漓。由于天气太热,又埋了一段时间了,死尸高度腐烂,只好连肉带骨头地把死尸的残块用白布包回来。
那天下午,我看见在百货公司仓库那儿的空坪上,由一队“造反派”押着,四五个杀人的“保守派”跪着围着几个大木盆,用水在洗那些腐败了的肉骨。一个大木盆洗一个死人的遗骨,大群的苍蝇围着木盆乱飞,老远便可以闻到那死尸的恶臭。木盆里的水是稠稠的黑灰色,水面上飘着衣服的碎片和腐烂了的肉块,一根根白森森的骨头经他们的手捞起来,冲洗干净,小心地放在旁边摊开的白布上。洗好之后,那些“造反派”还用枪逼着每个杀人者喝一勺那洗过尸骨的的臭水,那情景看得我们这些旁观者也胃里翻江倒海般恶心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⒍29”事件中,仅赣州市区就死亡了二百多人,后来把杀人的凶手以及与那些杀人有直接关联的三百另三个人集中关押在一个厂区,这个地方就成了有名的“三零三”。
再后来,各单位的“革命烈士纪念碑”被拆除了,“三零三”的人也陆续被放了出来,有的回到了原单位,有的自谋职业,有的下海做生意发了大财。而那些殒命的人再也没有人提起、记得,他们曾“辉煌”却没有留影,虽“雁过”却无法“留声”,成了狂热运动一钱不值的牺牲品。
回想这个狂热的时代,我庆幸自己是个“逍遥派”;回想这个狂热的时代,我仍然感到迷惘困惑和不寒而慄。朋友,如果你看了我用“逍遥”的眼睛观察到的这个时代剖面,你还会让极”左”的阴魂重聚,还会让这场中国乃至人类的悲剧重演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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