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乃是来“欺骗”读者的。因为我本也不是专写杂文的“大家”，亦不是某些“自比鲁迅的人”，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来给杂文写手提出所谓的“建议”。写到这里，或许有一些读者会问：那你写这些没用的东西干嘛？

是的，我的确没有资格提所谓的“建议”。

但是，我还是有话要说。

记得鲁迅在谈论杂文时曾说过：“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南腔北调集·小品　文的危机》）他还说：“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战斗的作者，因为失了现在，也就没有将来。”（《且介亭杂文·序言》）　

由此可见，鲁迅一向是把杂文做为现时的战斗的武器来使用的，他的杂文上一种极富于战斗性的文艺政论。在现代文学史上，杂文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而诞生的新文体。鲁迅是现代杂文最卓越的缔造者，是他赋予了杂文以空前的战斗力和艺术价值。早在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就在《新青年》上以“随感录”的形式连续发表了极富于战斗性的杂文，参加了当时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

自然，我们没有鲁迅的睿智，我们的成就或许也不如鲁迅之伟大，但是我们还需记着：“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我们还需谨记，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便是：

将杂文当做针砭实事的战斗的武器！

杂文的灵魂便是战斗性。杂文并非鲁迅独创。自清朝李贽《藏书》《焚书》以来，已有数百年矣。但是为什么鲁迅的杂文就那么有名呢？鲁迅凭什么因为杂文而成为世界文豪的呢？

是战斗性！是战斗性给了杂文的新生！杂文，作为新时代诞生的富有战斗性的文体，它凭什么在中国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蓬勃发展，延续至今呢？是什么将当初不成熟的杂文一步步推向成熟的呢？

正是那些和大家一样默默耕耘的杂文作者！建国以后，正是因为邓拓、吴晗、廖沫沙等杂文作家以短小精悍的杂文，以纯熟的文笔，针砭时弊，求索真理，探索出一条新的杂文创作的道路；正是因为唐弢等作家的辛勤创作，以短小精悍的杂文，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鞭挞丑恶，剖析人生，探索出一条新的杂文创作道路。正是因为这些杂文作家，以其特有的“斗士风格”，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变化或社会倾向，披露社会时弊，抒发自己的观点，才是中国的杂文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呀！

但是现在有些人却要我们“研究外国历史”，还说我们“停留在发达家三四十年代的评论家的思维里，更有人甚至自比鲁迅。”

不错，我们的确是要“研究历史”的！并且，我们还要不断地、反复地研究，因为历史所给我们带来的宝贵的经验教训，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沉浸在历史中，我们要以史为鉴，不断地反思，这样才能对我们的杂文创作有益！

至于“落后的评论”，呵呵，是的，很多人的确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在杂文创作上，前辈们总结出的好的经验，难道也是落后的，也必须全部抛掉吗？

不！对于前辈们创作总结出来的经验、乃至于外国优秀的杂文作家总结出来的经验，我们也要“礼尚往来”，我们也要和鲁迅一样，说道：拿来！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所提出的办学宗旨，不也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吗？蔡元培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集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墨守成规，抱残守阙，持一孔之见，守一　家之言，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发展的。他说：“对于　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他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砥砺德行。”并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进行独立评判，并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　种学会和研究会，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研究学术的能力。

这虽然是教育事业上“拿来主义”的最典型的例子，但是，它对于我们的杂文创作仍是十分有益的。

有些人说：“去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吧！”研究是必要的，但是研究过多了不免也会失去杂文的战斗性，使杂文作者丧失“斗士风格”。我们研究历史，当然要为杂文创作服务。否则，“分析评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只会改变我们的初衷，令我们的杂文充斥着迂腐气。

杂文若无战斗性，纯粹“讲道理”，那便变成了古人的“论说文”，这种拾人牙慧的杂文，读来又有什么意思？某些杂文作者抓到了一面“旗帜”，就以为“绝处逢生”，抓住了根救命稻草，自以为出入头地啦！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这是是无药可医，于我们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极大害处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