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冬的一个中午，寒风凛冽，阳光暗淡。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在结束了一上午的田间劳作后，带着满身的泥土，拖着疲惫的身躯，摩肩擦背地回到青年点儿吃中饭，由于过度劳累，许多同学回到宿舍后便一头倒在床上不愿起来。
这天，我按照习惯，在去食堂的路上依旧喊着同学们去吃饭。当我走到老丁宿舍的窗前时，发现他一个人仰面朝天、双脚搭地躺在床上，就大声喊他去吃饭，喊了几声，他一动不动，就走进宿舍，摇晃着他的身体，我惊奇地发现，他睁着眼睛仍然没有任何反应，直觉告诉我，他可能是出事了。我转身跑到带队干部的房间，向其反映了这一情况。我们迅速把赤脚医生找来，发现他的枕边有一个装安定片的小瓶，初步判断他服用了大剂量的安定片，生命垂危。
十万火急之际，我们套上马车，将他送到公社卫生院，经医生诊断确实是服用了大剂量的安定片，生命体征微弱，建议赶快送往区医院抢救。我们公社离区医院少说也得有40余里，靠马车恐怕来不及，为缩短时间，降低风险，我们便赶着尘土飞扬的马车奔向公路截“大解放”。在去公路的途中，医生说，现在需要马上输送氧气，我二话没说，跳下马车，跑回公社卫生院把氧气袋取来给老丁输上了氧气。我们截的好心“大解放”风驰电掣般地将老丁送到了区医院，由于抢救及时，老丁脱离了生命危险。出院后，老丁对我说，“感谢你救了我一命”。我说，“这没什么，是我赶上了”。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喊同学吃饭的习惯，挽救了一条生命，为此，我感到无比自豪。
2013年1月9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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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月下的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