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被文化大革命宣布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了，这对于前途已经几乎陷入绝望的下放知青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知青们犹如久蛰冬眠的虫子，惊闻春雷蠢蠢蠕动起来，大家欢欣雀跃奔走相告，大家重拾书本挑灯夜读。父母亲也极力怂恿我去参加高考，但我毕竟和那些“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们不同啊。我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娇妻弱子，就这样一甩手去读书了，他们怎么办？

这时，父母亲就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了。他们说：“碰上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考，读了那么多的书，你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做一辈子农民，还让孩子也世世代代面朝天吗？你去读书也就三四年的事，我们一时半会还死不了，家里交给我们，你就放心考去吧！”

他们说的道理我何尝不懂呢？只是思想上一直有顾虑，现在有父母亲撑腰，我也就放下包袱了。我清点整理原先学过的课本，这些年来，从没有想过它们还会有什么作用，撕来上厕所用，已消灭得差不多了。没有书怎么复习？我就到本公社那些念过高中，这次又不准备去参加考试的农民家去找，到公社中学去借。好不容易找到几本数理化的课本，虽然从高一到高三的还不全，我也只能将就着这些有限的资源学习起来。

那段时间，我没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也没出门去做油漆，一个人关在家里没日没夜地看书。至于考什么样的大学，一家人早就商量过了：我们家成份不好，搞文化大革命也是学文科的倒霉，要考就考理科。尖端科学要讲成份，不会要我们这样家庭的人，医生悬壶济世，在什么社会都吃香，就学医吧。父母亲原来在广州，对那儿有感情，就要我考中山医学院。

我复习了十来天，考期就到了。考试的前一天，我乘了一百二十里的车来到宁都县城。碰到了许许多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下放知青，他们和我一样，一个个灰头土脸的，一副营养不良，饱经风霜的样子。但一个个又都表露出那种满怀希望，跃跃欲试的神情。使我很容易联想到在古典小说中看到的那种举子进京考试的情景。我在县城找了一家条件很差，但收费低廉的小旅社住下。问同住在一个旅社的熟悉知青，借了我原来没找到的那几本数理化课本，突击看了一个晚上，就看了这一时半会，我第二天就答对了一个忘了十几年的排列组合题，捡回来二十分呢！这是多庆幸的事。

考场设在县中的教学楼，听到铃声我们像听到生产队出工的哨声，蜂拥进教室。由于十几年没摸过课本，没握过钢笔，天天拿锄头和油漆刷子的手拿起笔来，突然感到它是那么小，那么轻，那么不听使唤，写出来的字是那么丑陋，那么不堪入目。宁都县中的教学楼是砖木结构，楼板是木板钉的，有点陈旧不堪的感觉。坐在我右边前一排的一个男生，不知是在哪个公社下放的，不知是尤其紧张还是因为害怕，几场考试从头至尾都全身颤抖，震得楼板一直振动不停。

由于是第一年恢复高考，考虑到学生荒废学业十几年，出题老师还不想太为难大家，就没有像今天的高考那样题量大，涉及面广，出题刁钻古怪。考题不多，都是一些大题目，像语文就几个文学知识题，和一道作文题《难忘的时刻》，我编撰了一个在北京接受毛主[xi]接见红卫兵的故事，描写了那时的激动心情（我这种家庭成份的人哪有资格到北京去串联啊），然后梢加过渡，就跳到今天恢复高考第一次走进考场的场景和感受，最后点题。考试完了，我自我感觉还可以，就坐车回去照老样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没把这事看得太重。

过了有十多天吧，公社贴出了大红喜报，我和另两位知青榜上有名。那两位都是宁都本县老三届的下放知青，一个在公社中学教书，另一位在公社所在地的大队当赤脚医生。

当时全县有些公社在这次高考中剃了光头，公社认为我们一下能考上三个，是为公社长脸了，很光荣。就派了车，敲锣打鼓地送我们去县城体检。体检回来，我把要准备的衣物全准备好了，还抓紧时间去做了一段时间油漆，想多赚点钱留给家里，也准备带点钱出门自己要用。

可是等了很久，那两位同去体检的知青已经接到通知上学去了，我却一点消息也没有。后来托人到县里打听，说是我的政审过不了关，就名落孙山了。

第二年高考仍旧举行，我又报名了。这次报名后，我又和父母亲做了认真的研究，考虑理科既然有限制，就报文科吧；名牌大学既然有限制，就报考本地院校，所以我这次报考了本地的赣南师专。程序依然是这样的，考试出来我的感觉也依然不错。也敲锣打鼓送到县里去体检过了，可这次政审关却没有想到卡在了生产队。就是那位卢书记口授生产队的会计写了一条意见：“他父母亲是右派，他有很重的家庭负担，他去读书了家人生活怎么办？不同意。”这事是生产队的那个会计在后来告诉我的，卢书记这次又很好地展示了一下“领导我们事业核心力量”的作用。不过从今天客观地来分析，他并没有看重我家成份和反对我出头的意思，他怕我走了增添生产队的负担，这种非常现实的考虑，也应该是情有可原的。

后来是公社书记看到我两次高考，无论是考理科还是文科，都像是囊中取物，就下令将我调到公社中学去当民办教师，要我为公社培养考场新生力量。

-全文完-